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為北大書法文化高研班學員精講并臨摹王羲之《蘭亭序》《集王圣教序》

2026年7月14日上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創所所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委會副主任、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會長、教育部中國書法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書畫研究會會長王岳川教授，為北大書法文化高研班（第四期）學員深度解析王羲之《蘭亭序》與《集王圣教序》。

此次授課是“文化書法”理念的持續落實，展現了北大書法“回歸經典、走進魏晉”的學術正脈。作為“文化書法”的首倡者，王岳川教授始終強調“文化是書法的本體依據，書法是文化的審美呈現”。

本次授課內容扎實而富有深度，既系統梳理了王羲之《蘭亭序》與《圣教序》所代表的正脈傳承，又深刻凸顯了魏晉書法在整個楷書、行書演變歷程中所占據的軸心與樞紐地位。在授課過程中，王岳川教授嚴格遵循既定的教學章程與學術規范，將經典文本的深入解讀與具體筆法的細致剖析進行了深度融合，始終立足于學術本身，摒棄了任何形式的單純技法炫示。針對《蘭亭序》與《圣教序》這兩部經典，王岳川教授不僅逐字逐句地闡釋了其文學內涵與思想底蘊，更以極大的耐心，細致剖析了“二王”筆法中蘊含的精微之處——那種線條飄逸流暢、氣息平和從容，于不激不厲中自然流露出高遠風規的典型魏晉風度。

王岳川教授通過現場精準而細致的臨帖示范，將“守正創新”的教學理念貫穿于課堂始終。他引導學生不僅要掌握用筆技巧以“寫形”，更需以深厚的學養積淀來“寫心”，從而深入體悟書法藝術中蘊含的哲學思想與個體人格精神。整個教學過程環節設計嚴謹、內容充實到位，在具體的指導環節，王教授對每位學員的作品都進行了悉心點評與針對性點撥，令在場學子反響格外熱烈，普遍感到收獲豐厚。大家紛紛感慨，這不僅僅是一次書法技法的錘煉與提升，更是一場深刻的文化熏陶與精神洗禮，使大家更加敬畏書法經典，立志于弘揚中華書法藝術的內在精神。

多年來，王岳川教授始終堅守文化書法的美學方向，在書法研究與實踐領域持續致力于“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的宏闊事業，以深厚的學養和卓越的創作，不斷彰顯東方書法所蘊含的大美精神。他所倡導并系統提出的十六字教學方針——“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經過長期實踐檢驗，已成為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覆蓋全系列（包括大中小學、碩博研究生、高端訪學、博士后、社會培訓及海外教學等）書法教育與美育體系的定盤星與壓艙石，深刻影響著書法人才的培養路徑。此次授課，正是對這一核心方針的生動踐行與具體闡釋，有力地證明了當代中國書法的正脈與根本，在于對深厚經典文化的自覺擔當與創造性傳承，而非流于表面、脫離根基的盲目標新立異。

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語境中，隨著北京大學書法藝術與文化高級研修班的持續舉辦與深化，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正致力于構建一套系統、科學且富有前瞻性的教學體系。通過其扎實嚴謹、注重傳承與創新的可持續性教育實踐，該所不僅有力地守護著中國書法藝術的正脈與傳統精髓，更積極弘揚了中華美學中崇尚和諧、追求意境的精神內核。立足于文化自信與復興的新時代背景，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正以高度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為培養和造就更多既深植傳統文化土壤、又具備開闊美學視野與崇高精神氣象的卓越書法人才而進行著不懈的探索與努力。

王岳川教授授課提綱

王羲之《蘭亭序》文學高度與書法大美

一、《蘭亭序》文化與美學解讀

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日（三月三日），王羲之五十歲時所書。《蘭亭序》法帖相傳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結構、筆法十分完美。全幅無法而有法，點畫情趣盎然，心手相應，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是王羲之書法成熟時期的神來之筆。然而，這件杰作卻屢屢被“疑古”質疑，值得重釋。

歷史文獻資料中最早提到《蘭亭序》是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大抵是指《蘭亭》文章。《世說新語·企羨篇第三》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

