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學之父：刑罰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預防犯罪

在法律思想家中很少有比切薩雷·貝卡里亞侯爵更懶惰的人了。切薩雷·貝卡里亞是意大利刑法學家，古典刑事學派的創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人物。

他出身于米蘭的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其家族原先在帕維亞，據說曾獲得過對那里的統治權，18世紀初被授予侯爵稱號。貝卡里亞的祖母去世時留下了豐厚的遺產，依靠遺產和父親的俸祿，他出生后一直過著豐裕的生活。這也養成了他懶惰、軟弱的性格。

貝卡里亞8歲時進入帕爾馬的一所耶穌會學校讀書，在那里他首次展現了自己在數理課程方面的天賦和非凡的想象力，同學們都稱他為“小牛頓”。

8年后，他進入帕維亞大學攻讀法律專業，于1758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畢業后他回到米蘭，并于1764年發表了代表作《論犯罪與刑罰》。

1768年11月，貝卡里亞被奧地利政府授予米蘭宮廷學校經濟貿易教授的職位，1771年4月被任命為米蘭公共經濟最高委員會委員，1791年成為倫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員會的成員。1794年，貝卡里亞因中風在米蘭家中去世。

▲刑法學之父：切薩雷·貝卡里亞（1738年-1794年）

▌生性懶惰的貴族，被迫成為了法學家

在貝卡里亞的一生中，尤其是前半生，有一個人對他影響很大，他就是民主主義者、經濟學家彼得羅·韋里（Pietro Verri）。

貝卡里亞畢業后在米蘭無所事事，感到厭煩，但他又受到當時啟蒙思想的激勵，于是參加了韋里在其家中成立的一個激進討論小團體——猛擊。

猛擊社團的成員都是一些風華正茂的青年人，他們中許多是伏爾泰和狄德羅的信徒，并自認為是北意大利的百科全書派。猛擊社團的成員閱讀了大量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休謨等啟蒙思想家的作品，并每晚聚會進行激烈的討論。

貝卡里亞很佩服韋里，卻又不接受他的觀點。猛擊社團的活動對貝卡里亞的思想啟蒙和視野擴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說的“我皈依哲學是在5年之前，即當我閱讀《波斯人信札》之時……讀狄德羅的著作給我以觸動和啟發，休謨深刻的形而上學對我來說是個啟迪，它使我的精神境界得到升華”。

1761年2月，貝卡里亞在幾經動搖后，違抗父命與出身于軍人家庭的漂亮姑娘、17歲的特雷莎·布拉斯克結婚。由于貝卡里亞是長子，他的結婚不僅導致了與父母關系的破裂，從而失去家庭的經濟支持，而且意味著他將喪失繼承權。

貝卡里亞不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與特雷莎結婚，可見他們相愛甚深，這也是貝卡里亞一生中難得的幾次勇敢行為之一。但婚后一年，小家庭便債臺高筑、處境艱難。這時，韋里伸出了援助之手，幫助貝卡里亞與父母消釋前嫌、重歸于好，使他免除了經濟之憂，得以專注于學術研究。

▲彼得羅·韋里（1728年-1797年）

1762年，根據韋里的建議，貝卡里亞撰寫了《論米蘭公國1762年貨幣混亂及其救治》，這是他的處女作。該書的發表使貝卡里亞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在這本書中，貝卡里亞對當時困擾米蘭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的焦點問題——米蘭匯率投機活動猖獗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他通過考察各種貨幣的含金量，設計了一個以含金量為基礎計算貨幣價值的數學公式，并且根據公式計算出各種貨幣之間的比價，充分展現了他的數學才能和獨特的視角。

但由于沒有考慮到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造幣廠里貨幣的含金量存在差異并時常變化，貝卡里亞計算出的比價不夠準確。盡管存在這一失誤，貝卡里亞方案的思路仍受到了金融界的肯定和重視，并引起了學術界和行政當局的興趣和注意。1763年，米蘭出臺的一些金融改革措施在某種程度上采納了貝卡里亞的建議。

