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陽血戰：生前吃人，死后封神

隨著長安、洛陽的收復，至德二載（757）十二月，安史之亂暫告一段落，唐肅宗特命嘉獎有功之臣。大唐吏部明確了將士們的功勞后，又加班加點開列出一長串為國捐軀的烈士名單：顏杲卿、張介然、許遠、南霽云、雷萬春、袁履謙……

對于這些應該表彰的忠烈，唐肅宗及在朝的文武百官均無爭議。唯獨對名單上凸顯的一個名字，眾人卻意見不一。

此人正是不久前因死守睢陽而遇害的御史中丞張巡。

▲張巡（708-757）。圖源：網絡

正如《新唐書》記載，當時人或謂：“（張）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部分官員認為，張巡在守睢陽期間造成“人相食”的悲慘局面，實乃歷史的罪人。

而另一部分官員，如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李翰等則認為張巡功勞莫大，“天下不亡，其功也”。

作為張巡生前的摯友，翰林學士李翰稱，張巡食人實屬無奈，皆因睢陽“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更何況，張巡還有“守一城，捍天下”之功，不應被埋沒。

最終，基于張巡立功的表現，唐肅宗追贈其為揚州大都督、鄧國公，并授其子官職。

然而，即便唐朝官方已有定論，千百年來，爭議之聲卻始終不斷：以人為糧的張巡，究竟是神還是魔？

以張巡的性格，或許他從未在身后的虛名上左右徘徊過。

作為盛唐進士出身的文官，他原本擁有美好的前程。史書稱其“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妥妥的盛世“學霸”。步入仕途后，張巡歷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縣令等官，皆以政績卓越、清正廉潔著稱。所以在仕途伊始，張巡的親友們都認為，他極有可能因治城興邦而名垂青史。

可張巡為人志氣極高，不拘小節，向來厭惡與庸俗粗鄙之人為伍，故而他的仕途始終沒有進展。眼及于此，有好心人曾奉勸他投靠權相楊國忠，為自己謀仕途。張巡斷然拒絕，說：“是方為國怪祥，朝宦不可為也。”一個官員需要攀附權貴才能升遷，這正是國家不正常的表現。

如此，沒能順利進京述職的張巡，才被分配到“土多豪猾”的真源縣（今河南鹿邑）當縣令。

真源地處中原，“盛產”土豪劣紳。張巡到任時，當地甚至還流傳著“南金口，明府手”的諺語，說的是當地勢力最大的“地頭蛇”華南金倚仗在衙門任職的關系，欺壓百姓，作威作福。

張巡頭一次升堂，就讓人把華南金逮來，當著全縣百姓的面，將其繩之以法，明正典刑。隨后，他又頒布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憑著一顆公心做事，在真源縣任職數載，張巡便成為當地歷史上治績最好的“名宦”之一。

正當張巡準備大展拳腳之際，河北卻傳來了驚天異動。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攜“好兄弟”史思明發動叛亂，建燕稱帝，兵鋒直指長安，史稱“安史之亂”。由于中原數十年未歷戰事，叛軍頃刻輒至，不僅朝廷來不及調動軍隊抵御，各地官吏更是聞風而降。這其中，譙郡（今安徽亳州）太守楊萬石還未見到叛軍的影子，便主動投降了安祿山。

▲安祿山。圖源：影視劇照

真源縣受譙郡管轄，叛主后的楊萬石第一件事就要拉手底下的官員入伙。張巡作為當地頗有政聲的官員，自然是楊萬石的首要勸降對象。但楊萬石低估了張巡的節操。面對楊萬石的賣主行為，張巡怒不可遏，憤而起兵，率領本縣吏民數千人，毅然舉起反抗安祿山叛軍的義旗。

吊詭的是，決絕的張巡卻沒能等來同僚們的積極反應。當時在真源縣附近，雍丘（今河南杞縣）縣令令狐潮正準備投降。當地百姓對他們的長官主降嗤之以鼻，趁令狐潮出城迎接叛軍，這群百姓直接將城門鎖死，誓與雍丘共存亡。但是，雍丘縣群龍無首，雍丘百姓也不能組織起有力抗擊，所以，城中有識之士派人邀請張巡為他們守城。