最早全文錄入《蘭亭序》文章的是《晉書·王羲之傳》。初唐房玄齡《晉書·王羲之傳》中說，羲之“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然后錄入《蘭亭》全文。值得注意的是，《世說新語》和《晉書》所記《蘭亭序》指的是《蘭亭》文章，因為《蘭亭序》書法被王羲之授于第五個兒子王徽之，代代相傳七代之遠且秘不示人，人們當然難見真面目，只好重其文獻中的《蘭亭序》文章。

唐天寶初的史官劉餗在《隋唐嘉話·王右軍蘭亭》全面敘述《蘭亭序》書法真跡流傳的事跡：“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后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后，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唐玄宗時代的何延之《蘭亭記》，描述了“蕭翼智賺蘭亭”，已經為人周知，不再引述。不過元代劉有定《衍極》注、明代宋濂《跋 < 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 > 后》、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都強調為唐太宗獲得《蘭亭序》的是歐陽詢，而不是蕭翼。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后，學者們陸續從敦煌寫本中，找到若干《蘭亭序》的抄本，獲得四件唐朝西域于闐地區的《蘭亭序》寫本。各地出土民間《蘭亭序》寫本目前所知者已有十余件。而俄國藏的一件《蘭亭序》轉行與馮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本相近，似乎更接近于宮廷摹本的原貌，較敦煌民間臨本更勝一籌。

以上歷史進程已經清晰地證明：在新世紀文化自信的時代背景下，無論是其文章的思想內涵，還是其書法的藝術成就，像過去“疑古派”那樣帶著文化自卑心態對《蘭亭序》進行斷然否定，已經不再可能，也缺乏堅實的現實基礎。因此，最為妥當和理性的態度，不應再是追求轟動效應、吸引眼球的“疑古”，也不應是缺乏辨析、一味盲從的“信古”，而應當是建立在扎實證據與理性分析基礎上的“釋古”。我們應當秉持科學嚴謹的精神，做到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以實事求是為最高準則，在辨析與闡釋中探尋歷史的真實面貌。

二、蘭亭詩序樂中含悲的人性深度

每年的春季上巳日（三月三日），古人到水邊修袚褉，洗濯去垢，消除不祥，去掉自己一隆冬的悔氣，然后去踏春稱為“祓禊”。《論語·先進》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贊美了這種徜徉于山水之間，使胸襟敞開，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和諧。

王羲之作為會稽內史、右軍將軍，邀請謝安、謝萬、孫綽等41位名士王羲之與友人愛子共42人，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禮——在曲水流觴中，飲酒作詩。其中前余姚縣令，東陽太守等15人，因為不能賦詩，被罰酒各三斗，其他26人得詩37首，還有16人沒寫出來，其中包括他的小兒10歲的王獻之，寫不出來的結果是罰酒。王羲之有七子一女，參加蘭亭聚會的有長子王玄之，次子王凝之，三子王渙之，四子王肅之，五子王徽之，六子王操之，七子王獻之。蘭亭聚會，可謂“少長咸集”，或有法帖傳世，或有詩流傳于后。

詩人騷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游目騁懷，感到人生與自然相合相契的快樂。與會者臨流賦詩，各抒懷抱。詩寫成了，酒也微醺，詩集需抄錄成集，大家公推此次聚會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為詩集作序，記錄蘭亭雅集盛會。在“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的清麗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筆，暢敘幽情，寫下這清逸秀婉、一片神機的《蘭亭序》。

《蘭亭序》中記敘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間，行流觴曲水，一觴一詠雅集。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之后，筆鋒一轉，集中抒發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體現了晉人精神解放的自由之美與悲愴之情。在那精英薈萃的氛圍中，在遒媚勁健的筆劃中，可以體會到那宇宙般深沉的悲情和王羲之“放浪形骸”的生命美境界。

眾位詩人詩中已開始留意山水審美，從山水中體悟玄理，關涉道家思想十分顯見。如王羲之“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謝安“萬殊混一象”，孫統“罔悟玄同”，王凝之“莊浪濠津”，王彬之“得意豈在魚”，王徽之“先師有冥藏”，庾友“冥然玄會”，虞說“行浪濠粱間”，孫嗣“臨流想奇莊”，曹華“解結遨濠粱”等。天、地、人合一，王羲之和眾位賢者心無旁騖，不為世俗凡、功名利祿所擾，無欲無求、物我兩忘。心中生出回歸自然，遠離繁瑣塵囂愿景。

