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4名學生隨后被認定存在不當行為，并被校方停學。但普勞爾表示，他并不知道這些人是誰，因此擔心自己可能會在校園里不知情地與他們碰面。在專員弗吉尼婭·貝爾追問這一問題時，芬克爾說：“我確實覺得，我們社會中這種保密做法——不只是大學——可能被過度使用了，尤其是在某人已被認定違反行為準則的情況下。”
他說：“這一點不能做得過頭。”不過，他也承認問題很復雜，“尤其是當事人還是年輕成年人，可能只是一時沖動越了界，而他們的人生還很長”。
戴維·斯盧茨基表示，他“確實很同情”各大學校長。這位莫納什大學教授告訴委員會，要區分反猶主義與針對以色列及其行為的正當政治批評，并不容易。
他說：“很多人會說，‘對我來說，猶太復國主義就是猶太教’，而另一些人則會說，‘猶太復國主義不是猶太教’。校長們面對這種情況，會想，‘我該如何處理這種張力？’”斯盧茨基曾參與制定澳大利亞大學系統關于反猶仇恨的定義。他說，反猶主義是社會更廣泛極化的一個癥狀，而這種極化又受到社交媒體“憤怒情緒”的推動。
兩位大學校長就2024年校園營地抗議中的失誤向皇家委員會道歉后，斯盧茨基告訴委員會，他所在團隊開發了一門關于反猶主義的課程，已培訓1700名大學管理人員。
他說：“我每次培訓一開始都會講，我們都在極為痛苦地關注中東的暴力和事態發展……我們看到的許多憤怒和創傷，都源于傷痛。”他說，這一點“對因2023年10月事件而受到創傷的猶太教職員和學生是如此；對每天目睹相關局勢、同樣受到創傷的巴勒斯坦及穆斯林教職員和學生來說，也是如此”。
斯盧茨基說：“我們不認為這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如果我們只是在解決反猶主義，那我們其實并沒有真正解決反猶主義。”
斯盧茨基還對專員貝爾表示，社交媒體算法讓大學的工作更加困難。他說：“我會想到這樣一名學生：到了早上10點走進教室時，他可能已經接收了大量信息。”他們在社交媒體信息流中看到的一切，幾乎都是為了激發憤怒、敵意和對立而設計的。所以學生來到校園時，情緒往往已經被推高了。”斯盧茨基說，其后果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
他說，這其中一部分是要理解澳大利亞猶太人中一些人是在大規模迫害幸存者家庭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這些幸存者本身承受過創傷，而這“是人們為何對反猶主義高度敏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說，大學管理者并不總是清楚，究竟是什么在引發他們所面對的“焦慮、恐懼和擔憂”。
他還強調，創傷和歧視并不只是澳大利亞猶太人面臨的問題。他說：“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類似的工作應當更多開展，而且不只是由我們來做，還應包括關于伊斯蘭恐懼癥、反巴勒斯坦種族主義，以及針對原住民的種族主義培訓。”聯邦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首席執行官瑪麗·拉塞爾對皇家委員會表示，在2024年年中校園營地抗議期間，她開始對校園中的反猶主義問題感到擔憂。
她說，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外部人員”滲入校園，因為這些人一旦進入，抗議者與校方之間的對話往往就會中斷，進而出現“更加激烈、更具攻擊性，而且更針對個人”的針對猶太學生和猶太教職員的表達。
拉塞爾承認，當時各大學“非常不愿意作出判斷”什么構成反猶主義，因為它們其實并不真正理解這一概念。在周三的證詞中，新南威爾士大學校長阿提拉·布倫斯表示，該校內部同時存在3套反猶主義定義。拉塞爾對委員會說：“在本周討論之前，我從未想到大學可能會同時使用多個定義。”
“我們的期待是，大學必須能夠非常清楚地說明，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她說，監管機構打算就此制定一份監管預期聲明。本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悉尼大學校長都就其在營地抗議期間的部分做法致歉。此后，這些學校已推出教育項目，修改規定禁止露營，并限制張貼涂鴉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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