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物識人：蘇州呂師孟夫婦合葬墓出土金器中的宋元易代風云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呂師孟是宋元之交的著名人物，因與文天祥交惡而廣為人知。其政治立場與評價向來存有爭議，認為其是忠于宋朝之人的有之，認為他是騎墻奸佞的人亦有之，聚訟已久，結果難定。1959年，江蘇蘇州吳縣黃橋鄉一處窯廠工地上，發掘出一座形制簡樸的元代夫妻合葬墓，墓主為宋元之際的呂師孟與其妻束氏，墓內共出土33件金器。透過這些金器，可以為這件公案提供若干解題線索。

一

人心難測：宋元易代中的師孟身份轉變

“文王訪賢”金帶頭元

呂師孟夫婦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呂師孟，字養浩，號浩叟，宋末元初霍丘人，南宋大臣，晚年隱居蘇州，喜蘇軾詩，善草書，有《草韻》。想要弄清楚此批金器背后的喻意，首先必須了解呂師孟的人物生平，這點在其的墓志銘中有所體現：

公宋端平元年甲午正月二十日丑時生，二十歲，世賞補官保義郎。寶祐二年乙卯二十二歲，出官主管義軍都統司機宜文字，歷淮西制準，辟兩淮宣準。開慶元年乙未，淮西兵馬副都監。景定元年庚申，寶應兵鈐，除閣門看班祗侯，升宣贊舍人，右領尉中郎將。四年癸亥，右屯衛將軍。三十歲作郡，權發遣寶應軍。一時人物英妙秀發。伯武忠公文德時開間荊蜀，父資善時師淮西，并不假薦授。咸淳元年乙丑，知高郵軍。三年丁卯，知招信軍。七年辛未，右領軍衛將軍。八年壬申，知蘄州。德祐元年乙亥，帶都督府計議官，依舊任。夏入朝，遙郡刺史、帶御器械。時四十二歲，換文為朝奉郎、太府寺丞。十一月，兼右曹郎官，軍器監丐祠秘閣修撰，主管沖佑觀。十二月，擢樞密副都承旨。

從上述文字中，可以見到一個在父輩蔭庇下，靠著自身的勤奮與才華，一步一個腳印的向上奮進，從青年一直奮斗到中年的人物。可在主流評價體系中，呂師孟被視作導致南宋滅亡的奸臣之一，此觀點主要源于文天祥的千古名篇《指南錄后序》：

初至北營，抗詞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于前，賈余慶獻諂于后，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為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

從宋元相關史料中，難以發現呂師孟背叛宋朝的直接證據，文天祥對他的指責，實際上源于呂師孟叔叔呂文煥以戰略要地襄陽降元，改變宋元雙方軍事力量對比，大大加速了南宋的滅亡。在此背景下，呂師孟在南宋朝廷中的存在變得非常尷尬，且他又作為使者向元軍求和，加深了其身上的賣國嫌疑。不過文天祥攻擊的重點在呂文煥，呂師孟只是陪襯，如果呂師孟在知道叔叔降元的時候能夠直接辭官歸隱，文天祥應該便不會將其視作奸臣，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指南錄》 文天祥 撰 南宋；安達忠貫 校訂 日本 明治刊本 圖源：日本內閣文庫

視角從文天祥切換到當時的其余人，如元朝文人朱德潤，在其筆下的呂師孟形象頗為正面，作為使節“抗辭不屈”，保全了宋朝最后的顏面，方回撰寫的《故宣慰嘉議呂公墓志銘》對此段出使情節記述尤為詳細：

混一之師入平江，議遣使，無敢往者。公挺身任責，始除夏公士林刑部尚書、陸公秀夫工部侍郎、公兵部侍郎，同使平江軍前，乞緩師。軍前俾公拜，公對：“使之往來，自有常禮，拜于軍前非禮也。”不拜。從叔父參政文煥時亦在焉，軍前令拜，公毅然正色曰：“自有家庭之禮。”

在無人敢于出使元軍大營的情況下，呂師孟挺身而出，與陸秀夫、夏士林一同出使元軍大營。按照當時的順序，應當是呂師孟先出面，然后陸、夏二人才跟著表示愿意出使。在元營中，元軍將領逼迫呂師孟跪拜，他堅決不肯屈膝，叔父呂文煥上前勸說，他依然不為所動，認為家庭之禮不能越過國家之禮。