郭沫若認為：蘭亭前喜后悲，與當時氣氛不和。其實，在大量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王羲之“痛哉”、“悲夫”的生活情景是真實的。《蘭亭序》后半段文章，其中年和晚年生活的艱辛，其骨肉生死間的真實史實，發出的“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實在是對生命的飄逝的無奈和對生命存在的無限留念。這方面還可參看王羲之《喪亂帖》、《干嘔帖》等。因此，魏晉文人“雅集“痛悲”有幾個深層文化背景問題，值得申說。

第一，雅集為什么選擇在“蘭亭”。蘭亭位于山陰縣西南二十余里處的蘭渚山下，位于蘭渚湖畔。《越絕書》記載：蘭亭最早是越王勾踐種蘭的地方，漢代設驛亭故名“蘭亭”。蘭，就是蘭花，亭，古代三十里為一亭。蘭亭象征了孔子曾經贊美：“芝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他還將蘭稱之為“王者之香”——蘭花生于幽谷，不為任何人而開，只為自己開，這是一個文人了不起的高潔品格。在這么一個蘭花盛開的地方做蘭亭雅集，是一次詩歌的和書法的雙重精神超邁盛會，而組織者就是王羲之和謝安。

第二，為什么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春日融融的蘭亭，眾人寫的詩和王羲之詩和序卻有濃厚的“生命朝露，去日苦多”的揪心嘆息？王羲之《蘭亭詩》剛剛詠出“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轉瞬又吟詩“合散固其常，修短定無始”，“于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把殘酷的現實生活審美化——因為人生苦短，現實戰亂，所以這種魏晉風度包含有雙重性。宗白華《美學散步》認為：魏晉是最慘烈、最血腥的一個時代，也“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魏晉的人均壽命30歲，朝不慮夕去日苦多。西晉“竹林七賢“表面瀟灑，嘯傲山林，歡娛泉下，蔑視禮法，隔離世俗。其后大多為司馬朝廷所不容，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鋃鐺入獄，鬧市被殺；阮籍絕望之際，“窮途而哭”；劉伶長醉不醒，飲酒自戕；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后各散西東。他們內心都充滿死亡的恐懼。

第三，魏晉人深切的痛苦尤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可以看看人口史料，公元156年，中國人的人口有五千零八十萬，僅僅過了半個多世紀，到了208年戰亂，人口銳減到一百九十萬，損失接近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到王羲之即將出生的公元303年之前的291年，經過“八王之亂”之時，當時人口已不足百萬。戰爭頻仍，朝不保夕，所以魏晉時期些文人感到生命脆弱之極，猶如朝露，瞬間明滅。魏晉人表面行為的曠達，而骨子里面不乏恐懼悲慨。

三、《蘭亭序》文章內容記載和書法作品表達

一般人看《蘭亭序》僅僅看成是一件書法作品，而沒有深究其背后的文字哲思含義，實在是有“過寶山空手而回”之憾。事實上，歷代典籍對《蘭亭序》的記載，主要分為文章內容記載和書法作品記載。我認為，《蘭亭序》文章內容真實性毋庸懷疑。相反，其厚重的內容是解釋王羲之精神世界的鑰匙，需要深度闡釋。

“修禊事也”，這個“禊”是什么意思呢，是衭禊，衭就是去掉，禊就是用水把一些污泥濁水、俗氣病氣沖洗掉的意思。這我想稍微補充一下，“水”具有重要的人格象征意義。孔子說：“夫水者，啟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水還是時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水還是潔凈，“質本潔來還潔去”。

“俯仰”這一哲學關鍵詞在《蘭亭序》中出現過三次。第一次“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這里呈現的王羲之的廓大的空間觀；第二次“人之相與，俯仰一世”，呈現王羲之的生命時間觀；第三次“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看人生苦短而無奈！于是從第一次“俯仰”之后，王羲之發出了“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的齒寒痛心之浩嘆……

“樂——痛——悲”成為《蘭亭序》一文的內在精神延伸。前面部分王羲之處身良辰美景中，仰觀山川壯麗，感受到的生命狀態是“可樂也”；轉過幾行瞬間變成了“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痛哉”！最后，層層深入，直逼人生的終極——“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鑄就深入靈肉的慘痛——“悲夫”！