天寶十五載（756）二月，張巡帶兵接管了雍丘縣，與之一同前來的，還有單父（今山東單縣）縣尉賈賁所部一千余人。為了提振士氣，他們先拿令狐潮的家屬祭旗，旋即加緊修筑防御工事。而令狐潮在叛軍的支持下實力大增，張巡、賈賁到任雍丘僅一個月，令狐潮便伙同叛軍大將李懷仙、楊朝宗等率四萬大軍來攻，并聲稱要踏平雍丘，活捉張巡。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賈賁不愿做“縮頭烏龜”，憑一股忠勇之氣出城御敵，不幸全軍覆沒。賈賁之死令雍丘、真源守軍一陣恐慌，但張巡并未自亂陣腳。他分析，令狐潮曾主政過雍丘，必知城防弱點，而敵軍精銳，必有輕我之心，要想憑借真源、雍丘兩縣有限的兵力取得勝利，必須化被動為主動。

張巡決定發動一次奇襲。

他親自挑選一千名精銳，分成五隊，每隊兩百人。這些人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盡量沖散叛軍的陣腳，無需顧及殺敵多少，更不用搶奪輜重糧食，只需要讓敵軍看清楚我子弟兵的威猛，逼其后撤即可。

這次奇襲無疑是奏效的。趁著叛軍埋鍋造飯的時機，真源、雍丘子弟兵殺至，敵軍頃刻間陣腳大亂。數萬大軍根本顧不上吃飯，也來不及抵抗，便伴隨一股莫名的頹勢潰退戰場。

此后，張巡與令狐潮間又爆發了大小三百余戰。令狐潮屢戰屢敗，其手下叛軍銳氣盡失，不得不主動后撤。

盡管張巡憑借區區數千士兵扛住了令狐潮數萬大軍的沖擊，但伴隨著東都洛陽的陷落，封常青、高仙芝等宿將為唐玄宗冤殺，唐、燕對峙的形勢注定進一步惡化。

就在張巡、賈賁入駐雍丘前夕，安祿山的大軍已拿下陳留郡（今河南開封）。這里是唐朝河南節度使的駐地，也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亂爆發后，于內陸設置的第一個藩鎮，意義重大。按照最初的設計，河南節度使可統轄陳留、睢陽、譙等十三郡諸軍事。這意味著，河南節度使一旦缺位，不僅張巡在雍丘、真源一帶的抗擊得不到補助，唐帝國在河南最重要的軍事基礎也將土崩瓦解。

更為嚴峻的是，自秦漢以來，漕運關東（函谷關以東）便成為長安物資供給的重要模式。隋唐時代的漕運，多取“東南之粟”，也就是所謂的江淮租賦，這些錢糧在和平時代通常需要自江都（今江蘇揚州）運出，經長江、淮河、黃河等水路直抵洛陽，再由洛陽地區安排人手，“以車或馱陸運至陜”。可以說，“賦取所資，漕挽所出，軍國大計，仰于江淮”。為此，自隋煬帝以下的多位君主不惜頂著亡國的風險，開挖大運河，以保障江淮漕運暢通。

連通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正好穿過雍丘、寧陵（今河南寧陵）、睢陽（今河南商丘）等地，直下江淮。這就意味著守好雍、寧、睢三線，便能有效阻止安祿山叛軍染指江南。

▲安史之亂中張巡之所以死守睢陽，核心在于保護大運河和江淮流域。圖源：網絡

江淮的重要性，安祿山當然曉得。為了斷絕唐朝中央的財政收入和糧餉，陳留郡陷落之日起，他就令手下大將李廷望為河南節度使，俾守陳留，同時派出楊朝宗、崔乾佑等沿途收攏大軍，形成東略勢頭，剿滅抵抗勢力，以期在未來某個時間段，兵臨江南，徹底扭轉乾坤。

作為楊朝宗、李廷望的手下，令狐潮被新上司“寄予厚望”。他自知打不過張巡，便帶著士兵屯駐雍丘之北，并在那兒蓋了座“杞州城”日夜防范，切斷張巡義軍的糧草支援。

張巡雖然是個文官，但軍事思想十分超前。見令狐潮暫時放松了對雍丘、真源的攻勢，他便在城中大膽練兵。他的練兵方式與傳統將領不同，他從不要求各營主將無條件服從自己，反而允許他們最大限度發揮指揮員的創造性。無論哪一級別的將領，在張巡眼中，都有權根據現狀自行調整作戰方案，臨機處斷一切突發事件。