南宋滅亡后，呂師孟被押解至大都，遭到了軟禁，等到時局平穩之后，元朝統治者為籠絡南宋降臣，授予呂師孟高官厚祿，但他毅然辭官歸隱蘇州。在隱居的二十六年里，他不問政事，過著與世無爭的隱士生活，直到七十一歲壽終正寢。這些事跡可以見于墓志銘：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錢塘傳檄而定，二月，故官自公卿至三學生皆以行省命赴北。公與焉，由是留大都四年，始授嘉議大夫、漳州路總管，行淮東道宣慰副使，歸臥吳中，隱處二十有六年，以大德八年甲辰七月十七日酉時考終命，享年七十有一。

文天祥在大都被囚禁三年，期間屢經威逼利誘，呂師孟在大都則被囚禁四年，不知當中受到多少勸降。但他最終以遺民身份終老一生，與那些主動降元的呂氏家族成員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人生選擇的差異，也導致了呂師孟在吳中的歷史評價甚高，如明人張昶在《吳中人物志》里將他當作忠義人物。

江西吉安市文天祥紀念館內文天祥像 圖源：文天祥紀念館

二

遺民終身：御仙花金帶里的故國情緣

呂師孟將南宋朝廷賜予的官服帶飾隨葬，這一細節深刻體現了其內心的身份認同，以南宋遺民自居。

墓中出土的御仙花金帶是呂師孟在南宋時期獲得的賞賜，卻被他帶入了元代的墓葬中。南宋滅亡后，呂師孟隨百官被押解至大都，元朝雖授予他嘉議大夫、漳州路總管等職，但他以疾病為由推辭，回到蘇州隱居二十六年，過著讀書作詩、研習草書的遺民生活。

御仙花金帶飾是中國古代官僚等級制度的直觀體現。這套金帶飾由1塊長方形飾件、7塊方形飾件和1塊葵瓣形飾件組成，通體采用三層浮雕工藝打造，第一層為細密的點紋地子，第二層為凸起的纏枝花葉，第三層則是立體鏤空的荔枝果實與枝莖。枝莖由薄金片卷制而成，穿入花葉上的小孔后焊接牢固，整體紋飾層次分明，荔枝果實飽滿生動，花葉舒展自如。

圖1 荔枝紋金帶銙（局部）

呂師孟夫婦合葬墓出土

圖源：《讀物小札 : 呂師孟夫婦墓出土金銀器細讀》揚之水（《南方文物》刊文）

這套金帶飾上的荔枝紋（圖1），有一個更為正式的名稱御仙花。宋代對官員腰帶有著極其嚴格的規定，四品以上官員可佩用金帶，而御仙花金帶則是專門授予侍郎、節度使等中高級官員的制式腰帶，非有殊勛不得賞賜，詳見于《宋史?輿服志》：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詔詳定車服制度，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上服金帶……荔支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于庶僚，豈合僣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

元豐五年，詔：“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

（徽宗崇寧）四年，中書省檢會哲宗《元符儀制令》：“節度使非曾任宰相即御仙花，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并御仙花。”

（紹興）中興仍之……其制，球文者四方五團，御仙花者排方。凡金帶：三公、左右丞相、三少、使相、執政官、觀文殿大學士、節度使球文，佩魚；觀文殿學士至華文閣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開封尹、給事中并御仙花。

呂師孟在南宋官至從三品兵部侍郎，無論是按照太宗朝的服飾規定，還是按照神宗、徽宗或高宗朝的服飾規定，皆符合佩戴御仙花金帶的資格。雖然同樣是御仙花金帶，不同時代、不同官職的人被賞賜的御仙花金帶存在差異，如蘇州吳文化博物館舉辦的“入蜀——歷史上的梁州與益州”特展上，有一組16件的荔枝紋金帶具（圖2），其主人為南宋將領張俁。呂師孟的荔枝紋金帶飾與張俁的荔枝紋金帶具，雖在形制、數量上有所差別，但都是墓中隨葬品，代表了宋臣的身份，彰顯自身的政治立場。

圖2 荔枝紋金腰帶南宋

1986年重慶南宋張俁墓出土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除身份認同外，呂師孟金帶飾的背后，還體現了呂氏家族在南宋的顯赫地位。呂師孟出身于南宋末期最具實力的軍事集團呂氏家族，其伯父呂文德是南宋末年戰功最卓著的將領之一，長期鎮守荊襄防線，官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封衛國公，父親呂文福曾任淮西招討使，也是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憑借家族的勢力，呂師孟二十歲便以恩蔭補官保義郎，從底層武官起步，歷任淮西兵馬副都監、寶應軍知軍、蘄州知州等職，四十二歲時由武職轉為文官，升任樞密副都承旨，進入南宋中樞機構。