王羲之這一無限深入的生命思考代表了中國哲學的魏晉高度，這一哲學在《古詩十九首》中表述為：“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長苦夜短，何不秉燭游”。在西晉嵇康的《贈秀才入軍》詩中表征為哲學性的“俯仰”——“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送遠去的歸鴻之幽遠，手揮古琴五弦之幽深，俯仰天地宇宙幽廣，心游到宇宙無窮的太空之巔。將渺小的自我和浩渺的宇宙完全合一，構成了魏晉風度、魏晉哲學、魏晉人的生死觀和宇宙觀。正如王夫之所說：“有形發未形，無形君有形”。

《蘭亭序》的哲學觀表達為“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仰望蒼天感受宇宙蒼穹之浩瀚，成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弦外之音；“俯察品類之盛”，俯瞰蒼茫大地——看整個生養死葬的大地的磅礴生機欣欣向榮。“游目騁懷”，“游”是三百六十度的環視觀照，“騁懷”把生命隆冬的俗悶之氣在大自然中發散出來。“足以極視聽之娛”，完全可以把視覺聽覺的觸覺打開。“信可樂也”，于是真是快樂！王羲之把前面的欣慰快樂和后面刺心之痛和悲，變成《蘭亭序》升華出為一個“前喜后悲”的人生哲學。這是生命的哲理的提升，同時構成一篇人生哲學——王羲之的人生哲學濃縮版。

王羲之在蒼涼恢宏的“空間”意象上，疊加上永恒流逝的“時間”意象，同時將個體生命無常的有限性從浩渺的宇宙時空之中抽離出來，從而形成巨大的審美反差：生命的有限性將人從永恒的時間之維中帶出，而還原為一種拂之不去的人生飄逝感；個體的渺小將人從廣漠無邊的宇宙境界中震醒，而產生出無限大與無限小沖突中的人的不自由感。

四、五十感悟生死之生命預言

王羲之出生在公元303年，他書寫《蘭亭序》是353年。這一年王羲之來到了人生轉折的臨界點——50歲。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其中關鍵“五十而知天命”是什么意思？——人在五十歲的時候，就已經看得見前面的終點！

王羲之在五十歲的時候寫下《蘭亭序》，就是因為“五十知天命”，知道天永恒而人有限——五十歲而來日無多。魯迅曾經在《過客》中寫道：老人和女孩往前走，老人問：孩子前面是什么？孩子回答：爺爺，前面是鮮花。老人沉默不語。孩子說：爺爺，前面是什么？老人沉默了良久說道：前面是墳。王羲之只活了五十九歲，他寫《蘭亭序》離他去世只有九年，他一定不會狂傲地覺得自己要活一萬歲，他真切地感受到生命正在飄逝，所以《蘭亭序》必然會寫成一篇人生哲學：“死生亦大矣”，凝聚了孔子的思想：死和生是很大的事情——孔子《論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而浩嘆“痛哉”！

“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這明確表達了對莊子生死觀的批評。莊子在《齊物論》中曾提出“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的觀點，試圖消解壽命長短與生死之間的絕對界限。然而，王羲之基于對生命本身的熱切珍視，無法認同莊子這種相對主義的看法。他深切感受到生命的獨特與短暫，既不同意莊子將死與生視為同一的論述，也反對將長壽的彭祖與夭折的孩童等量齊觀。面對無可挽回、不斷飄逝的時光與生命，王羲之內心充滿留戀與慨嘆，最終化為一聲穿越千古的悲呼——“悲乎”！這一深沉的生命領悟，本質上源于對宇宙與人生關系的深刻體察。人作為一種有限的存在，若能秉承天地所賦予的靈性與人性中的浩然正氣，便有可能從現實的苦難與痛苦的深淵中實現精神的超拔。正是這種將生命痛苦與命運拷問內化升華的過程，轉化為創作《蘭亭序》這部書法杰作時的本質直觀與全情投入，成就了其對生命的終極奉獻。

王羲之《蘭亭序》

五、筆法結體章法渾然天成之美

王羲之微醺中釋放生命大喜大悲而書寫的《蘭亭序》，記錄了沉醉曲水流觴一觴一詠的時空感和書法杰作生成創作的超越感。心脫離了日常的俗物惡趣，而飛入一種自由境界，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當中傾聽自然的天籟，品味著詩書的雅韻，書寫著自己的悲欣交集生命情懷。

