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歸來后，特朗普“心腹”突然倒下

當地時間2026年7月11日晚，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突然去世，終年71歲。據初步醫學鑒定，其死因為主動脈夾層。

就在發病前不久，格雷厄姆還與特朗普通了電話，談的是一項選舉法案；而在兩天前，他剛剛結束對烏克蘭的第十次訪問，與澤連斯基會面，并高調宣布國會與白宮已就新版對俄制裁法案達成原則共識。

格雷厄姆離世后，特朗普稱他是真正的美國愛國者，“就像家庭成員一樣”，并下令全國降半旗悼念。澤連斯基、北約官員和以色列領導人也迅速表達哀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稱，以色列失去了最堅定的朋友之一；澤連斯基則強調，格雷厄姆曾在烏克蘭最需要支持的時候多次到訪。

這組生命最后時刻的畫面，幾乎濃縮了格雷厄姆過去十年的政治角色。他既是特朗普最親近的國會盟友之一，又始終保留著傳統共和黨建制派和鷹派國際主義者的底色。他相信，美國必須依靠軍事力量、聯盟體系、經濟制裁和全球介入維護國際主導地位，而這種政治傳統在特朗普主導的共和黨內正逐漸失去基礎。格雷厄姆的離去，意味著美國政壇失去的不只是一位資深參議員，也失去了一座連接特朗普政治與華盛頓傳統外交安全建制的特殊橋梁。

當地時間2018年11月8日，美國華盛頓，特朗普與格雷厄姆一同走向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圖/視覺中國

轉向

格雷厄姆與特朗普的關系，是美國政治中最具戲劇性的轉變之一。2016年共和黨初選期間，格雷厄姆曾猛烈批評特朗普，認為其不適合擔任總統；特朗普則公開了格雷厄姆的私人電話號碼，兩人一度勢同水火。

不過，特朗普當選總統后，格雷厄姆迅速靠近白宮，頻繁與其接觸，協助推動司法任命和共和黨議程，并在兩次彈劾中堅定維護特朗普。即使在2021年國會山騷亂后短暫表示與特朗普“到此為止”，他也很快重新回到特朗普陣營。這種變化常被歸結為政治投機，但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以忠誠換影響”的生存策略。

格雷厄姆接受了特朗普對共和黨的個人化控制，同時又試圖利用私人關系，將傳統共和黨鷹派的外交主張植入“美國優先”議程，并繼承了里根和麥凱恩式的國際主義，認為美國一旦從歐洲和中東后退，競爭對手就會填補權力真空。特朗普更強調交易：盟友必須增加投入，戰爭必須產生可見收益，美國不能無限承擔海外成本。

兩種思路并不天然兼容。格雷厄姆的特殊作用，是不斷向特朗普證明，援助烏克蘭、支持以色列和打擊伊朗，也可以被解釋為維護美國利益。他沒有改變特朗普主義，卻一度阻止共和黨外交徹底轉向孤立主義。

“翻譯”

在俄烏問題上，格雷厄姆的中介作用體現得最為明顯。自俄烏沖突全面升級以來，他多次訪問烏克蘭，主張提供先進武器、強化北約東翼，并以制裁提高俄羅斯的戰爭成本。

面對特朗普對援烏費用的質疑，格雷厄姆調整了論證方式，不再空談民主價值，而是強調援烏可以削弱俄羅斯、擴大美國軍工需求，并使烏克蘭的礦產、能源和重建利益與美國相連接。這種論述將傳統國際主義“翻譯”成了特朗普能夠接受的交易語言。

格雷厄姆的重要政策遺產之一，是與民主黨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共同推動對俄制裁法案。最初版本提出對繼續購買俄羅斯能源的國家實施二級制裁和最高500%的關稅，獲得80多名參議員支持。

2026年7月10日，格雷厄姆在基輔宣布，美國國會已與白宮就修訂方案達成一致。新版法案為特朗普保留了更大實施裁量權，使國會鷹派推動的制裁方案，也可以成為總統談判和施壓的工具。

這正是格雷厄姆最典型的政治操作：國會負責建立跨黨派壓力，特朗普掌握最終決定權，而他本人負責在兩者間進行政治翻譯和協調。但這種政策也存在明顯風險。二級制裁和超高關稅可能導致俄烏沖突成本進一步外溢至全球主要能源進口國，加劇全球貿易體系的陣營化。格雷厄姆所說的“以壓力促和平”，本質上依然是一種最大限度施壓邏輯：先擴大經濟威懾，再迫使對方談判。它能否真正帶來和平，取決于制裁是否能夠改變俄羅斯的戰略計算，也取決于美國是否愿意接受一個并不完全符合自身目標的政治妥協。

