一家公司剛申請發射100萬顆衛星，物理學家格雷戈：多數人不知我們已建好末日系統

我上一次見到勞拉·格雷戈是在今年五月，威爾士邊界一片炙烤的田野里，我們坐在帳篷下。那天臺上的討論涉獵極廣：太空垃圾的危險、海洋法能不能適用于外層空間、人類對“神圣”的感知、還有我們星際未來的種種設想。物理學出身的格雷戈一度神情專注地說了句讓全場安靜的話：“人們必須清楚太空中正在發生什么。公眾的認知必須追上現實。”

三周后，SpaceX啟動上市流程，一度讓埃隆·馬斯克短暫成為地球上首個身家過萬億美元的人。

當我再次聯系上格雷戈、問她“那我們到底該知道些什么”時，她正坐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屏幕前。她說，普通人關于太空的日常體感，馬上就要被改寫了。如果說迄今為止，一個人抬頭仰望星空時總能感到“滿懷驚奇、與宇宙緊密相連”，頂多偶爾瞥見一顆并非流星的飛馳光點，那么接下來的圖景完全不同。“有人計劃再發射數以萬計的衛星，這真的會改變你與天空中所見一切的關系。”她特別提到，SpaceX剛向聯邦監管機構提交了申請，要求獲準發射最多一百萬顆衛星。

格雷戈身上有一種不刻意的溫暖與緊迫感，同時毫無自我吹噓之態，這與當下太多空間議題中那股不管不顧的狂熱形成鮮明反差。她是在上大學時成為物理學家的，想法很直白——既然花了時間，就得挑最難的東西來學，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一種非常中西部化的視角”。后來她做了觀測宇宙學的研究，發現自己真心熱愛這份工作。而這份熱愛與她的另一重身份——一個始終關注反戰、勞工權益、種族正義等“所有對建設更好社會至關重要議題”的行動者——交匯在一起，最終讓她成為憂思科學家聯盟全球安全項目的研究主任。

憂思科學家聯盟誕生于越戰最激烈的那幾年，是一群美國科學家因震驚于本國政府對科學的濫用而成立的，目標是把研究力量轉向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格雷戈將自己視為沿著萊奧·齊拉徳那一脈科學家的傳統在工作——那位物理學家曾奮力警告美國政府不要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用她的話說，這是“科學家認真擔起揭示危險的責任”。所以她做研究、做教育，有時候也針對具體議題進行游說：比如當年她不得不向小布什政府解釋，他們那些關于“太空武器”的暈眩狂想——很大程度上受科幻小說、甚至可能是電影的啟發，想象著“在太空里把海軍陸戰隊員咻咻咻地傳來傳去，嗖嗖嗖地開火”——根本行不通。至于當下這屆政府，似乎把戰爭當做可以自行編造規則的電玩游戲，不出意料地更難打交道。

不過，太空中確實是有規則的。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簽署了1967年的《外層空間條約》。這部條約明確要求太空只能用于和平目的，任何國家不得在太空部署核武器，也不得在任何天體上安置武器。麻煩的是，條約簽訂時沒人能預料到今天的技術形態：例如，條約禁止在太空部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反衛星武器算不算？從地面發射導彈擊毀自己的舊衛星，產生的數千片碎片幾十年都不會消失，這種行為算不算“污染”太空環境？

格雷戈真正的研究重點，她稱之為“系統脆弱性”。這個詞遠沒有“末日”那么戲劇化，卻更精確地捕捉到了問題的本質：全球社會的關鍵基礎設施——通信、導航、金融交易、天氣預報、災害響應——已經悄無聲息地深度依賴太空資產。而這些資產本身防護能力極弱，一旦出事，沒有備用方案。她用一個非常生活化的類比來向政策制定者解釋：“就好像你每天早上起床，然后發現你的房子突然被一片森林包圍了，而你完全不記得自己什么時候搬進了森林里。”大多數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手機上的時間信號、網約車地圖上的定位、跨行轉賬的時間戳，甚至電網的同步運行，都來自那層薄薄的大氣層外高速飛行的金屬盒子。

格雷戈反復強調一個令人坐立不安的事實：這些系統并非天然安全，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未經充分討論的假設之上。比如，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形成了一種古怪的默契——雙方都不碰對方的衛星，因為一旦開始互相摧毀，誰也不知道局勢會如何升級。這種默契在當今多極化的世界還能維持多久？更讓人不安的是，她和團隊在向決策者做簡報時發現，許多高級官員對太空系統的依賴程度“沒有概念”。她記得有一次向一位國會議員展示：假如某天早上所有衛星突然集體失效，美國的金融系統會在幾小時內停擺，而軍隊的精確打擊能力將在幾分鐘內退回到二戰水平。那位議員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后說了一句話：“沒人告訴過我這些。”