這種魏晉名士的自由風韻通過微醺下書法神品，一覽無余地呈現出來魏晉風骨和書法神韻。宗白華《美學散步》說：“晉人風神不滯于物，這優美的心靈找到了一種最適宜表現他們自己的藝術，這就是行草書。行草書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筆時點畫自如，一點一畫，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游行自在。”

王羲之行書代表作《蘭亭序》，（圖王羲之《蘭亭序》（神龍本））具有一種渾然天成、洗煉含蓄的美，被公認為“天下第一行書”。顏真卿《祭侄季明文稿》，字字挺拔，筆筆奔放，圓勁激越，詭異飛動，鋒芒咄咄逼人，渴筆和縈帶歷歷在目，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蘇東坡的《黃州寒食帖》，筆跡堅實挺拔，字勢開張，疏朗空闊，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蘭亭序》在形式結構上的美與內容氣質的美達到完美統一。筆法線條骨力寓于姿媚之內，意匠蘊涵于自然之勢。字勢或正或斜，行間或左或右，氣勢貫注，顧盼生姿，深得自然樸拙之美。中鋒起轉提按，意隨筆轉，線條如行云流水，字體極盡變化。內擫的筆法，遒麗爽健的線條，圓融沖和的氣韻，足見書家澄懷觀道，心意遣筆的精神高度。線條既有骨氣又能遒潤，內含古質但外露英華。線條的行云流水而以形媚道，多變筆鋒絞轉似自然幻化而“目擊道存”，眾多牽絲縈帶讓我們心隨筆轉，觀之使人神氣洞達而心向往之。

書法結體上，字體法象與自然萬象契合，表征出書家有經天緯地之才。結體自由浪漫中顯出精神的潔凈，結構均衡姿態瀟灑中見氣息的圓潤靈秀。彌漫著生命情懷意緒的書寫，草草眇眇，簡率飄動，或連或絕。時行時止，或臥或倒。字體結構上追求筆法古茂和線條靈宕的合一，行筆平正雄健與牽絲輕盈的統一，有豪宕端正之概。

章法布局上前寬后緊，一任自然。書家在下筆的瞬間就規定了一幅字的準繩。“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全篇渾然一體，首尾相應，每劃筆意顧盼，各行貫氣連意，上下承接，左右照應。全篇集篆、隸、章草之法，楷草兼施，改變駐筆，破真成草，在平穩中寓險峻，相同的字皆有不同意態表現。全幅意境渾穆，神氣洞達，瀟灑散朗如清風明月，樂中含悲悟生命玄理。可以說境與神會，真氣撲人。

羲之酒醒后再寫了十余遍，皆不及原作，可見藝術的神來之筆是不可重復的。那么，王羲之為什么其后寫十多篇都沒有超過原作，我想首先在于他當時的心境變了，和友人們雅集賞心樂事的環境變了，還有微醺中那種精神大解放大自由狀態消失了。當王羲之有心超越昨日無心之我而有了“我執”時，往往超越變成了“有心”的追趕，背離了“無意于佳乃佳”的藝術創作規律，而難以超越！

那么，《蘭亭序》就完美無缺了嗎？我們知道：天地都不全，所以地往東南傾。就是說西邊高東邊矮，水往東流。如果天地全的話，四邊都是一樣高，水就不流了。所以《蘭亭序》也有瑕疵。

