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我黨在廣西全灌兩縣建7支秘密抗日武裝，他們結局如何？

1944年11月，在全縣（也就是現在的全州縣）寨屋馬頭，村里的老少爺們兒碰上了一樁稀罕事。

就在頭一天，這幫日本兵剛跟本地的抗日隊伍干了一架，據說死了不少人。

這天一大早，鬼子那邊忽然又是吹又是打，像模像樣地搞起了葬禮，還沒多久就立起了好幾座新墳包，接著便急匆匆地拔營走了。

若是換了咱們尋常百姓，瞧見瘟神走了，那是打心眼里樂呵，頂多也就是繞著那幾座晦氣的墳頭走。

可鄧崇濟這人，心思細。

他不光是這支隊伍的帶頭人，還擔著中共灌陽特支書記的擔子。

站在那幾堆新土跟前，他心里的算盤珠子怎么撥弄都不對勁：昨兒個那場伏擊戰，大伙兒確實打得狠，鬼子是有人掛了彩，可照著現場留下的血跡和動靜看，那是傷多死少。

既然沒死幾個，立這么多墳頭給誰看？

這事兒透著股邪氣。

鄧崇濟把牙一咬，拍板做了個決定：挖！

這一鋤頭下去，好家伙，直接刨出了個驚天大秘密。

那土底下埋的、假墳包里藏的，哪里是什么尸首，分明是擺放得整整齊齊的軍火——光子彈就有四千多發，還有滿滿一箱手榴彈，外加近千發炮彈。

敢情是這幫日本兵被打怕了，只顧著逃命，嫌帶著重家伙和彈藥跑不快，又不想白白便宜了中國人，這才想出這么個“瞞天過海”的鬼點子。

沒承想，這批好東西，兜兜轉轉最后還是姓了“共”。

這檔子事，說白了就是1944年到1945年那會兒，全縣、灌陽這一帶抗戰日子的真實寫照。

那時候的局勢，哪怕搜腸刮肚找詞兒，也只能說是：亂成了一鍋漿糊。

1944年夏秋那會兒，豫湘桂戰役一打響，日本鬼子就跟瘋狗似的往南竄。

到了9月，全縣和灌陽也就跟著遭了殃。

國民黨的正規部隊，要么早就撤得沒了影，要么就是鉆進深山老林里當縮頭烏龜。

老百姓沒人護著，日軍13、40、58師團這幾路人馬在這一帶橫著走，搶糧、抓人、修炮樓，眼瞅著就要撲向桂林。

這種節骨眼上，留下來的共產黨人碰上了一道要命的選擇題。

打，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可這仗該怎么打？

硬著頭皮上？

手里統共就那么幾條破槍，對面可是日軍的正規野戰部隊，那跟送死沒兩樣。

把旗號亮出來？

當時雖說是國共合作，可國民黨里那幫頑固派（像93軍挺進支隊這幫人）眼珠子一直瞪得溜圓，時刻準備著把異己一口吞了。

鄧崇濟和他那幫戰友，給自己算了一筆精明的“生存賬”。

這賬本里最重要的就一條：既要狠狠揍鬼子，還不能讓自己被別人一口吃掉。

為了把這事兒辦成，他們玩了一招極其漂亮的“借殼上市”。

你瞅瞅當時這7支抗日隊伍掛的招牌就明白了：全縣恩鄉大田村抗日自衛隊、全縣縣學生宣慰隊、全縣東山政工隊…

翻遍了也沒一個帶“紅”字的。

甚至好些隊伍的編制，明面上都掛在國民黨縣政府或者地方民團的名下。

就好比全縣恩鄉美田村那支抗日自衛隊，隊長劉心潛是地下黨員。

他是怎么把隊伍拉起來的？

他直接找了他表哥——當地民團司令唐守約。

借著這層親戚關系，弄了個“自衛聯隊抗日獨立中隊”的番號，槍支彈藥也就順理成章地弄到了手。

再說說那個全縣學生抗日游擊隊。

這隊伍里全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熱血青年，打起仗來嗷嗷叫，但也最容易被國民黨那邊盯上。

隊伍剛有個雛形，國民黨93軍挺進支隊的蔣朝翰就動了歪腦筋，想著把這幫學生娃收編給自己當炮灰。

這事兒沒談攏，蔣朝翰直接玩起了陰招，趁著學生隊出差的當口，扣了6個人，連槍都給繳了。

這下子咋辦？

去求爺爺告奶奶？

還是硬碰硬去搶人？

學生隊的當家人楊慶祝、唐仁芝（這倆都是地下黨員）選了第三條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既然你不講究，那就別怪我不客氣。

