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近日，央視《焦點訪談》曝光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耕地種植亂象，當地上報近四十萬畝水稻種植面積，實地核驗的真實面積卻大幅縮水，十余萬畝基本農田并未播種糧食作物，而是被大面積改種羅漢果、香芋等經濟作物。基層為應付考核，形成了 “路邊種糧、地里種經濟作物” 的形式主義應付模式，糧食種植數據嚴重注水。
事件曝光后，輿論多聚焦于基層治理缺位、干部政績偏差等表層問題，卻忽略了亂象背后隱藏的現實：農民不愿種植水稻、耕地 “非糧化” 蔓延，早已不是局部個案，而是當下全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真實情況。
這種情況并非僅存在于山區縣域，即便在水土豐饒、素有魚米之鄉之稱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這一現象也尤為突出。
作為國內核心水稻主產區，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勢平坦、水源充足、耕作條件優越，本是保障糧食產能的核心區域。但如今，區域內大量優質基本農田不再堅持雙季稻種植，多數農田僅栽種一季水稻，轉型發展稻蝦連作，部分耕地甚至棄糧、全年養殖小龍蝦，徹底告別傳統水稻種植模式。
農田的種植選擇，本質上是農民基于收益做出的理性抉擇。農民的核心邏輯，永遠是趨利避害、擇優而從。
收益失衡是農民棄種水稻的根本原因。
從農業種植收益數據來看，常規單季水稻的種植收益多年處于低位。在風調雨順、無重大病蟲害的理想條件下，水稻畝產穩定在千斤左右，按照國家常規稻谷收購價格計算，一畝水稻的毛收入十分有限。扣除逐年上漲的種子、化肥、農藥、灌溉、機械耕種與收割等生產成本，一畝水稻全年的純利潤僅有數百元。遇上大旱或大澇，甚至虧損。2024年，我哥去紅安縣高橋鎮承包97畝稻田種植水稻，當年大旱，需要長期抽水抗旱，還燒壞了一臺水泵；一年下來，虧損兩萬七千元，加上信用社的貸款利息一千元，合計虧損兩萬八。從此，老老實實在家釣魚。
反觀各類經濟作物與特色養殖產業，收益差距極其懸殊。山區縣域種植的中藥材、特色果蔬，以及長江中下游平原普及的小龍蝦養殖，畝均純收入遠超水稻種植。稻蝦共作、純水田養殖模式，讓同等面積的土地收益翻數倍甚至數十倍。
對于依靠土地謀生的農戶而言，在合規范圍內調整種植養殖結構，放棄低收益的水稻、選擇高回報的產業，是維持家庭生計、增加收入的最優選擇。在巨大的收益鴻溝面前，傳統糧食種植自然失去吸引力。
勞動力結構的巨變，進一步加劇了糧食種植的萎縮態勢。
水稻種植屬于高強度勞動密集型產業，育秧、插秧、田間管護、抗旱排澇、搶收晾曬，各個環節都有嚴格的農時限制；尤其是夏秋 “雙搶” 階段，勞作強度極大、時間緊、任務重。
外出務工的收入碾壓傳統種糧收入，短期務工的薪資，便可超過幾畝田的種糧收益，這也讓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徹底脫離糧食生產。
當前，鄉村留守人群多為中老年勞動力，身體條件難以承受水稻種植的高強度勞作，一些村莊，還出現60歲以下的人，不會種水稻的情況。
如果雇傭人工，成本高昂，一畝水稻微薄的純收益，根本無法覆蓋雇工開支。
與之相對，經濟作物種植、水產養殖的管護模式更為寬松，無需嚴格搶農時，適配鄉村現有勞動力條件。
水稻種植的高風險性，也是農田 “非糧化” 的重要誘因。糧食種植高度依賴自然氣候，洪澇、干旱、高溫、寒潮、病蟲害等自然災害，隨時可能造成糧食減產甚至絕收。
多年來，稻谷收購價格保持穩定，但各類農資、人工、運維成本持續攀升，形成了 “糧價穩、成本漲、利潤縮” 的行業常態。種糧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回報低，而特色種植、養殖產業經過多年發展，技術成熟、市場穩定，抗風險能力遠高于傳統水稻種植。
江華縣的 “紙上種田” 鬧劇，是農業結構性矛盾的縮影。
國家堅守耕地紅線、壓實糧食種植任務，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剛性需求；但在鄉村，農戶基于收益、人力、風險做出的種植調整，是市場經濟下的必然選擇。
基層治理陷入剛性考核與民生現實的兩難困境，最終催生數據造假、表面整改、形式主義應付等亂象。
糧食安全是國家發展的根基，整治耕地非糧化、杜絕種植數據造假，是必須堅守的底線。但在市場經濟下，治理亂象不能只依靠行政問責與強制整改，更不能單純否定農戶的生存選擇。
想從根源上扭轉農民不愿種水稻的現狀，關鍵在于打破低收益的困局。完善扶持政策、加大精準補貼、嚴控農資價格、推進高標準農田規模化建設，切實提升糧食種植的收益，讓種糧能致富，才能讓水稻種植真正落地，徹底告別流于臺賬的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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