當時在猛擊社團里，每個成員都要研究和掌握某一特定主題，每晚輪流作報告。貝卡里亞選擇的是刑法，但他并沒有認真鉆研。韋里認為貝卡里亞“有豐富的想象力……是位有造詣的代數學家、優秀詩人，有獨辟蹊徑的頭腦，只要懶惰和灰心喪氣不抑制他”，所以將他們經常討論的議題——對刑事立法的批判這一“最適合雄辯和富有想象力的人的題目”交給他寫。在朋友的幾經催促下，他開始動筆。

貝卡里亞雖然畢業于法律專業，但對當時的刑事制度沒有直接和深刻的了解。在這方面給他以重要幫助的是韋里的弟弟亞歷山德羅，亞歷山德羅曾擔任過當時授予貴族人員的榮譽職務“囚犯保護人”，因此對當時刑事法律制度中的黑暗情況了如指掌。

在韋里兄弟尤其是韋里的不斷鼓勵和幫助下，貝卡里亞終于在1764年完成了令他的同伴震驚的不朽名著《論犯罪與刑罰》。所以，與其說這本書是他自愿寫成的，還不如說是被逼出來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使貝卡里亞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生性懶惰的貴族邁進了法學家的行列。

▲《論犯罪與刑罰》封面與內頁展示

▌刑罰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預防犯罪

《論犯罪與刑罰》是貝卡里亞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貝卡里亞抨擊了封建社會以罪刑擅斷、司法專橫為主要特征的刑法制度，依據人性論和功利主義的哲學觀點分析了犯罪與刑罰的基本特征，并以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為基石提出了以下觀點：

1）頒布法律的權力只屬于根據社會契約聯合起來的整個社會的代表即立法者，只有實施法律禁止的行為才能稱作犯罪，而且只有法律才能規定刑罰。

2）刑事法官無權解釋刑事法律，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

3）衡量犯罪輕重的標尺不是犯罪意圖，也不是受害者的地位或罪孽的深重，而是社會遭受到的危害程度。

4）犯罪人的刑罰應當與其所犯的罪行相適應；犯罪人不論社會地位如何，同樣的罪行應當受到同樣的懲罰。

5）刑罰的目的不是報復，而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即預防犯罪。

6）為了較好地達到預防的目的，對犯罪人應當采用溫和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刑罰。因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和延續性，“濫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 同時，法律規定應當清晰明了，使人們容易理解，才能切實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

以上就是后來為現代刑法制度所確認的三大刑法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刑罰人道化原則。此外，作者還呼吁廢除刑訊和死刑，實行無罪推定。

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振聾發聵的論述，立即引起了宗教和保守勢力的驚慌，他們對貝卡里亞進行了嚴厲的指控。面對這些指控，貝卡里亞害怕了，他表白說：“我希望做人類的保衛者，但不愿為此做殉道者。”這時候又是韋里兄弟挺身而出幫助他，反擊對他的指控。后來在當時米蘭行政首腦卡爾洛·費爾米安（Carlo Firmian）伯爵的保護下，貝卡里亞沒有遭受到宗教迫害。

但《論犯罪與刑罰》一書帶給貝卡里亞更多的是贊揚和榮譽。伯爾尼的愛國者協會在尚不知道作者是誰的情況下就作出決定，向作者授予金質獎章，贊揚他是一位“敢于為保衛人類，反對最根深蒂固的偏見而吶喊的公民”。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此書贊賞有加，兩人由此開始有了書信往來；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思想家還盛情邀請他訪問巴黎；甚至于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因此書而邀請貝卡里亞到俄國幫助編纂俄國新刑法典。

▲切薩雷·貝卡里亞 Cesare Beccaria

▌他的思想雖有缺陷，卻體現著文明的巨大進步

由于貝卡里亞畢業后一直沒有合適的職業，對于來自巴黎的邀請，他的父親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認為這對貝卡里亞的前程將大有裨益，所以不惜為此舉債。1766年10月，貝卡里亞在亞歷山德羅的陪伴下前往巴黎。