兩面

如果說在俄烏問題上，格雷厄姆的主要角色是國會協調者，那么在以色列和伊朗問題上，他則更接近軍事升級的推動者。

格雷厄姆長期將以色列安全與美國安全視為同一戰略問題。他支持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反對對以軍行動施加過多限制，并主張削弱伊朗的核能力、導彈體系和地區代理人網絡。美國與以色列擴大對伊軍事行動后，他不僅支持繼續打擊，還曾公開主張控制伊朗石油出口樞紐哈爾克島，以切斷其主要收入來源。

這種主張已不只是威懾。一旦美軍地面力量進入伊朗領土，有限打擊便可能滑向長期占領甚至政權戰爭。伊拉克和阿富汗留下的教訓是：摧毀軍事目標相對容易，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則較為困難。格雷厄姆對軍事力量的信任，使他更關注如何摧毀對手的能力，卻較少回答軍事行動之后由誰填補權力真空、美國是否需要承擔長期責任。

俄烏與美以伊兩場沖突，展現了格雷厄姆外交觀的兩個側面。在歐洲，他主張通過聯盟、軍援和制裁建立談判優勢；在中東，他則更愿意直接使用軍事力量改變地區力量對比。前者仍包含聯盟協調和國會立法，后者則更容易滑向行政擴權與目標升級。因此，格雷厄姆既是美國聯盟外交的維護者，也是軍事干預傳統的堅定繼承者。

“心腹”

格雷厄姆去世后，烏克蘭失去了一位能夠直接接近特朗普的關鍵支持者，以色列失去了一位在美國國會極具影響力的辯護者，特朗普也失去了一個既高度忠誠又敢于持續游說其外交政策的“心腹”。

格雷厄姆的離去不會立即改變美國對烏克蘭、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美國對俄制裁已形成較強的跨黨派基礎，美烏安全合作也不會因一名參議員離世而消失，美以關系更有深厚的制度支撐。真正可能發生變化的，是白宮與國會之間協調這些政策的方式。

特朗普身邊并不缺少鷹派，但未必還有人同時具備長期國會資歷、跨黨派人脈、與外國領導人的私人關系，以及同總統之間高度個人化的信任。這可能帶來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一種是共和黨內反對海外干預的力量獲得更大空間，使美國更加重視短期成本和國內政治收益；另一種是外交決策進一步集中于總統個人，使政策更加依賴特朗普對領導人關系、談判進程和國內輿論的即時判斷。失去格雷厄姆這樣的中介，美國外交未必更加克制，反倒可能變得更加個人化和不可預測。

格雷厄姆最大的政治悖論正在于此。他試圖通過靠近特朗普，保存傳統共和黨的全球干預主義。事實證明，這一策略一度有效。特朗普沒有徹底放棄烏克蘭，在伊朗問題上也采取了比共和黨孤立派更加強硬的行動。但代價同樣明顯。格雷厄姆對特朗普的長期迎合，強化了共和黨政治中的個人忠誠原則，也削弱了傳統建制派通過制度、程序和價值約束總統的能力。

格雷厄姆保住了部分舊外交政策，卻未能保住支撐這套政策的舊共和黨。將他簡單視為毫無原則的特朗普追隨者，會忽視他在烏克蘭、北約和以色列問題上的長期一致性；將他視為維護國際秩序的理想主義者，又會忽視他對軍事力量的過度信賴，以及對戰爭后果和制度約束的輕視。

更準確地說，格雷厄姆是美國外交轉型期的過渡人物。他成長于美國單極優勢最強的年代，卻在政治生涯晚期面對一個厭倦海外戰爭、懷疑盟友價值、強調本國優先的美國社會。他始終試圖證明，“美國優先”并不意味著美國退出世界，聯盟、制裁和軍事力量仍然可以服務美國利益。

去世前一天，格雷厄姆仍在基輔推動對俄制裁。這一幕具有某種象征意味。直到最后，他仍相信美國可以通過增加壓力塑造戰爭結局。但無論在烏克蘭還是伊朗，真正困難的問題從來不是如何增加壓力，而是壓力之后如何建立一種可持續的政治秩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石培培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