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老劇《頂樓》重播成減壓劑，明知有錯也要看，越看越上頭！

如今，《頂樓》幾乎已經成了希臘人夏天的代名詞。它重回MEGA電視臺，也為每天早晨增添了一點懷舊的“俗趣”氣息。揚尼斯·達利亞尼季斯執導的《頂樓》于1990年9月19日首播。全劇共兩季、84集，原本曾獲準拍攝第三季，卻最終停在一個并未真正收束的結尾。此后，這部劇又經歷了成千上萬次重播。

“大家都會去找一找。”那又找到了什么？答案是每天早上09:30的高收視率。在一個很多時候都難以持續吸引觀眾注意力的電視環境里，《頂樓》的成功配方依然有效。比如，7月6日周一，該劇在核心觀眾群中的收視率達到19.2%；7月7日周二，在總觀眾群中的收視率為13.3%。

4年前，伊斯米妮·維利奧蒂和科斯塔斯·克里諾斯在臉書上創建了一個專門討論《頂樓》的頁面——“今日《頂樓》”。這個頁面起初幾乎沒有什么特別的目標，如今卻發展成一個擁有超過12000名成員的活躍社群。

科斯塔斯·克里諾斯對《論壇報》說：“我們一開始就是鬧著玩。現在有12000人，我們當然高興，但這并不是我們刻意追求的。最初的想法其實不一樣。我們設想《頂樓》還在繼續，所有角色都活在今天，于是他們要面對當下的各種情況。我們就是這樣開始的。”

他說，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頁面的內容也慢慢變了，成員開始上傳短視頻、表情包，分析劇中場景。“他們甚至寫出了一整集劇本，也給《頂樓》的結局寫過版本，還做了選角，設想如果今天重拍這部劇，會由哪些演員出演。”

他接著說，大家也會尋找劇情上的不連貫之處。“比如第一集里，伊阿宋和埃萊妮出現時，伊阿宋身邊有個小孩，說是他姐姐的孩子。可我們從來沒見過他姐姐，之后也再沒聽人提起過她。”“有人給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在當年拍這些劇集時，沒有人會想到未來會有YouTube，也不會想到我們會一遍又一遍地重看，然后把這些錯誤全都找出來。”

心理學家帕梅拉·拉特利奇解釋說，人們對熟悉重播內容的迷戀，源于一種根深蒂固的結構感和可預期性的需求。“這種行為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它反映了人類心理以及我們對壓力的反應。我們的大腦在處理熟悉內容時會更輕松，這能讓人放松下來，減輕焦慮，并培養一種安全感。”

伊斯米妮·維利奧蒂說：“《頂樓》的成功，當然離不開回憶和懷舊的框架。我們似乎都在某種程度上給過去發了一張赦免證，覺得以前一切都更好，盡管事實并非樣樣如此。”科斯塔斯·克里諾斯補充說：“那時候我們也一樣在幻想更好的生活。現在我們仍然在期待更好的東西，但也會懷念那個其實比現在更好一些的過去。”

伊斯米妮·維利奧蒂說：“這件事有點苦樂參半。我在想，從年齡上看，我們大多數人大概都是從伊里妮開始，后來變成卡捷琳娜，如果一切順利，36年后終究會走到索菲亞太太那一步。”她接著說，也有很多更年輕的人，在《頂樓》首播時甚至還沒有出生，但他們通過重播和社交媒體同樣愛上了這部劇。

“就像《不可理喻的人們》一樣，《頂樓》里的很多臺詞，早在后來《甜蜜生活》《康斯坦丁諾斯與埃萊妮》《兩個陌生人》這些較新的劇集流行之前，就已經進入了我們的日常語言。”“我們人生中最早反復引用的那些臺詞，很多都來自這里。這既有意思，也讓人感慨。因為《頂樓》多少被看作有點‘俗’，它并不像《兩個陌生人》那樣受到那種程度的推崇。”

《頂樓》記錄了1990年代初的希臘，只不過這種記錄是通過雅典一群幾乎有些神經質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過濾出來的。情感、懷舊、現實、禁忌議題，這些都包含其中。伊斯米妮·維利奧蒂說：“《頂樓》當然有那種俗趣，也有那種神經質氣質，它包含了希臘曾經的樣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但至少對我來說，值得一提的是，它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算得上超前的話題，也觸及了一些因為是禁忌而無人討論的事情。

比如卡捷琳娜和赫里斯托斯之間的愛情。在那個年代，那個年齡的人相愛，本身就是一個不會被公開討論的話題。”“還有哈魯拉，她用自己一貫的方式，也觸及了社會以及男性如何對待女性的問題。這些議題始終沒有過時，而在當時，幾乎沒有人會碰，更沒有人會公開討論。”

這部劇中的人物，并不只是達利亞尼季斯想象中的角色。他們也是、并且至今仍是人們在現實中見過、接觸過的人：在家庭里，在朋友圈里，在公共機構里，在辦公室里，在街頭散步時。這些真實可感的人物，像當代社會中一類類持久存在的人物類型，因此始終沒有失去現實意義。

采訪臨近結束時，科斯塔斯·克里諾斯說：“我沒什么可補充的了。我得去拍攝了，塞梅利斯正在叫我。”伊斯米妮·維利奧蒂接著說：“扎哈羅普盧太太也在叫我了。”記者寫道，她不能再耽誤兩人了，只能掛斷電話，步行離開——“走路去。還是走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