其一，有幾個字可以商議。“歲在癸丑”的“癸”字寫得很細，大約是王羲之微醺書寫的時候，忘掉了當年年號，留下空格而后來補填上去的。

其二，“修禊事也”。左邊金旁寫成禾旁。應是筆誤。

其三，“崇山峻嶺”。書寫時“嶺”少了頂上山成了領。

其四，“惠風和暢”的“惠”字，下少一提一點。

第四，“悟言一室之內”，“晤”誤為悟。

第五，“怏（yàng）然自足”，有些人說是“快然”之誤。我認為“怏然”也說得通。

《蘭亭序》涂抹修改的地方不少，大致做些分析。

“豈不痛哉”的“痛”字，墨涂下邊應是“他”字。

“每覽昔人”的“每”中間一筆顯得很濃，原來是“一”字。

“后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猶”字誤寫成理由的“由”字。

“悲夫”下邊涂抹的應是“亦可”。

“夫”字寫的很粗，下邊遮蓋的是“也”字。

“將有感于斯文”，“文”字因為音韻學的原因，覆蓋了下面的“作”。

另外還有幾個涂抹，皆是瑕不掩瑜，無損書法國之瑰寶的光輝。

《蘭亭序》在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間在王氏家族中珍藏。到了唐代，《蘭亭序》原作相傳已作為唐太宗的陪葬品埋入昭陵。《蘭亭序》真跡的命運并未就此結束，據《新五代史·溫韜傳》載：唐末五代時，軍閥溫韜在陜西關中任節度使的七年時間里，“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唐太宗的昭陵被打開時，據說那些陪葬的鐘繇、王羲之等人的書法真跡都在，而且“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還有一說，王羲之《蘭亭序》被武則天葬在了乾陵里。

唐人《蘭亭序》摹本傳世著名的有三帖，一是虞世南臨本，一是褚遂良臨本，一是馮承素摹本（響拓本）。馮本因鈐有唐中宗“神龍”小印，又稱“神龍本”，最能體現原作神韻。后人評道“右軍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明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評法書》：“右軍《蘭亭敘》，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通過不下數百種寫本、摹本、刻本流傳，影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書壇。

一千多年來，在日本、韓國等流行中國書法的國家和地區，王羲之書法都受到極高贊譽，這也是極為罕見的文化現象。唐代《蘭亭序》的一些臨摹品到了日本，其后影響了韓國和東南亞諸國。《蘭亭序》不僅對中國書法發展有深遠影響，對“漢字文化圈”書法發展同樣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很多書法，直追二王，掀起了“二王之風”。

六、王羲之王獻之真跡無存只有臨本傳世

二王的真跡都已一字無存，傳世書法全是復制品，王羲之流傳較廣大約有二百五十余件。唐·張懷瓘《書估》：“子敬…及其業成之后，神能獨超，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然時有敗累，不顧疵瑕，故減于右軍行書之價。可謂子為神駿，父得靈和。父子真行，固為百代之楷法”。

至于為什么二王書法真跡絕跡的原因，主要是是梁武帝蕭衍見到王羲之（大王）的聲名被其子王獻之（小王）所掩，用皇帝話語權興起第一波樹立“大王”書圣的風潮。梁武帝蕭衍派人搜訪天下，得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墨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共一萬五千紙，還留下精彩論述歷史書法的《觀鐘繇書法十二意》、《草書狀》、《答陶隱居論書》、《古今書人優劣評》四部書法理論精品著作。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梁武帝精心收藏的一萬五千紙“二王”書法，卻被他的兒子梁元帝蕭繹毀于一旦。據《梁書》記載：梁元帝蕭繹“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他愛書成癖，聚書宏富，建“東閣殿”收藏十四萬卷藏書，其中包括梁武帝搜訪天下所獲二王書法墨跡七百六十七卷，一萬五千紙。然而，公元554年，西魏宇文泰派于謹、宇文護率軍五萬南攻江陵，團團圍住在內城的梁元帝蕭繹。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蕭繹哀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令舍人高善寶將“二王”書法墨跡一萬五千紙和宮中收藏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全部焚毀。隨后，他便到西魏軍營投降。這場巨大的文化浩劫，使得“二王”真跡幾乎全部焚毀，這一中國書法史上的巨大災難，令人扼腕痛惜！

隋文帝時“盡價購求”，只得到王羲之真書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李世民“用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四方妙跡，靡不畢至。唐太宗費盡心力收羅王羲之墨跡二千二百九十紙，其后戰亂頻仍，逐漸毀于戰火或歷史塵埃之中。北宋時期，王羲之真跡僅存幾件。到了乾隆皇帝“三希堂”，只有王珣《伯遠帖》為真跡，王羲之《快雪時晴》和王獻之《中秋帖》皆為后世臨摹本。

在漫長的中國書法史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憑借其卓越的書法創新成就，被后世尊崇為“二王”。他們突破了前代書風的藩籬，引領書法藝術變古趨今，在當時乃至后世都堪稱獨步書壇。以“二王”藝術成就為核心的晉代書法，不僅標志著中國書法藝術自覺時代的到來，更將書法家的個性表達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這種深刻的藝術覺醒與個性的空前張揚，使得晉代書法整體上超越了質樸厚重的漢魏書法傳統，從而崛起為中國書法史上兩座并峙的、令后人仰止的巍巍高峰。

