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不下璦琿城，就拿海蘭泡的中國人開刀泄憤？沙俄其實另有更深層的盤算

1900年7月14日，黑龍江璦琿段，江面比平時寬了不少。那一年夏天雨水格外多，江水漫過了南岸平時裸露的淺灘，一直漲到璦琿城外的柳條叢邊。隔江望去，對岸海蘭泡的俄式建筑輪廓清晰——東正教堂的洋蔥頂、西伯利亞鐵路管理局的紅磚樓、哥薩克駐軍營房的白墻，以及碼頭邊堆成山的木材和煤炭。

海蘭泡，俄語叫布拉戈維申斯克，意思是“報喜城”。1858年《璦琿條約》簽訂之后，俄國人把這片原屬于中國黑龍江副都統轄地的土地改名換姓，立起了十字架，修起了兵營。但名字改得再響，也改不掉一個事實——到1900年，這座城市的將近四萬居民中，中國人占了絕大多數。

他們是幾十年來沿著黑龍江兩岸自然遷徙過來的農民、商販、手藝人，在海蘭泡開荒種地、開鋪子做買賣、建廟辦私塾，形成了幾條像模像樣的中國街。街上賣豆腐的吆喝聲和山東老家一模一樣，過年貼的對聯是手寫的，關帝廟里的香火從來沒斷過。這些人和黑龍江對岸的璦琿、齊齊哈爾、呼蘭等地的中國人并無區別——他們本來就是同一群人，只不過住在同一條江的兩岸。

1900年7月14日這一天，江兩岸的中國人都在過著一個并不安寧的夏天。義和團運動已經從京津蔓延到了東北，燒教堂、拆鐵路、殺洋人的消息隔三差五傳來。中東鐵路沿線的俄國護路隊和義和團之間已經交過幾次火。空氣中飄著一種說不清的緊張，像夏天暴雨來臨前的悶熱。

但海蘭泡的中國居民們大抵覺得，這些事離自己還有一段距離。他們在這里住了幾十年，有些人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跟俄國鄰居處得不算好但也談不上多壞。俄國警察收稅的時候態度是差了點，哥薩克巡邏隊喝醉了酒偶爾會砸攤子，但日子總歸是過得下去的。誰也不會料到，四十八小時之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將不在人世。

變動是從7月15日凌晨開始的。頭一天下午，黑龍江璦琿段發生了一件在當時的戰局中算不上特別重大的軍事事件：一支試圖渡江偵察的俄軍小股部隊在璦琿城附近遭到清軍守軍的截擊，幾艘舢板被擊沉，傷亡了一些人，其余退了回去。

璦琿城的清軍守將叫壽山，時任黑龍江將軍。這個人在晚清官場里算是個異類——漢軍正白旗出身，卻不走尋常的官僚晉升路徑，而是憑著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一步步升上來的。1894年，他在朝鮮牙山和日軍交過手，負過傷，知道現代戰爭是怎么回事。面對俄軍在黑龍江對岸越來越頻繁的軍事調動，他沒有像大多數同僚那樣選擇上報朝廷然后等待，而是直接加強了璦琿沿岸的防御工事，在城墻上加裝了從奉天機器局調來的克虜伯小炮，沿江增設了好幾道巡邏線。

壽山做的事情，沙俄阿穆爾省軍區司令格里布斯基中將全都看在眼里。海蘭泡和璦琿只隔著一條江，肉眼就能看到對岸的動靜。俄軍原本的計劃是趁清廷無暇顧及東北之際，以保護中東鐵路為名迅速渡江攻占璦琿，進而控制整個黑龍江右岸的軍事要塞。但壽山的布防讓渡江變得不再容易，7月14日的偵察行動失利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

格里布斯基很惱火。這種惱火不完全是因為一次小規模交戰的失敗，更深層的原因是，在19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沙俄對東北的野心已經遠遠超過了“保護鐵路”這個官方口號所表達的范圍。

早在1896年，沙俄就通過《中俄密約》拿到了在東北修建中東鐵路的特許權。這條鐵路從滿洲里經哈爾濱直達綏芬河，另有一條南滿支線從哈爾濱通到大連旅順。鐵路修到哪里，俄國的勢力就延伸到哪里。鐵路附屬地內的行政、司法、稅收全部歸俄國人管，實質上就是鑲嵌在清朝版圖內的一塊塊俄國飛地。到了1900年，這些飛地已經連成了片，分布在東北各地。而鐵路附屬地里最龐大的一支俄國駐軍，就駐扎在海蘭泡。

但鐵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沙俄財政大臣維特設計的方案是“和平滲透”——用鐵路、銀行、工廠、教堂、俄語學校這些工具逐步蠶食東北的經濟命脈，讓這片土地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俄國的勢力范圍。這套方案的好處是成本低、風險小，缺點是見效慢，需要幾十年時間慢慢經營。而在1900年夏天，沙俄軍方顯然已經沒有耐心再等了。義和團運動在東北的蔓延給了軍方一個絕佳的借口。與其等幾十年讓鐵路慢慢滲透，不如趁清朝最虛弱的時候直接出兵占領。

