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杜聿明于1981年去世后遺體滯留半月未葬，鄭洞國因此為何感到極度惱怒？
1924年盛夏的黃埔校場，驕陽炙烤得操場冒煙。點名時，個子略矮的陜西青年杜聿明拍了拍肩上灰塵，對旁邊的鄭洞國擠眉道：“進了軍校，可別給陜北人丟臉。”鄭答一句：“放心，槍響時誰退一步誰是孫子。”兩人哈哈一笑，誰也沒想到這個玩笑會伴隨他們走過半個世紀的風雨。
畢業后，杜聿明一路從排長干到師長。娘子關、忻口、大別山，他總是沖在最前線。抗戰最緊張的日子里，他指揮的新編第二十二師幾乎全部換過一遍番號，卻從未丟過一門炮。軍報曾評論：“黃埔一期里，他的動作最像日本人，速度快到讓對面措手不及。”褒貶不一，卻擋不住升遷。
1948年冬天的中原平原已無余熱。徐蚌會戰展開后，杜聿明奉命接替黃百韜統籌徐州集團軍，十幾萬人的包圍圈迅速收緊。當夜突圍，他坐在指揮車里連換三張地圖仍找不到空隙，炮火將擋風玻璃炸成蜂窩。次日拂曉，青龍集一帶槍聲漸息，他負傷被俘，時間定格在1949年1月10日。
被解放軍押往功德林時，他的體重跌破一百斤，瘧疾隔三差五發作。周恩來得知后批示“救人要緊”，上海心內科專家杭棣華北上診治。有意思的是，病房里掛著的不是藥品清單，而是《三民主義》和《新華日報》并排的讀書目錄。醫治與學習同時進行，這種組合在戰俘中并不多見。
思想改造課上，杜聿明常用鉛筆在書頁空白處記“對照自檢”四字。多年后有人問他當時的真實感受，他擺擺手：“那時只想活下來，也想明白為什么會輸。”十年過去，1959年12月特赦令發布，他與鄭洞國等人一道走出高墻，身份標簽瞬間改變，社會稱呼由“戰犯”改成“先生”。
北京的新居位于什剎海附近的小四合院，院里老海棠每到春天落花如雪。他喜歡坐在花樹下寫回憶錄，《北國春秋》中的章節多次提到“戰敗責任”。遺憾的是，夫人曹秀清當年跟隨空運部隊去了臺北，子女一半在臺灣，一半在美國，團圓始終是懸而未決的詞。
1970年代末，他的心臟開始頻繁報警。醫生建議置換瓣膜，杜聿明搖頭：“不折騰，讓我把書寫完。”1981年4月底，他再次住進阜外醫院。病床前，鄭洞國捏著他的手沉默良久，只說一句：“哥們，你欠我一局象棋別想賴賬。”杜聿明微笑，沒有回應，5月7日凌晨病逝，終年77歲。
家屬未到，北京的太平間卻早已排滿預約。靈柩只能暫借角落。紅十字會代表勸慰鄭洞國耐心等待，對方再也壓不住火氣：“人都走了，手續還比天大？”工作人員無言。14天過去，批件依舊沒落下，冰柜門反復開關，目送一具具遺體移出，唯獨杜聿明停在原位。
5月23日清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簡短安葬儀式。粟裕、許世友、宋任窮等老將軍敬獻花圈，花圈緞帶上寫著“共勉”二字。碑面并沒有冠以軍銜，而僅刻“崇尚和平”四字，這是杜聿明生前親筆手書。鄭洞國看著碑文，輕聲嘀咕：“也算交了那盤象棋的棋譜。”
1983年夏，海峽兩岸開始試行“人道探親”個案，杜致禮姐弟在香港與母親曹秀清會面，他們帶去一捧從父親墓前取來的白色玉蘭。那年香港酷暑，花朵上飛機前已被烤得發蔫，曹秀清仍執意把花瓣一片片夾進書頁，說要帶回臺北給親友看看。很多年后，她在家中翻舊書時，紙頁間的玉蘭早已褪色，只剩輕若塵埃的紋路，卻仍保持著當年完整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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