王岳川教授現場示范臨摹王羲之《蘭亭序》

《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教學提綱

在今天學習的第二時間段，我們要學習《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先簡單地對這本經典名帖做一些文字內容和形式美方面的介紹。

《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全稱《大唐三藏圣教序并記》，是初唐官方集字碑刻的巔峰之作，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刻立，現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此碑之所以備受推崇，在于其同時承載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它是一部重要的初唐佛教文獻總集，完整收錄了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撰寫的序文、太子李治所作的述圣記以及玄奘法師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太宗、高宗兩篇序記，表面尊崇玄奘與佛法，內核是帝王三教平衡的政治手段。太宗推崇佛教用以安撫西域、教化百姓，同時抬高儒學治國根本，對道教亦持包容態度，文中多處以天地陰陽儒家概念闡釋佛法，并非純粹佛學論述。作為保存王羲之唐代內府真跡最為系統、完整的一手資料，碑文總計1904字，匯集了王羲之不同時期的行書字形，是后世研習行書藝術的絕佳范本。

貞觀十九年（645），玄奘西行印度十七年歸國，攜梵文佛經六百五十七部，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在洛陽召見，命其入住長安弘福寺主持譯場。貞觀二十二年（648）八月，玄奘完成大批核心佛經翻譯，太宗親撰《大唐三藏圣教序》781字，概述佛教東傳、玄奘西行功德，調和儒、道、佛三教，抬高佛法地位。時為太子的高宗李治緊隨其后，作《述圣記》574字，呼應其父，贊頌玄奘譯經偉業；二人各自附有答玄奘謝表的簡短敕文，合計四段帝王文書，構成碑刻前半主體文本。文末附有玄奘法師奉詔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共計二百六十字，其內容精微奧妙，作為全碑佛學思想的核心總結與點睛之筆。以上所述十段文本，從碑額題名到經文要義，連同潤色官員的題名與立碑紀年，前后呼應，脈絡相連，共同構成了這塊碑刻完整而有序的文字內容。

唐太宗獨尊王羲之的文化國策，啟動了《集王羲之圣教序》的國家工程。唐太宗是書法史上確立王羲之“書圣”地位的國家元首。貞觀年間，朝廷重金搜羅天下王氏墨跡，內府藏王羲之真跡兩千余卷，《晉書·王羲之傳》由太宗親自撰寫論贊，斷言“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此前褚遂良曾奉敕書寫同文本《雁塔圣教序》楷書碑，太宗仍覺未能契合自己推崇王羲之的文化理想，弘福寺僧人懷仁遂萌生“集王字刻碑”的構想，獲皇室默許支持，啟動長達二十余年的集字工程。

懷仁生平正史無傳記記載，《宣和書譜》僅簡略記錄：“釋懷仁，積年學王羲之書，其合處幾得意味；點畫富于法度，非初學所能到”。懷仁常駐玄奘譯經所在的弘福寺，常年接觸內府借出的王羲之真跡，精通雙鉤摹拓、字形縮放古法，是當時長安少有的精通王氏筆法的僧人，主導本次官方級集字工程。北宋黃伯思《東觀余論》引唐代《書苑》原文記載：“懷仁集逸少書，累年方就，逸少劇跡，咸萃其中”。懷仁團隊的工作流程有敦煌殘卷佐證：宮廷借出全部王羲之真跡（含《蘭亭序》《喪亂帖》《二謝帖》等），用油紙雙鉤輪廓，不損傷原跡。工程耗時二十四年，至咸亨三年（672）方才竣工立碑，遠超常規碑刻工期，足見朝廷重視程度。