海蘭泡的中國人，成了這個野心下的第一批犧牲品。

但直接動手需要一個理由。7月14日的渡江失利提供了這個理由。格里布斯基在發給上級的電報里含糊地提到，海蘭泡的中國人可能向清軍提供了情報，俄軍的軍事行動因此受到了干擾。這份電報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但有沒有證據并不重要。它只是一個信號——動手的信號。

信號發出之后，執行來得極快。7月15日凌晨，大批軍警開始在海蘭泡逐條街區搜捕中國人。指揮這次行動的是阿穆爾省警察局長，他調動了幾乎全部的可用警力，外加哥薩克騎兵。搜捕行動持續了好幾天，被捕的中國人在軍警的押送下走向黑龍江岸邊。

江邊的場景，在幸存者后來的口述和俄國人自己的調查記錄中被描述得驚人一致：全副武裝的哥薩克騎兵排成線列，逼著數以千計的人往江水里走。黑龍江七月的水流并不特別湍急，但江面寬幾百米，水深過人頭頂，不會游泳的人根本不可能過去。岸上，騎兵的馬刀在陽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有人想往回走，刀就落下來了。有人站在水里不肯前進，槍托就砸下來了。刺刀上挑著的，不全是成年人。

海蘭泡慘案中遇害的人數至今沒有精確統計。俄方后來的官方調查含糊其辭，說法反復變化。日本駐海蘭泡領事在慘案后向東京發回了一份秘密報告，報告的底稿現存于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其中記錄，至少有數千人遇難。

海蘭泡只是第一站。海蘭泡出事后的第二天，7月17日，俄軍渡江進入黑龍江左岸的江東六十四屯——那是根據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明確規定“照舊準其永遠居住，仍歸大清國官員管轄”的中國屬地，是外東北百余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僅剩的幾塊仍由清朝行使管轄權的地區之一。這里聚居著數萬名中國人，他們和海蘭泡的中國居民一樣，已經在這里生活了幾代，開墾了大量的黑土地。

俄軍的做法和海蘭泡如出一轍。只不過在六十四屯，他們把一部分人趕進江里，另一部分人則是用軍列運往北方的礦山和原始林區充當苦力。能渡江逃到璦琿這邊的只是極少數。幸存者描述說，那天江面上漂過的尸體，讓整條黑龍江都變了顏色。

如果把這些事件僅僅理解為俄軍在前線受挫后的報復泄憤，那就把問題看小了。格里布斯基在慘案發生前后下達的幾份命令，后來被沙俄臨時政府時期成立的“非常調查委員會”部分公開過。這些命令的措辭表明，驅趕和屠殺的目標不是為了懲罰某個具體事件中的情報泄露——事實上根本沒有證據表明存在這樣的情報泄露——而是要把海蘭泡和六十四屯的中國人全部清除出去，一個不留。

這不是泄憤。這是一場有預謀的種族清洗。

為什么要這么做？因為對于沙俄的殖民計劃來說，這些中國人已經成了一個結構性的障礙。海蘭泡和六十四屯的中國農民，用了兩三代人的時間，把黑龍江沿岸那些原本荒蕪的沼澤和灌木叢變成了肥沃的黑土地。他們開挖了密集的排水溝渠，修建了完整的田間道路，建立了穩定的糧食種植和加工作坊。這些土地的開墾歷史比俄國人的到來早了幾十年。俄國人來了之后，這些土地的產權關系就變成了一個曖昧不清的麻煩。按照條約的字面意義，俄國有權占有這片土地，但如果土地上的中國居民“永遠居住”，那么俄國能占有的其實只是一個空洞的法律外殼，地里的莊稼、河邊的磨坊、鎮上的鋪子，沒一樣能真正落到俄國人手里。

更讓沙俄殖民當局不安的是人口比例。海蘭泡的俄國居民只有幾千人，中國人則是幾倍。在海蘭泡的商業區，中國商號占到一半以上，布匹、茶葉、糧食、木材這些最賺錢的貨品基本掌握在中國商人手里。換句話說，俄國人雖然占了這個地方，但在相當程度上是被中國人養著的。這種情況對于正在全力推進“俄化”殖民進程的沙俄政府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早在1898年，沙俄內政部就曾有人寫過一份備忘錄，專門討論阿穆爾沿岸地區中國居民過多的問題。備忘錄明確提出，如果任其發展，這一地區遲早會出現“中國化”的風險——用當時的話講，叫做“黃色威脅”。備忘錄建議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提高中國人的稅負、限制他們的經營范圍、禁止新的中國移民入境等等。但這些措施在執行上并不順暢，因為當地經濟已經依賴中國勞動力了。于是到了1900年，當戰爭的借口出現時，那個最極端的解決方案被擺上了臺面。

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的消息通過逃亡者傳到黑龍江對岸之后，璦琿城里的壽山在極短的時間內做了一個判斷：俄軍絕不僅僅是報復，他們要掃清渡江北進的障礙，下一步就是打璦琿。他下令加固城防，疏散沿江居民，同時向朝廷緊急求援。

