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上哲學課：噱頭、生態位還是剛需？

2026年6月24日新出版的《經濟學人》雜志推出一篇文章：為何大型人工智能實驗室正在招聘如此多的哲學家？聯想到前些日子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聘請哲學家阿曼達·阿斯克爾（Amanda Askell）成為常駐哲學家，再加上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在2026年4月正式聘請了劍橋大學學者亨利·謝夫林（Henry Shevlin）擔任全職的哲學家崗位。短短數月間，人工智能公司招聘人文類學者似乎已成為行業的時尚，這是一種長期趨勢還是一種短期的營銷策略？這一切都有待進一步的觀察，為此，我們不妨看看引發社會熱議的幾位哲學家在人工智能公司都在干什么？

阿曼達·阿斯克爾出生于蘇格蘭，在牛津大學接受教育，她于2018年在紐約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其研究領域是倫理學，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為Anthropic公司推出的AI助手Claude塑造性格與培訓道德準則。她通過持續對話與設計長篇提示詞，旨在為Claude灌輸一套可指導其行為的“道德準則”或“數字人格”。這個工作頗像我們所熟悉的老師教學生的場景，所不同的是這位學生不是人類而是人工智能體。阿斯克爾在人工智能領域深耕多年，實踐經驗豐富，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自博士畢業后，她曾在OpenAI從事政策研究工作，離開后，2021年她參與創立Anthropic，專注于AI安全。期間她主導撰寫的Claude《憲法》，被公認為是這一領域的權威倫理操作手冊，在這部人工智能《憲法》中，她運用哲學方法與理論引導Claude的行為向善并避免偏見。這個工作與當下的倫理學熱點：價值對齊主題高度契合，即讓人工智能的價值觀與人類的價值觀相匹配，從而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無需贅言，很多人工智能公司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如中國的華為公司也在聘請哲學家從事價值對齊的工作。那么為什么這些人工智能公司都不約而同地做同樣的工作，它的深意在哪里？聘請哲學家給人工智能上課，這是營銷噱頭、搶占行業生態位，還是人工智能發展遇到的剛需？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挖掘。

從營銷角度看，人工智能領域這三年大量砸錢，投入產出比嚴重失衡（據報道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250億美元超過芯片與數據中心折舊的210億美元，勉強跨過了折舊門檻）。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人工智能（AI）IT總投資規模為3,158億美元，并有望在2028年增至8,159億美元，五年復合增長率（CAGR）為32.9%。更有報告指出，四大公司（微軟/谷歌/亞馬遜/Meta）2026年投入可能超過5000億美元至6000億美元，由于統計“投入”口徑差異極大，具體數額差異不影響本文的結論。總之，AI燒錢的規模實在是令人震驚，而目前人工智能的收入根本支撐不起如此巨額的投入，如何讓資本市場能夠繼續看好AI未來就成為所有頭部公司必須考慮的事情。制造噱頭至少是一種吸引社會關注的重要營銷手段。

這波人工智能頭部企業大張旗鼓地招聘哲學家的行為，在流量為王以及吸引投資者方面，企業的這個舉動不排除有制造噱頭的成分。如今人工智能領域花錢如流水，而具體的商業應用場景還不明確，此時如果不能吸引社會的關注與資本市場的青睞，這場豪賭一旦短期內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則會有整個行業泡沫破滅的風險，因此，在這個背景下制造一些驚人的新聞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營銷策略。

從行業生態位角度看，引入哲學家是一種前瞻性商業布局。拋開表面的喧囂，人工智能公司招聘哲學家更深一層的用意則在于為自家產品搶占道德制高點和市場合法性。任何行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在產供銷上形成閉環：既要生產出高質量產品，還要合規并被市場認可，最后還需消費者樂意買單接受，這樣才能使完整的產業生態鏈得以延續。在這條生態鏈上，產品要符合整個社會的法治規范，否則它會被監管部門禁止進入市場，這是合規要求的硬性規定；在銷售端它還必須保證產品符合人類社會的已有道德規范，那些缺陷如AI幻覺、諂媚等現象必須在開發環節得以避免，否則會造成嚴重社會后果；在消費端人工智能產品必須體現人文主義精神，即體現出對人的關懷與尊重。這波人工智能浪潮來勢洶洶，在眾多美好前景敘事之外，人們也對其發展充滿憂慮，人工智能是否會替代人甚至奴役人？人工智能是否會徹底改變人類整體的存在方式？此時引入哲學家等人文學科學者入局可以很好地緩解人們的焦慮，畢竟有人文學者參與制造出來的人工智能會更理解人，并最大限度上尊重并滿足人類的要求與偏好，從而為科技向善提供一種切實的參與路徑。

從人工智能發展的底層邏輯來看，價值對齊是整個行業發展的剛需。在人工智能發展的征途上始終面臨著無法解決的“自然主義的謬誤”的困境，即從自然的“是”得出倫理的“應當”，這個問題是由英國哲學家摩爾在1903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來的，再往前追述就是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的“事實與價值”的二分：即無法從事實判斷直接推出價值判斷。人工智能公司的工程師們知道如何實現目標，但不能確定該目標是善還是惡的。而這個工作恰恰是哲學家們的主要領域，從理論上說，哲學家們能協助工程師們從事實判斷合理過渡到價值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說，引入哲學家是行業發展的剛需。這種剛需背后契合的是“人-機”的價值對齊，所謂價值對齊是指人工智能產品的目標與行為與人類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由于人類價值觀的豐富多樣性，在人與人之間保持價值對齊都是非常困難的，更遑論人機之間的價值對齊，在筆者看來“機-機”對齊要比“人-機”對齊要容易得多，畢竟前者都是用同樣的編程語言寫成的，但即便如此困難，追求人機對齊作為人工智能發展的一種長遠目標仍然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與理論意義。

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價值對齊對人工智能的發展仍具有頭等意義，它事關哪家人工智能公司的產品會被世界更多的人所接受，這就關系到誰的價值觀擁有更多的受眾，只有受眾多的產品才能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從而維持其可持續發展，反之一種落后價值觀主導的人工智能產品它的受眾也必然會稀少，最終導致它的公司被市場淘汰，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觀的影響半徑就是未來人工智能公司可以拓展的潛在市場半徑。這與以往的產品市場分配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那些傳統產品很少涉及價值觀因素，它只關注產品的性價比，比如農產品與眾多的工業制品等，而人工智能產品則與內部嵌入的價值觀深度綁定，一旦價值觀落后其產品很難有市場，如擁有眾多潛在消費者的智能心理治療領域。

價值對齊引發的另一種隱憂則是，人類價值觀的被動整體重塑。由于人工智能的強大學習能力，人類數千年來緩慢積累下來的倫理知識可以被人工智能快速習得，并在此基礎上快速實現倫理知識的迭代與升級，到那時人工智能開始成為人類的哲學老師，就如同2016年人工智能圍棋選手（AlphaGo）戰勝人類圍棋高手一樣，自此以后人類棋手只能向人工智能棋手學習，對于這種全面超越的局面人類準備好了嗎？同理，當那些人工智能頭部企業紛紛重金聘請最杰出的哲學家等人文社科學者參與人工智能設計的時候，這種迭代的速度會非常驚人，到那時人文社科領域將被徹底重塑，今日的熱點很可能如曇花一現般迅速退潮，就如同那些下崗的程序員，正是他們自己親手埋葬了自己的行業。

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 葉菲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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