對于張巡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練兵方式，唐軍內部難免產生質疑之聲。對此，張巡解釋道：“今胡人務馳突，云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化整為零，靈活多變，或許正是張巡抵抗叛軍這么久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秘訣。

不過，令狐潮發動的消耗戰，著實是張巡鎮守雍丘以來遭遇的最大挑戰。

雍丘地小人寡，城內物資儲備極其有限。作戰日久，唐軍的箭矢早就十袋九空，為此，擅長夜襲的張巡又想到了一計奇招。他命人扎制一批稻草人，為它們穿上夜行服，由士兵用繩索套牢，從城墻上放出城外，制造夜襲叛軍的假象。

守夜的叛軍遠遠看到唐軍出城“偷襲”，于是無數冷箭嗖嗖作響，而張巡等守城官兵則在城上靜等稻草人載箭而歸。就這樣，幾天下來，唐軍成功得箭數十萬支。后來，有個叫羅貫中的文人讀到張巡“稻草人借箭”的經典戰例，遂改編進《三國演義》中，成了諸葛亮神機妙算的事跡之一。

▲《三國演義》中，草船借箭故事的原型是張巡草人借箭+孫權乘船遇箭。圖源：影視劇照

當然，借箭并不是張巡的唯一目的。兩軍對峙日久，雙方的消耗都極大。叛軍后方除了將軍械物資運抵前線外，也會定期為令狐潮等人運糧。張巡得知這一消息，當即決定采取聲東擊西之計——他自己率小股部隊夜襲，佯攻令狐潮，引對方出營，之后再由親信率領大部隊偷襲叛軍的糧草輜重。等令狐潮發現自己上當受騙后，滿載而歸的張巡將計就計，派出五百人的敢死隊偽裝成稻草人模樣，突襲敵營。這下把令狐潮徹底整不會了，史載“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余里”。

雖然張巡如此可怕，但令狐潮知道，兩軍打消耗戰，精髓全在一個“熬”字，只要堅持下去，沒有打不贏的仗。與張巡相比，令狐潮的優勢恰恰就是兵多將廣、后援有力。

眼見令狐潮圍而不走，張巡便主動提出棄城，希望對方給自己及身后的將士們留條活路。考慮到一時半會打不贏張巡，令狐潮便秉著相安無事的心理，命自己的軍隊后撤三十里，打算等張巡跑路后，自己再接管雍丘，也不失為大功一件。怎料，令狐潮大軍一撤出“杞州城”，張巡就派人拆了敵軍的城樓，“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扛著木頭又回雍丘準備下一輪軍事戰斗了。

就這樣，張巡前后堅守雍丘長達一年，令狐潮始終拿他沒辦法。

在張巡的感染下，其手下也涌現出一大批悍不畏死的護唐猛將。其中，人送外號“木頭將軍”的雷萬春，最是令人嘆服。

一次，令狐潮率軍來攻雍丘，雷萬春正在城頭督戰。令狐潮命令手下士兵萬箭齊發，雷萬春來不及躲閃，面門上狠狠地挨了六箭，但他巋然不動，搞得令狐潮滿腹狐疑，以為張巡又安排了個木頭人來騙他。叫來探子一打聽，才知道那不是木頭人，是守將雷萬春。令狐潮大驚，在城下對張巡喊道：“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張巡高聲回答：“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你這種亂臣賊子，不配談論天道。

然而，無論張巡在雍丘如何努力布局，依然不得不面對唐軍大部隊兵敗如山倒的大勢。

天寶十五載（756）六月，潼關、長安接連失守，叛軍長驅直入，唐玄宗倉皇西逃，天下軍事格局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叛軍大量涌入河洛、關中，魯郡（今山東兗州）、東平（今山東東平西北）、濟陰（今山東定陶西南）相繼失守，原奉命駐守潁川（今河南許昌）的山南節度使魯炅，也因叛軍的圍攻而退守南陽（今河南鄧州），雍丘一下子成了四面受敵的孤城。