璦琿城沒守住。7月下旬，俄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和炮火發起總攻。清軍苦戰數日，傷亡殆盡，壽山在城破之際自殺殉國。

俄軍攻占璦琿之后，繼續沿黑龍江和松花江南下，相繼攻占齊齊哈爾、哈爾濱、吉林、奉天。到了1900年10月，東北全境實際上已經落入俄軍控制。沙俄陸軍部在戰后提交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報告中寫道：阿穆爾軍區和外貝加爾軍區的部隊在不到三個月內控制了面積相當于法德兩國總和的土地。

庚子賠款談判時，沙俄提出的賠款數額在各個列強中居首，超過三分之一。這筆錢的大部分被用于中東鐵路的擴建和俄軍遠東駐軍的日常開支。賠款之外，沙俄還通過一份《交收東三省條約》試圖把東北變成自己的保護國，這份條約后來在日本和英美的聯合施壓下被迫作廢，但它暴露了沙俄試圖把武力占領轉化為永久控制的真實意圖。

海蘭泡慘案發生以后，清朝政府向俄國發出過外交抗議。李鴻章當時正在北京主持與各國的談判，他在給沙俄談判代表的一份照會中提到了黑龍江沿岸的暴行，要求俄方查明事實、懲辦兇手。俄方的答復是：此事系戰時偶發沖突，與軍事行動無涉。然后就沒了下文。

沒有任何人因為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的屠殺事件受到追究。格里布斯基后來調離了阿穆爾軍區，到中亞任職，退休之后回到彼得堡，住在涅瓦大街的一套公寓里，安度晚年。他的回憶錄里只字未提黑龍江邊發生的事。

黑龍江照常流淌。海蘭泡到1905年之后，中國商號已經寥寥無幾。俄國人住進了中國農民開墾出的田地里，種上了自己的莊稼。二十世紀初俄國遠東移民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就是這些從中國人手中奪來的黑土地。黑龍江沿岸的許多俄族村莊，其最初的農田輪廓和灌溉渠系，都是沿著當年中國人留下的田壟繼續使用的。只是后來的居民已經不知道，這片土地最初的耕耘者是誰了。

1900年那個夏天，那條江上到底漂過了多少具尸體，不會再有人知道了。幸存者中能說清楚這件事的人，大部分沒有活到可以自由講述這件事的年紀。他們的后人散落在東北各地，有的改姓換名融入了當地，有的在之后幾十年的動蕩中再次遷徙。這些人的家族記憶里，往往只有一句模糊的話：老家原來在江那邊，后來回不去了。問為什么回不去，老人們大多沉默。

對于這片土地上后來發生的事情來說，1900年的那七天七夜，既是一場慘劇的結束，也是一系列更大規模變動的開始。沙俄的占領沒能維持太久——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后，它被迫從南滿退出，但繼續控制著北滿直到1917年革命爆發。在這五年占領期內，俄國人在東北修建的鐵路里程超過此前十年總和，鋪設的電報線路覆蓋了整個中東鐵路沿線，沿鐵路線建立的俄式城鎮至今仍能在哈爾濱、滿洲里、綏芬河的建筑中辨認出當年的痕跡。

但這些建設是以什么為代價換來的，在1917年之后已經沒有人追問了。俄國革命推翻了沙皇，也抹去了沙俄檔案中很多不該被抹去的東西。海蘭泡的中國人街被徹底拆毀，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新的東正教主教座堂。六十四屯那片豐饒的黑土地被并入了阿穆爾州的集體農莊系統，此后的幾十年間先后種過小麥、大豆和向日葵，每一季莊稼都長勢良好，收獲季節聯合收割機在金黃色的田地里來來回回，谷倉裝滿了，就堆在露天的曬場上，拿防水帆布蓋著。吃飽了飯的人不會去問，這片土地為什么已經開墾得這樣好，灌溉的溝渠怎么挖得這樣規整——這些事情太瑣碎了，不值得寫進任何一份農業報告。

庚子俄難后來在中文歷史書寫中被放在一個相對邊緣的位置。因為1900年那個夏天，中國同時在跟所有列強打交道，北京城被八國聯軍攻占，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了西安，整個華北都在動蕩。在多事之秋中，黑龍江邊發生的事很容易被別的更大、更喧囂的災難所淹沒。但對那些在江邊失去了全部親人的人來說，那七天就是一切。

壽山的名字后來被刻在了璦琿歷史陳列館的墻上，和他麾下那些陣亡的普通士兵們排在一起。他的名字并不像同時代一些更著名的抵抗將領那樣被廣泛傳播，但如果仔細看他在城破之前寫給朝廷的最后一封奏折，會發現那封奏折里幾乎沒有提到他自己，只是在反復強調：沿江百姓傷亡慘重，請朝廷交涉，請朝廷交涉。這封奏折在軍機處的檔案里躺了一百多年，紙張泛黃，字跡卻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