在巴黎，貝卡里亞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無論走到哪里，都是人們注意和頌揚的中心。法國百科全書派的領袖狄德羅及達蘭貝爾、莫雷萊等都對他大加贊揚。

然而，貝卡里亞對這次難得的機會似乎并不重視，僅一周時間，他對妻子和家人的思念就發展到快要發瘋的地步，他寫信給妻子，決定盡快返回米蘭，并向父母謊稱身體不佳，以此作為提前返回米蘭的借口。盡管韋里寫信鼓勵他并勸他多留些日子，而且還請求他的妻子說服他，但一切都無濟于事，貝卡里亞不顧任何勸說和反對，于12月12日返回米蘭。

貝卡里亞巴黎之行的種種表現使韋里兄弟對他十分失望和不滿，他們的關系開始惡化。巴黎之行是貝卡里亞第一次出遠門，也是他唯一的一次，這次遠行在他心里造成了巨大的陰影。

對他的表現，人們眾說紛紜，有褒有貶。在刑法史上幾乎與他齊名的刑事人類學鼻祖切薩雷·龍勃羅梭按照自己的理論作出了一種有趣的解釋：每個天才都同時是一個精神病人，他在某一方面所表現出的超常才能往往是以另一方面能力低下為代價的，貝卡里亞就是實例之一。

▲《論犯罪與刑罰》內頁展示

1769年，31歲的貝卡里亞躊躇滿志地登上米蘭宮廷學校的講臺，翻開了他獨立生活的第一頁。貝卡里亞主持的是經濟學講座，這是奧地利女皇瑪麗亞·特雷莎專門為其設立的，對于想在經濟界和金融界發展的人來說，這門課是必修課。

在首講式上，貝卡里亞回顧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強調了各門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指出：

“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學科范圍內，忽略相似和相鄰學科的人，在自己的學科中絕不會是偉大的和杰出的。一個廣闊的大網聯結著所有真理，這些真理越是狹窄，越受到局限，就越是易于變化，越不確定，越是混亂；而當他擴展到一個較為廣闊的領域并上升到較高的著眼點時，真理就越簡明、越偉大、越確定。”

這段話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成功的經驗總結。

第一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講稿也很快被譯成法文和英文發表。貝卡里亞備課認真，他的課是學校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他講課基本上是按照教案，他的保護人費爾米安伯爵希望他能將自己的教案整理一下以便出書，并多次敦促他，而他卻懶得著手，一拖再拖，直到他去世后，他的手稿才由他的一位學生整理成書。

1789年，貝卡里亞從經濟界回到法律界，主管警察、法庭、監獄和管教所，負責社會治安的維護和刑事法律的制定，開始真正將其刑法思想付諸實踐。

1790年，貝卡里亞轄區內的科莫市發生了一系列失業工人的抗議示威，警察出面鎮壓，逮捕了一些示威者，但局勢仍不斷惡化。貝卡里亞親自趕赴科莫市研究對策。他力排眾議，反對用鎮壓手段解決問題，也反對將鬧事的工人強制充軍，認為這樣做無助于從根本上改善局勢。他主張對失業者給予救濟，鼓勵各種工業和當地手工業的發展，創建一個比較穩固的經濟基礎。他提出的這些策略在實踐中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1791年，奧地利皇帝利奧波德二世任命貝卡里亞為倫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員會委員，將他推到了刑事立法的第一線。然而此時的貝卡里亞已進入暮年，雖想一展自己的抱負，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留下了一些書面的咨詢意見，其中關于刑事立法的有《對政治犯罪的簡略思考》（1791）、《論無期徒刑計劃》（1791）、《改善被判刑人的命運》（1789—1791）、《論管教所》（1791）和《對死刑的表態》（1792）。其中，在《對政治犯罪的簡略思考》和《對死刑的表態》中，貝卡里亞充分闡發了自己的刑法思想。