為了不影響屏圍江淮的戰略，張巡決定退出雍丘，撤往寧陵固守。讓他倍感欣慰的是，在茫然無助的河南，居然還有一位文官與自己英雄所見略同。

這就是睢陽太守許遠。

▲許遠（709-757）圖源：網絡

許遠認為，大敵當前，寧陵雖然只是睢陽郡下的一個縣，但睢陽主城與寧陵相距不過四十里。一旦寧陵失守，自己鎮守的睢陽勢必保不住，所以他不能坐視寧陵陷落。

張巡、許遠的兵馬合于寧陵一處，自然逃不過叛軍楊朝宗、令狐潮等人的眼線。趁許、張二軍陣腳未穩，叛軍發動突襲，與寧陵守軍激戰了整整一個晝夜，卻收獲了另一場敗仗。張、許兩軍殺敵萬人，“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

此時，逃亡四川的唐玄宗終于醒悟了自己過去的錯誤部署。他緊急頒布了一道《命三王制》，令三王輔佐太子李亨平定天下。當然，見慣大風浪的唐玄宗明白，僅靠三王及太子招兵買馬，要想抵擋久經沙場的安祿山及其麾下的幽州兵，無異于天方夜譚。所以，他真正想做的，是借《命三王制》的發布，號召李唐宗室共同守護屬于他們的天下。于是，唐玄宗的遠房堂弟、嗣虢王李巨被任命為新的河南節度使，負責總領包括張巡、許遠的睢陽、寧陵兵在內的河南十三郡軍事，以及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的三鎮大部隊。

嗣虢王李巨“善騎射，有謀略”，一上任就幫南陽節度使魯炅解了圍。鑒于張巡在真源、雍丘、寧陵一帶抗擊叛軍的突出表現，這位王爺也口銜天憲，晉封張巡為河南節度副使，給予他更大的權力。

但，戰爭之所耗，從來只在錢糧。張巡不忍看將士們餓著肚子打仗，便借著給將士們請功的由頭，讓李巨再調撥點糧餉。而李巨完全曲解了張巡的意思，僅派人送去了三十張折沖都尉與果毅都尉的委任狀，對于打仗所需的錢、糧一分不給，氣得張巡破口大罵：“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

事實上，這并不能完全歸咎于李巨的虛偽與吝嗇。

如果將歷史的視野擴大，唐玄宗《命三王制》的發布造成了太子與三王互相鉗制的權力矛盾。為了盡快登基，太子李亨自然不支持唐玄宗的宗室共守江山策略。而唐玄宗西逃不到兩個月，李亨便在杜鴻漸等一批大臣的擁戴下稱帝，這也導致玄、肅二宗在抗擊安史之亂上出現意見分歧的時機提前了。

▲唐肅宗李亨。圖源：影視劇照

恰在此時，原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趕到靈武向唐肅宗李亨述職。唐肅宗便交代宰相房琯，讓賀蘭進明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出任南海太守兼嶺南節度使。結果，這位此前常年在唐玄宗身邊伺候的房宰相，宣旨時給賀蘭進明的職位稍稍動了手腳。偏偏賀蘭進明是個極有政治頭腦的官員，在面見唐肅宗拜謝時“反咬”了房琯一口，說：“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賀蘭進明不僅在唐肅宗面前獲得了表忠的機會，更趁機離間了唐肅宗對房琯的信任。這樣做的結果，便是讓其很快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河南節度使。

而賀蘭進明的走馬上任，也意味著在張巡擔任河南節度副使的那段時間里，他的頭頂上出現了兩個地位、權力皆相等的上司，他們各自為新、老皇帝代言，彼此做著互相拆臺的勾當。

賀蘭進明的到來，也并非對河南戰局毫無益處。至少在他被任命為河南節度使期間，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許叔冀已奉命率麾下精銳奔彭城、譙郡防御。