學生隊二話沒說，反手也把蔣朝翰手底下的8個人給扣了。

這招“對等扣押”直接把蔣朝翰給整懵了。

他壓根沒想到這幫讀書的學生娃骨頭這么硬。

折騰到最后，還得請出地方上的頭面人物蔣繼伊等人來和稀泥，雙方“走馬換將”，人換人，槍換槍。

經過這么一鬧騰，學生隊心里跟明鏡似的：當“黑戶”沒法混，手里必須得攥著個“護身符”。

他們干了一件既諷刺又高明的事：把桂林專署專員的兒子陳謀榮請來，掛個名當大隊長，然后大搖大擺地向國民黨縣政府申請備案。

國民黨縣政府那邊雖說心里犯嘀咕，覺得這幫學生“赤化”得厲害，可看在陳謀榮那張臉的面子上，還是大筆一揮批了，不光發了關防印信，還給了個“全縣縣學生宣慰隊”的名頭。

結果呢？

名義上的大隊長是陳謀榮，可真正抓著槍桿子的政治部正副主任，那是共產黨員楊慶祝和唐仁芝。

后來陳謀榮想把隊伍拉去投靠國民黨頑固派，底下的兵壓根就不理他，直接跟著楊慶祝走了。

這就是那個年月共產黨人的生存本事：面子給你做足，里子我得攥緊。

身份的問題擺平了，接下來就得琢磨怎么打仗。

那會兒的日本鬼子，雖說已經是秋后的螞蚱，可咬起人來還是疼得很。

跟他們過招，拼力氣不行，得拼腦子。

1944年11月，在灌江東岸。

一幫鬼子在大竹拉殿門前搶東西，鄧崇濟帶著大田自衛隊沒在村里死磕，而是早早地埋伏在鬼子回據點的必經之路上——大狼口山。

這一仗打得干脆，直接把日軍的一個曹長（也就是軍士長）給送回了老家。

仗打贏了固然爽，可鄧崇濟腦子很清醒：日本人那是出了名的睚眥必報，吃了這么大的虧肯定得找補回來。

一般人這時候估計正忙著慶功，或者是原地歇口氣。

鄧崇濟下的命令卻是：馬上轉移，連夜上山，去鳳凰嶺和大埔嶺的山頂上睡覺。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兩百多號鬼子扛著輕重機槍，拖著大炮，氣勢洶洶地殺了個回馬槍。

對著昨天的戰場就是一通狂轟濫炸。

要是自衛隊還傻乎乎地待在村里或者原地，這會兒怕是連骨頭渣子都不剩了。

鬼子把火泄完了，連個人影都沒見著，只能灰溜溜地收尸撤退。

就在這節骨眼上，鄧崇濟又做了一個讓人驚掉下巴的決定：追！

鬼子以為中國人早跑沒影了，正吹吹打打往回撤呢。

誰能想到鄧崇濟的隊伍居高臨下，從側面的小田山上像猛虎下山一樣沖了出來，配合另一路人馬，打得鬼子暈頭轉向，連滾帶爬地逃回了寨屋據點。

這一套“伏擊、轉移、反擊”的組合拳，算是把游擊戰那點精髓給玩明白了。

像這樣的戰例，那是一抓一大把。

灌陽縣政工隊也是個中好手。

1944年10月，他們在李桂屋伏擊了一小隊鬼子。

槍聲一停，指導員鄭震的第一道命令也是：老百姓趕緊散，部隊立馬撤。

第二天，鬼子拉了大部隊來報復，結果撲了個空，氣急敗壞地把村子給燒了。

這時候，政工隊沒被怒火沖昏頭腦去拼命，而是在東邊的山上故意放火放煙。

鬼子指揮官一瞅，以為游擊隊藏在那頭，不管不顧地命令部隊去搜山。

這一搜，就把自己送進了八道水的深山老林里。

那可是游擊隊的天下。

政工隊借著地形反擊，把鬼子在林子里繞得暈頭轉向，死傷了一大片，最后還得讓政工隊尾隨追擊，把被抓的婦女和搶走的東西都給奪了回來。

這些仗看著規模不大，可架不住積少成多。

據不完全統計，在鬼子占著全灌的這一年里，這7支由共產黨領著的“雜牌軍”，愣是打了21次像樣的仗，拔掉了11個據點，端了20多個偽政權的老窩，干掉鬼子30多號人（這里頭還包括2個當官的），繳獲的東西更是數不清。

更要緊的是，他們護住了老百姓的命。

可話說回來，真正顯出這支隊伍高明之處的，還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

按常理說，這時候正是搶地盤、擴勢力的大好時機。

手里有槍，腳下有群眾，完全能跟國民黨那邊掰掰手腕。

可中共灌陽特支接到的指示卻是簡簡單單一個字：撤。

那會兒國內的風向變了，根據“隱蔽精干，積累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老方針，從1945年6月到9月，這7支曾經威風八面的抗日武裝，開始有計劃地分批撤退和安置。

就拿全縣東山抗日政工隊來說。

國民黨縣長蔣文度早就懷疑這支隊伍姓“共”，特意派了自己的親侄子蔣安去當隊長，想把權奪過來。

支部書記謝雄平沒跟對方硬頂，而是玩了一手“軟釘子”。

他派進步學生去跟蔣安套近乎，先把信任騙到手；同時把隊伍拉到離縣政府十萬八千里的地方活動。

蔣安那就是個少爺秧子，怕苦又怕累，壓根不愿意跟著隊伍翻山越嶺。

弄到最后，名義上隊長是國民黨的人，實際上隊伍還是聽共產黨的指揮。

等到撤退的命令一下，這支隊伍里的骨干立馬脫離國民黨自衛隊的編制，潛伏了下來，為即將到來的新日子攢勁兒。

這一步棋，走得那是相當艱難。

對于那些熱血沸騰的年輕后生來說，把槍放下、隱姓埋名，比在戰場上頂著槍林彈雨沖鋒還要難受。

但鄧崇濟、謝雄平這些當指揮的心里跟明鏡似的：現在的撤退，是為了將來更大的勝利。

要是貪圖眼前這點地盤，在這個夾縫里把主力給暴露了，搞不好就被國民黨那邊給一鍋端了。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筆賬算是算對了。

從1943年鄧崇濟回鄉搞工作，到1945年戰略大轉移。

短短兩年功夫，他們在全縣、灌陽這片地界上，從無到有，硬是拉起了7支隊伍。

他們沒有正規軍的軍餉糧草，沒有公開的番號，甚至還得頂著“國民黨自衛隊”的帽子過日子。

可就是這么一幫人，在鬼子最兇殘的時候，在國民黨正規軍跑得比兔子還快的時候，挺身站了出來。

他們用實際行動講透了一個理兒：在戰爭里頭，比手里的家伙事更重要的，是組織；比膽量更稀罕的，是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