在《對政治犯罪的簡略思考》中，貝卡里亞認為，應當把那些本性在于直接破壞社會關系的犯罪，同那些只是間接損害社會的違法行為區別開來，前一類行為為“罪惡的犯罪”，后一類行為為“政治犯罪”。

他認為，政治犯罪不是以惡意為前提，而是以自愿造成的損害為前提；他們并不直接破壞社會，也不侵犯自然法；是簡單的過錯而不是欺詐。在政治犯罪中，應當特別注意個人的條件，“因為，棍棒可以矯正賣苦力的人，而對貴族、誠實的商人和一切文明的人卻是一種侮辱和毀滅，并使他們的家庭蒙受最悲慘的恥辱”，這種刑罰不再同犯罪相對稱，而是大大超過了它。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和立法的基礎。——切薩雷·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

在《對死刑的表態》中，貝卡里亞認為，除非在十分需要的情況下，不應當規定死刑。因為：

1）當死刑不是必需時，它是非正義的；

2）死刑的效果不如富有持續公開性的終身刑；

3）死刑是不可挽回的。

在安定的社會狀態中，在正常的司法管理下，根本就不需要死刑。死刑只在這種情況下適用，即陰謀顛覆國家的罪犯，盡管被監禁并嚴加看守，但由于他的國內關系或國外關系，仍會繼續擾亂社會并使之處于危險之中，除此以外，都不應適用死刑。

死刑只是在消滅罪犯上最為干脆，而在打擊罪犯上卻不是適宜的。而且，再明智公正的法官，也不可能絕對排除對量刑事實的認定發生偏差，誤判死刑的情況總是難免的，但也無法補救。

貝卡里亞一生充滿了矛盾：他可以用筆勇敢而激昂地對暴政進行控訴，然而卻不愿為他的激進思想付出代價；他的思想獨特于與他同時代的人，而他的生活、行為卻與大多數人保持同步。

盡管如此，我們誰都無法否認貝卡里亞對刑法思想的巨大貢獻，他畢竟是以現代啟蒙思想系統論述犯罪與刑罰問題的第一位思想家。

他的著作就像是在黑夜中發出的聲音，試圖喚醒人們內心本該具有的豐富情感；他的刑法思想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它體現著歷史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刑法改革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如韋里在他去世后對他所作的評價：貝卡里亞是“第一位敢于指出社會科學重大問題的天才”。

《論犯罪與刑罰》文風簡潔，字字珠璣，閃耀著法理與思辨的光輝。這部著作雖然篇幅不長，但影響卻極為深遠，被譽為刑法學乃至法學領域最為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近代刑法的開山之作：“刑法之父”貝卡里亞的經典代表作《論犯罪與刑罰》原著出版于1764年，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對刑罪原則進行系統闡述的著作。本書明晰而系統地論述了犯罪與刑罰問題，是法學研習者的必讀書目。

◎法學界的傳奇神話：該書剛一出版，伯爾尼的愛國者協會在尚不知作者是誰的情況下就作出決定，向作者授予金質獎章，贊揚他是一位“敢于為保衛人類，反對最根深蒂固的偏見而吶喊的公民”。至18世紀末，全世界《論犯罪與刑罰》版本就已超過60種。

◎不可多得的閃光之處：這部著作如同橫空出世，提出了很多堪稱“暗夜中的流星”般的觀點，明確提出了后來為現代刑法制度所確認的三大刑法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刑罰人道化原則；呼吁廢除刑訊和死刑，實行無罪推定。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切薩雷·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這部刑法學的傳世經典，曾引領無數法律人推開了法學思想的大門；它熠熠閃光的現代文明思想，讓當代的非法學專業的讀者亦可大受裨益。經典著作就是如此，不是只適合于某個領域，而是在整個人類思想寶庫中都不可或缺。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