可是，這些人皆不管張巡、許遠的死活。因為他們發現，以此二人為代表的英雄們，只將注意力放在平叛事務上，不管玄、肅二帝有多大的矛盾，二人從不站隊支持。

眼見唐軍已經做好了反攻的準備，叛軍更是急于拿下江淮之地。于是，在安慶緒弒父奪權后，叛軍派出大將尹子奇統兵13萬，繞過寧陵，直撲睢陽。

▲安祿山稱帝后計劃：西攻潼關，東攻睢陽（紅圈處）。圖源：網絡

安慶緒之所以如此部署，正是看中了張巡、許遠的孤立無援以及睢陽的地理優勢。與雍丘、寧陵相比，睢陽城不僅控江淮之便，更是唐朝宋州治所，東連嗣虢王李巨的彭城駐地，“形勝聯絡，足以保障東南，襟喉關陜”。

當張巡、許遠發現尹子奇的真實目的后，他們只能像此前保衛寧陵那樣，快速合兵睢陽，誓死抵抗。

這時，經歷多次大戰，張巡、許遠的部隊加起來剩下不足七千人。而尹子奇組織起來的13萬部隊，除了叛軍中最精銳的幽州兵外，還有同羅、突厥、奚等部族精銳。無論從人數還是裝備上看，二者實力懸殊。

睢陽保衛戰注定是一場惡戰！

面對近乎二十倍于己的敵人，張巡卻毫不畏懼。史載，兩軍接戰，“（張）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與鎮守雍丘、寧陵時類似，他將打持久戰的思想，融入睢陽保衛戰中，不時趁著敵人防備空虛，搞搞突襲，賺賺裝備。

從“擒賊先擒王”的角度出發，張巡也想在陣前射殺尹子奇，于是心生一計。他令人在城樓上以秸稈為箭，射擊叛軍將領，撿到秸稈箭的叛軍將領大喜過望，以為睢陽箭矢用盡，急忙跑去報告尹子奇。就這樣，尹子奇的位置暴露了，隨即被張巡的麾下大將南霽云射穿左眼，敗下陣來。

看著張巡如有神助般保住了睢陽，許遠說：“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從此二人達成默契，許遠僅負責后勤，而張巡全盤主管軍事。

大約半年后，尹子奇卷土重來。這時，張巡他們出現了糧食短缺問題。

此前，李巨為對抗賀蘭進明，“盡將部曲而行”，致使其麾下部隊糧食消耗過快，于是操蛋的一幕出現了——李巨竟然以河南節度使的名義向張巡征糧。睢陽原為抗敵準備的存糧，就這樣被上級調走了一半。

張巡守衛睢陽期間，戰事密集程度遠超從前，就像他在給唐肅宗的奏報中所寫的那樣：“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戰”，這個數字即便不十分精確，但依舊能看出守城士兵體力消耗之大，糧食自然也吃得快。為了保證睢陽能繼續堅守下去，張巡只好吩咐南霽云去找賀蘭進明搬救兵；同時在城中施行糧食定量分配制度，規定一線將士每人每天最多可食用一合米（一升為十合），吃不飽就只能拿木皮、紙張、茶葉煮了吃。

南霽云隨即出城，一路疾馳至賀蘭進明駐扎的臨淮（今江蘇泗洪東南），向其稟報睢陽的慘況。沒想到，賀蘭進明卻絲毫沒有大局意識，他告訴南霽云，睢陽遲早陷落，將軍有大把前途，何必守在那里送死？

南霽云憤怒不已，拔出佩刀自斷中指，并放言：待叛軍平定后，必殺賀蘭進明。

另一邊，叛軍得知睢陽城內缺糧、士卒大饑后，便架云梯，以鉤車、木馬攻城。即便在如此困境下，張巡依然扛住了尹子奇的攻勢。強攻不下的尹子奇，這時突然想起了置“杞州城”圍雍丘的經驗，當即決定“穿壕立柵以守”，跟張巡玩起了消耗戰。

形勢對張巡越來越不利。

遲遲得不到補給的睢陽士兵，有的漸漸餓死。活著的將士也大多氣若游絲，完全沒了往日的戰斗力。張巡只好指揮將士“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但隨著糧食越來越緊張，張巡不得已，做出了一個驚天的舉動。

史載，他將自己的愛妾帶出來，對將士們說：“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說完，當眾殺了這個小妾，給睢陽將士充當軍糧。對此，守城將士聲淚俱下，不忍食之。張巡“強令食之”，這群可憐的將士才照辦。

