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死亡131人，該怎樣治理瘋狂的“野游” | 風向標工作室

從粗放封堵到精細治理，從單向監管到多元共治，是戶外運動規范化發展的必由之路。

▲福建仙游刺刀峽谷。圖/南方都市報

文 | 徐秋穎

今年6月28日，福建仙游刺刀峽谷，又發生一起5人溺水身亡的悲劇。

這不是第一次，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2016年該地已有溺亡事故，2023年有驢友滑倒遇難，2025年又有游客高處跌落重傷。公安通告、警示牌、入口鐵門，乃至一次次血的教訓，都未能真正攔住“野游”的腳步。

當然，類似情況并非一地獨有，全國多地景區為防“野游”不約而同以生態保護、防火等名義設置隔離封堵設施。然而，單純的封堵措施卻客觀造成了阻攔野生動物遷徙、增加火災逃生隱患等次生風險。更關鍵的是，一味封堵非但沒能擋住“驢友”的腳步，反而將他們推向了更冷門、更危險的路線。

一邊是民眾奔赴山野、親近自然的旺盛需求，一邊是粗放封堵帶來的治理失效，“野游”屢禁不止早已不是部分驢友任性冒險的小事，而是折射出文旅供給、安全保障、行業監管、配套制度等多重結構性矛盾。

“野游”為何難以禁止？

想要減少“野游”悲劇，先要讀懂：為何明知風險重重，驢友依舊執著奔赴無人荒野。

從生物學視角看，人類天生帶有“探險基因”。在史前時代，愛好冒險的原始人往往能獲得更多食物與生存機會，也更有可能將基因傳遞下來。換句話說，今天的我們，很可能是那群“愛冒險的人”的后代。

從社會學視角看，現代都市生活的高壓與封閉，讓原生態山野成了情緒的“減壓艙”。“今天沒有信號”，意味著暫時擺脫身份、工作與社交的束縛，重新找回對自由與自我的掌控感。

與此同時，經濟發展與收入提升，也讓戶外運動從科研、科考等小眾活動，變成大眾生活方式。數據顯示，當一個國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體育產業通常會迎來爆發式增長。

2024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3萬美元。根據《中國戶外運動產業發展報告（2024—2025）》顯示，截至2025年4月初，我國戶外運動參與人數超4億。而根據相關部門統計，2020年全國徒步愛好者數量已突破6000萬。

然而，與這一旺盛需求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合規供給的嚴重不足。根據相關報告，截至2024年底，我國健身步道17.18萬個，總長度40.76萬公里，但能夠滿足更高強度的中長距離徒步需求、并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森林步道相對缺乏。根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官網信息，目前全國僅規劃12條國家森林步道，總長2.2萬公里，真正建成并向社會開放的，只有287.1公里。

當正規、優質的徒步路線稀缺，社交平臺上各種“野生攻略”自然備受追捧。再加上部分熱門景區門票與擺渡車價格節節攀升，過度商業化、千篇一律的打卡點，以及節假日的人山人海，都在不斷消解人們的自然體驗感。

于是，越來越多游客被推向那些無需門票、更具原始野趣的未開發區域——這或許也是“野游”泛濫的客觀誘因。

▲在廣西防城港，4名“驢友”被困深山，救援人員連夜搜尋被困人員。圖/新華社

“風險源”來自哪里？

中國探險協會2025年統計數據敲響警鐘：2025年共發生戶外探險事故473起，同比增長41.2%，其中受傷272人、死亡131人、失蹤37人。山地是事故發生最為集中的區域，全年共記錄事故379起，占事故總量超八成。

有專家分析稱，迷路仍是最高發事故類型，新手野外認知與導航技能欠缺明顯；滑墜、高墜為主要致死原因，溺水、中暑隨極端天氣顯著增多。

這說明，“野游”不同于公園鍛煉身體，而是有門檻、有風險的“特種旅游”。一場負責任的戶外活動，需要提前了解天氣、規劃路線、配備專業裝備，更需要具備基本的野外生存與自救能力。僅靠幾篇網絡攻略就貿然進山，本質上是對自己生命的不負責任。

而比個人能力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組織端的失序。中國登山協會雖有“初級山地戶外指導員”培訓認證，但戶外領隊并非強制要求相關證書。刺刀峽谷事故發生后，當地登山協會負責人亦坦言：“涉事領隊戶外經驗沒那么豐富。”

更有甚者，為了招攬客源，一些商業機構主動降低參與門檻，將高風險線路包裝成“零基礎可參與”的娛樂項目。這種對風險的刻意弱化，無疑放大了事故發生的概率，也加劇了“小白”與高風險活動之間的錯配。

▲在河南省輝縣市一處徒步野線里，警示牌上寫著“未開發區域，危險勿入”。圖/新華社

以規范供給替代簡單封堵

面對民眾日益高漲的戶外運動需求，如果僅僅以高風險或者生態保護為由全面禁止，既不現實，也難以奏效。將一切“野游”簡單定性為“違規”，并不能解決供需錯配背后的深層矛盾。更可行的思路是：以規范促發展，在發展中實現風險可控。

