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變真相：未遂還是受控？253人死亡代價幾何

十年前的一個夜晚，看起來與任何一個普通的夜晚無異。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大橋上車流密集——有人結束漫長的工作返家，有人前往伊斯坦布爾市中心的俱樂部和酒吧，也有人想在夏日周末逃離炎熱的土耳其大都市。就在這時，兩輛滿載士兵的卡車下令中斷交通。

沒有人明白其中緣由，是反恐突襲？還是軍事演習？但這一幕喚起了土耳其現代史上所有的幽靈。土耳其這個共和國由一名軍人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締造，但他本人脫下軍裝，并要求同僚若要從政也應如此。然而在這個國家，軍隊始終扮演著過于突出的角色：他們曾四次推翻政府，另有多次未遂嘗試，并通過各類機構謀求對國家政治與經濟施加影響。

當晚士兵占領大橋時，這場行動已經啟動數小時。此時，因拒絕支持這次軍事接管行動，總參謀長胡盧西·阿卡爾已被綁架，不安乃至恐慌開始在政府陣營中蔓延。最后才得知消息的人當中，包括總理比納利·耶爾德勒姆和總統埃爾多安本人。

據埃爾多安自己的說法，是他的連襟齊亞·伊爾根告訴他博斯普魯斯海峽附近出現異常的軍隊調動。“齊亞，你在開玩笑吧？這能有什么關系！”他這樣回應。當時正在地中海沿岸度假的埃爾多安隨后致電情報部門和總參謀部，但線路無人接聽。

這種通訊上的缺失至今仍是那一夜最大的謎團之一。因為據后來披露，情報部門與總參謀部兩家機構早在下午三點就已掌握相關異常動向的信息，但顯然并未傳達出去。當時負責這兩家機構的人此后都身居要職：阿卡爾曾出任國防部長，如今是議員；哈坎·菲丹繼續執掌情報部門，如今是外交部長。

數小時后，政府重整旗鼓并控制了局面——他們意識到只有一小部分武裝力量支持這場異常行動——于是反擊開始。忠誠的軍人對抗叛亂者，警察對抗軍人；尤其是那些應埃爾多安號召、從清真寺涌上街頭的平民，他們用棍棒、手槍或赤手空拳與坦克對峙，捍衛自己的政府。

253名平民和忠于政府的官員死亡，如今被視為烈士，他們死于空襲、槍戰和街頭處決，或被駛過大道的坦克碾壓。

這構成了官方所命名的“7月15日史詩”的基礎。正是憑借那一天釋放出的能量——埃爾多安支持者獲得賦權、占據了此前多為左翼反對派天下的街頭——土耳其總統得以在過去十年中乘勢而行。

由流亡海外的教士費特胡拉·居倫領導、以教派方式運作的政治宗教組織“希茲梅特”運動，在事件發生后被指為主謀。居倫于2024年在美國去世。數十年來，該組織不斷滲透進公共行政機構和安全部隊，尤其是在其與埃爾多安政黨長期結盟、后來才反目的那些年里。居倫的追隨者否認參與那次未遂軍事行動，但在審判過程中，多名被指控的將軍和上校——他們被判處多個無期徒刑——承認了自己的成員身份。

“在政治上有這樣的先例：發生此類事件后會有公正的審判，獨立機構調查事件經過、公布結論，政治體制得以消化這些結論并改善運作。而這在土耳其沒有發生，”科魯解釋說，“公眾感到自己并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很多人懷疑埃爾多安的人早就知道正在發生什么，卻放任其發生，這是一場‘受控的軍事奪權事件’。對于那些在居倫勢力擴張過程中負有責任的人，也沒有任何問責。”

超過11.3萬人因涉嫌與居倫派有關聯而被投入監獄，15.2萬名公務員被逐出行政部門。這讓埃爾多安得以用忠于其伊斯蘭主義政黨正義與發展黨、以及忠于其盟友——民族主義政黨民族主義行動黨的官員，重塑整個國家機器。

未遂軍事事件帶來的創傷，被用來推行緊急狀態。在此期間，一場深刻的制度改革得以實施，并通過一場票數十分接近的公投，完成了從議會制向超級總統制的轉變——而在此數年之前，這一轉變并沒有足夠的支持。

這一事件發生在一個極度暴力的背景之下：“伊斯蘭國”勢力崛起，在土耳其制造殘酷的襲擊；2015年和平談判破裂后，庫爾德叛亂重新抬頭，并遭到軍事手段的強力應對。

因此，這一事件借助了加拿大作家娜奧米·克萊因所稱的“休克主義”，以說服至少一部分民眾相信：為了換取安全與穩定，就必須放棄制度制衡與民主自由。

緊急狀態在兩年后解除，此時埃爾多安已在新體制下當選總統，但那套做法從未真正終結。例如，罷免數十名反對派市長、由內政部任命的接管者取而代之的慣例；又如逮捕政敵，并在法院作出判決或定罪生效之前，將其長期關押。

親庫爾德政治人物塞拉哈廷·德米爾塔什自2016年11月起被剝奪自由；社會民主派總統候選人埃克雷姆·伊馬姆奧盧已被關押近一年半。此外還有數百名較低級別的政界人士、工會成員、記者和藝術家，這些在那場未遂軍事事件引發的震動之前都是難以想象的。這場未遂軍事事件帶來的創傷，最終成為土耳其政治體制劇烈轉向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