有了張巡殺妾的先例，許遠也將自家的僮仆拉到軍前，殺了供士卒充饑。

▲城破前，張巡忍痛殺妾饗三軍。圖源：網絡

再后來，看著守城將士為睢陽日夜奮戰，許多百姓自發加入了“供糧”行列，史載，“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古代戰爭，圍城、屠城并不少見，但像睢陽之戰這樣，百姓奉獻自我、為守城將士充軍糧的，十分罕見。

既然戰況如此慘烈，張巡為何至死不降不撤？

其實，在生與死的折磨中，睢陽城內也曾出現過一種突圍東奔的聲音。但張巡的觀點是：“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饑羸，走必不達。”

這句話有兩層意思：首先，他認為，放棄了睢陽，江淮必定不保，而江淮不保，天下更加岌岌可危，到時會死更多人。其次，退一萬步而言，若放棄睢陽，以將士病餓羸弱的狀態強行突圍，勢必會造成更大的傷亡。城外尹子奇大軍虎視眈眈，我軍出城無險可守，其結局也必然是死亡。既然終究要一死，何不盡忠到底，做個響當當的英雄呢？

最后的時刻終于到了！

至德二載十月，尹子奇再度集結大軍攻城。此時的睢陽城，內無兵可戰，外無兵來援。

對于這樣的結局，張巡似乎早已坦然接受。在睢陽城即將陷落之際，他跪在地上，朝西方磕了三個響頭，大呼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城陷，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云等三十六將皆被俘虜。

直面張巡，尹子奇多少有點膽顫。他問張巡，聽聞你每次迎戰都咬牙切齒，以致牙齒全都咬斷了，何以至此？

張巡答道：“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

尹子奇不信，用刀撬開張巡的嘴，發現真的只剩下三四顆完整的牙齒。

尹子奇不禁為張巡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想對其勸降，但張巡始終對叛軍破口大罵。最終，勸降不成的尹子奇勃然大怒，將其殺害。與張巡一同赴難的，還有雷萬春、南霽云等諸位守城英雄。而許遠，因為是睢陽太守，尹子奇不敢擅自殺之，將其交給安慶緒處置。但很快，在安慶緒下令撤出洛陽前，許遠也因不屈而壯烈殉國。

可悲的是，就在睢陽城破三天后，張巡生前望穿秋水的援軍終于來了。

原來，在張巡死守睢陽期間，唐肅宗為了進一步統籌東南諸道兵力，派出身邊的宰相張鎬替代賀蘭進明。張鎬是位識大體、“廓落有大志”的官員，聽聞張巡告急多時，他曾第一時間命濠州刺史閭丘曉率部增援。奈何，閭丘曉“素愎戾”，對才華高于自己的張巡、許遠以及先前死于其手的詩人王昌齡皆嫉妒不已。他接到命令后，故意拖延時間，致使張巡失救、睢陽失守。

盡管張鎬后來杖殺閭丘曉為張巡報了仇，唐肅宗也聽從李翰等人的建議給予睢陽守城將士應有的表彰，但彼時天下的輿論卻似乎還不愿正視張巡等人的付出。唐人因為張巡帶頭吃人之事，一度陷入了歷史文明的困境中。

誠然，帶頭吃人，無論出于何種高尚的目的，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里都是無法容忍的野蠻行徑，可張巡之罪，不也是當時睢陽城全體軍民的共同選擇嗎？正如明朝人李贄在《史綱評要》中所言：“（張巡）不依古法，人自為戰，雖古大將不能過也。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號令如此嚴明，足矣。何必如吳、白輩下毒手乎？勿以成敗論英雄可也。”

張巡被殺五百年后，文天祥在《正氣歌》里寫了這樣一句：“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將張巡視為榜樣，激勵自己不屈抗敵。

到了明清以后，在官府的推動下，張巡、許遠雙雙封神，世稱“雙忠公”，受到后人的祭祀和崇拜。雙忠公信仰，起自中原，現仍流行于廣東潮汕地區。

或許，歷史本身就是一種選擇性記憶，也是一種選擇性遺忘。當殘忍被剝離后，信仰便冉冉升起，為千秋萬代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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