而眼下更棘手的危險，來自核武器重返太空的可能性。格雷戈指出，大部分公眾以為1967年的條約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條約確實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器，但某些國家正在探索的技術中間地帶——例如將核裝置送入軌道、但聲稱只是“經過”而非“部署”——正在考驗條約文本的每一個字。她在憂思科學家聯盟的同事一直在追蹤相關國家的衛星行為模式。畢竟，核爆炸如果發生在大氣層外，它不會像人們想象中那樣炸出一個火焰四射的蘑菇云；更具毀滅性的是它產生的電磁脈沖，可以在瞬間讓半個大陸的電子設備集體癱瘓，而那顆核彈可以偽裝成一顆普通的通訊衛星，被一種有核國家才掌握的、被稱為“核電站上天才用得著”的技術送入軌道。

這聽起來已經足夠像一部末日電影的開場，但格雷戈說話時的神情沒有任何刻意渲染恐怖的成分。她更像是在陳述一種工程層面的失敗可能性——而且是在我們這一代人已經把所有雞蛋放進同一個脆弱籃子之后。在她看來，最大的認知盲區在于：普通人討論太空時，要么覺得那是屬于未來學家的遙遠話題，要么被馬斯克那種“多行星物種”的敘事帶跑了節奏。她并不反對星際移民，但她堅持一個基本優先級：“在我們把人類送上火星之前，先確保地球軌道仍然是可用的。”

她指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現實：近地軌道已經擁擠到了危險的地步。目前太空中直徑超過十厘米的可追蹤碎片大約有三萬多個，而足以摧毀一顆衛星的微小碎片數量以百萬計。更要命的是，這些碎片之間一旦發生碰撞，會產生更多碎片，觸發連鎖反應——所謂的“凱斯勒綜合征”。格雷戈說：“我們已經在懸崖邊緣了，只是大多數人還沒往下看。”而這個懸崖之所以變得更陡，正是因為有公司申請一次性發射上百萬顆衛星。她算了一筆簡單的賬：就算其中只有極小比例出了故障、變成了不可控的太空垃圾，增量也足以讓近地軌道的安全運行窗口急劇收窄。

但讓她繼續工作下去的動力，與讓她擔憂的原因恰好來自同一個事實：這個問題技術上是有解的，只是缺乏足夠的政治意愿和公眾認知。她和團隊花了大量時間做一種非常基礎的工作——向不同國家的外交官解釋衛星軌道力學的基本原理，讓他們明白近地空間不是無限大的荒地，而是一個有限的、需要共同管理的公共資源。她甚至從海洋法中找到了類比靈感：公海的漁業資源曾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的，直到過度捕撈讓多個魚種瀕臨絕跡，人類才開始學會分配配額。她認為太空交通管理也需要經歷類似的覺醒過程，只是留給人類犯錯的時間窗口比海洋短得多。

采訪接近尾聲時，我問她：如果有人聽完這些覺得非常無力，該怎么辦？她想了片刻，然后給出了一個不太像標準科學家回答的答案：“去看看夜空。”當然，她接著說，不是讓你毫無頭緒地焦慮，而是去意識到：那些你看到的靜默星辰之間，有一層人類剛鋪上去不久的新基礎設施正在高速穿梭。那層設施連接著你的生活，也承載著巨大的風險。而“意識到”本身，就是普通人能做的第一件事。她說，當年全球禁止大氣層核試驗的條約之所以能通過，很大一部分推力來自公眾看到了放射性塵埃落到自家后院的數據。同樣，只有當足夠多的人開始追問“為什么我的定位信號今天又偏了五百米”或者“為什么航班莫名其妙延誤了四個小時”時，政治行動才有可能跟上。

格雷戈的語氣始終沒有變成說教。她更像是一個在深夜里發現了火警信號燈閃爍、于是挨個敲門叫醒鄰居的人：沒有時間禮貌客套，但每個字都壓著真實的分量。“多數人不知道，我們已經建好了一套末日系統。”她最后這樣說道，然后糾正自己，“不對，不是‘建好’，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住進了一套末日系統里。現在的問題只是，我們是否會在它出故障之前，學會管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