引導戶外運動規范安全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離不開政府、行業、社會以及參與者共同發力，構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在這方面，一些戶外活動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也有值得借鑒的經驗。比如，將戶外風險管理貫穿于各領域戶外活動的全過程，其核心理念并非杜絕安全風險，而是通過提供充分信息，讓戶外旅行者作出理性決策。因此，預防式管理應優先于應激式管理，預警機制的優先級高于救援機制，把安全防線前置到出行之前。

瑞士素有“戶外運動之國”的稱號，近60%的人有定期徒步的習慣。相較于龐大的戶外參與群體，瑞士人在運動中發生嚴重意外事故的比例卻并不高，這與其完善的戶外運動體系和風險管理密不可分。

在阿爾卑斯登山運動發展成熟的國家，行業協會早已跳出單純愛好者社群的范疇，成為山地戶外多元治理的關鍵樞紐，負責制定行業標準、統一行業規范，對徒步線路的評估分級與養護，建設維護“山屋”等基礎設施，并承擔主要的戶外救援任務。

擁有160余年歷史的“瑞士阿爾卑斯山俱樂部”，根據體能要求、安全系數、技術水平等，將全國約65000公里的徒步線路劃分為6個難度等級，為民眾出行提供清晰可靠的風險參考。

中歐規模最大的山地行業組織奧地利登山協會的國民滲透率位居全球前列，全國約5%的人口均為在冊會員；每年75歐元的會員年費包含全域山地救援保險，從源頭化解遇險后高額救援費用的痛點。

相較之下，我國民間戶外活動仍屬于比較松散的狀態，政府監管多集中在“事后處置”，對事前備案、路線審批、領隊資質等方面缺乏統一的制度安排，導致大量風險在源頭就處于失控狀態。

破解這一困局，首先應當摸清底數、分級管理。各地政府聯合登山協會等專業力量，對探險旅游目的地資源開展調查與風險等級評估，針對不同風險等級區域開展的戶外活動設置差異化管理措施。按風險從低到高，可依次采取自主準入、出行備案、行政審批、封禁等管理方式。

事實上，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探索給驢友一份“官方攻略”。近日，陜西西安秦嶺生態環境保護管理局發布《西安市秦嶺生態友好徒步指南》，對外公布了11條“難度不同、場景多樣”的合規徒步路線，周末及節假日配備專業救援隊伍值班。

針對鰲太線等明令禁止穿越的極高風險區域，可依托數字化手段加強管控，要求戶外平臺下架、隱藏禁入區域軌跡，減少非法穿越的信息引導。

對于已經形成固定穿越路線的熱門“野游”區域，可在評估生態承載力和安全風險后，適度開放規范管理，配套完善安全保障服務，建設庇護所、應急補給點等設施，變民間自發的“野游”為合規的戶外目的地。

比如，四川彭州九峰山、鐵瓦殿區域，屬于大熊貓國家公園保護區，即便布設了鐵絲網和攝像頭，也沒能阻攔驢友進入，迷路、失聯的情況時有發生。既然單純封堵難以奏效，不如進行疏導，當地已規劃新的徒步線路，目前正在開展安全評估。

其次，構建保險分擔機制。戶外活動的安全風險遠高于旅行社組團旅游，市面上針對戶外救援、裝備損失等場景的保險產品相對欠缺。這就導致高風險活動缺乏保險覆蓋，一旦發生意外，無論是救援費用還是后續治療，都給個人和公共財政帶來沉重負擔。

對此，可以鼓勵行業協會和保險機構合作，開發覆蓋不同風險等級戶外活動的專屬保險產品，探索“會員費包含救援保險”的模式，既降低參與者的經濟負擔，也分攤公共救援的成本。

再者，依托行業協會等專業組織完善社會培訓認證體系。鼓勵社會組織、專業機構開展戶外探險技能培訓，建立統一的認證體系。

與此同時，提高從業者準入門檻。民政與體育部門在受理戶外俱樂部注冊時，可將行業協會資質認定作為前置條件，堅決清退無資質機構，壓縮“草臺班子”生存空間。

最后，推動社會形成風險共識。通過對熱點事件充分討論，形成比較穩定的價值判斷，參與者能夠從一開始就在框架下行事，養成行動習慣。

以規范供給替代簡單封堵，在生態保護與公眾需求之間找到平衡，知易行難，卻是戶外治理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讓每一場奔赴山野的旅程，盡興而去，平安而歸。

撰稿 / 新京報評論員 徐秋穎

編輯 / 柯銳

校對 / 楊利

參考文獻：

1、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經濟司《中國戶外運動產業發展報告（2024—2025）》；

2、中國探險協會《2025年度中國戶外探險事故報告》；

3、王玉松、朱璇等撰：《戶外自助旅行救援法律問題研究》；

4、王天星撰：《奧地利探險旅游遇險時的緊急救援》；

5、朱璇、王玉松撰：《國外背包探險旅游戶外安全預警體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