毫無疑問，懷仁集字全部取自貞觀內府王羲之真跡，《蘭亭序》貞觀年間完整藏于宮中，懷仁從其中提取70余字收入《圣教序》，成為證明唐初《蘭亭》真跡客觀存在的證據。《國朝傳記》記載太宗駕崩前，將《蘭亭序》真跡殉葬昭陵；懷仁集字在太宗去世前啟動，可完整接觸《蘭亭序》原跡。啟功晚年《〈蘭亭帖〉考》原文：“貞觀內府收逸少真跡數千紙，懷仁奉敕集字，凡當時御府所藏盡取之，其中必有《蘭亭》原跡，故碑中字形與唐摹神龍本一一契合，足證《蘭亭》非后世偽托，唯定武石刻翻刻失真耳”。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圣教序》字字皆從逸少真跡中來，分行布白渾然天成，學行書者此為源流正宗”。

大致上說，懷仁篩選單字時優先保留王羲之巔峰行書面貌，一千九百余字覆蓋王羲之青年、中年、晚年筆法，是現存最全面的王氏字庫。初學以《圣教序》夯實單字結構、筆法規范；進階對照王羲之墨跡摹本（神龍本蘭亭、萬歲通天帖）彌補筆墨氣韻缺失，不可單一臨摹碑刻或墨跡。

《圣教序》第三部分《心經》僅260字，是般若類佛經總綱，玄奘在弘福寺譯出后，太宗下令附于帝王序記之后刻入碑石，作為全碑佛學思想總結，平衡帝王世俗文章與佛法核心義理。碑中《心經》260字全部取自王羲之不同尺牘，《圣教序》碑刻，玄奘譯本《心經》成為后世流傳最廣、抄寫最多的佛經，書法史上無數名家臨摹碑中《心經》段落，形成獨立的書法創作脈絡。換言之，《圣教序》具有書法史價值，因為這是唯一完整保存唐內府王羲之真跡字形的石刻，構建千年來行書教學體系，是連接魏晉行書與唐、宋、元、明行書傳承的核心橋梁。

《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并非簡單的書法臨摹范本，而是初唐時期政治、佛教與書法三重文明深度交匯與融合的結晶。這項歷時二十四載的集字工程，其背后承載著唐太宗尊崇王羲之、推行其書風的文化理想與政治意圖。

碑中所集的一千九百余字，極為珍貴地留存了當時已隨唐太宗葬入昭陵的王羲之真跡風貌，成為后人窺探書圣筆法的重要窗口。而碑文末尾鐫刻的《心經》，則精煉地濃縮了大乘佛法的核心教義，賦予了石碑超越藝術的文化與宗教內涵。時至今日，無論是潛心研習書法的學子、考辨典籍的文獻學者，還是探究義理的佛學研究者，《圣教序》都是一部無法繞開的基石性經典。其本身所包含的文本內容、碑刻實物、歷代拓本以及深刻經文，共同構成了一套完整、可相互參證的多維學術研究體系，在歷史、藝術與思想領域均展現出不可替代的多重文明價值。

下面開始臨摹《集王羲之圣教序》第三部分《心經》。

《集王羲之圣教序》第三部分《心經》

王岳川教授教學現場臨摹《集王羲之圣教序》第三部分《心經》

（來源：北大文化書法網）

藝術家簡介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博士后合作導師，北大書法藝術研究所創所所長，北大書畫研究會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國家社會科學項目評審專家，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項目評審專家，中華美學學會原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協會原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協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主席，教育部中國書法指導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中南大學等大學雙聘教授。擔任學術泰斗季羨林先生八年助手。出版學術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500余篇。

國學研究著作主要有：《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文化戰略》《中國鏡像》《全球化與中國》《<大學><中庸>講演錄》《王岳川解讀<大學>》《王岳川解讀<中庸>》《王岳川品大學中庸》《<大學>經義》《君子之道》《目擊道存》《文藝美學與當代中國思想》《全球化與中國》《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大國文化復興》《詩·言·道》《季羨林評傳》《本體反思與文化批評》《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飲之太和》《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藝術美學》《書法文化精神》《書法身份》《文化書法》《簡明中國書法史》《簡明中國書法美學史》《詩詞與書法》《文化書法的美學境界》《文化書法的發展歷程》《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里的中國》等。

西學研究著作主要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下）《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藝術本體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中國后現代話語》《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當代西方美學主潮》《20世紀西方文論》等。

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中國身份”，提出文化書法應“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堅持“漢字書法是‘漢字文化圈’文化重建的重中之重”，致力于中國文化和美學的世界化。書法作品2019年10月在韓國榮獲國際書法大展“韓國世界書藝雙年展金獎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