唐宋兩代官員均以腰帶作為區分身份貴賤的服飾標識。例如，吳中名勝寶帶橋得名，相傳便是來自于唐代蘇州刺史王仲舒為籌集建橋資金，而帶頭捐獻皇帝賞賜的象征著官員身份的玉帶。

三

鋌上春秋：黃金貨幣的時代印記

墓中出土的7枚金鋌、展現了改朝換代背景下，呂師孟對個人財富的珍視與妥善留存。

這批金器的出土印證了呂氏家族雄厚的經濟實力。據元代楊瑀《山居新話》記載，呂師孟堂兄呂師夔將家產分為十四份，每份包含金二萬兩、銀十萬兩，其余雜物不可勝計，資產可謂富可敵國。盡管呂師孟一支并未參與此次分家，但作為呂氏家族的重要成員，家資殷實是毋庸置疑的，墓中出土的金器估計只是其日常用品，而非全部。

每枚金鋌兩端都用硬金屬印模打制有陰文楷書“十分金”三字，字跡規整清晰，中部鏨刻的“徐鋪”二字雖略有磨損，仍可清晰辨識。這批金鋌（圖3）的形制與1956年杭州火車站附近出土的南宋石元、石三郎金鋌幾乎完全一致，這也引發了學界關于其斷代的長期討論。一種觀點認為它們是南宋時期鑄造的貨幣，在元朝統一后繼續流通使用，另一種觀點則提出，它們可能是元初官府或民間仿照南宋形制鑄造的黃金貨幣。事實上，元朝國祚不長，各項制度多承襲宋代，貨幣體系也沿用南宋舊制。

圖3 金鋌元

呂師孟夫婦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元朝對黃金的管控堪稱嚴苛，朝廷曾數次頒布法令，嚴禁民間私自買賣金銀，規定公私所有金銀必須到官庫按官方比價兌換成紙幣。據《元史》記載，至元年間官方規定赤金一兩入庫兌換至元鈔二十貫，出庫則為二十貫五百文，通過差價實現對黃金的壟斷。然而，制度的剛性從未完全阻擋現實的彈性，在海外貿易中，黃金是通用的世界貨幣，元朝舶商攜帶金銀出海博易貨物，外商也常以金銀兌換紙鈔進行貿易。

呂師孟墓中這批珍貴的金鋌究竟從何而來？答案幾乎可以排除俸祿所得。元朝官吏俸祿以紙鈔為主，輔以祿米和職田，而行省、宣慰司系統的官員尤為特殊，不分配職田與祿米，俸祿全數為紙鈔。呂師孟官至淮東道宣慰副使，雖為三品官階，但俸祿微薄，依靠俸祿積累如此數量的黃金絕無可能。

無論呂師孟從何處得到這批金鋌，是元庭賞賜也好，是朋友贈送也好，是商人交易也好，都可以表明其愛利之心，使得其形象脫離忠奸之辨的簡單二維思維，更為生動鮮活。

四

金盞流輝：日用金器中的江南士大夫生活圖景

呂氏墓中出土的各式精美的日用金器，勾勒出呂師孟隱居蘇州后的日常生活世界，承載了宋元之際江南士大夫的審美情趣與精神追求，展現了他在政治身份之外的世俗生活面向。

除了貨幣與官服飾品，呂師孟墓中還出土了多件制作精美的日用金器，包括兩片雞心形金帔墜、一副四合如意紋金盤盞和一件“元關足色金”金盂和。這些器物雖不如金鋌和金帶飾那般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卻還原了宋元之際江南士大夫階層的日常生活圖景。

兩片雞心形金帔墜（圖4）是呂師孟妻子束氏的隨葬品。帔墜是宋元時期女性禮服霞帔下端的墜飾，用于固定霞帔，使其保持平整。這兩片帔墜采用鏤空工藝打造，下部刻有宋元時期流行的“滿池嬌”紋樣，描繪了鴛鴦在蓮池中嬉戲的場景，上部則刻有“轉官毬”紋樣，寓意仕途順遂、步步高升。

圖4 滿池嬌紋金帔墜元

呂師孟夫婦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滿池嬌是一種描繪花鳥的紋飾，常以池塘、湖泊為背景，為了迎合蒙古人奢華豪放的性格，匠人會在有限的范圍內，盡可能多地填充圖案，使得畫面顯得過于緊湊，例如束氏的滿池嬌紋金帔墜上，刻有和合八吉圖、鴛鴦、連理枝、蓮葉、荷塘等，其中兩只鴛鴦，寓意呂師孟與妻子束氏相守一生，因而有學者推測這件金器很可能是婚嫁禮器。滿池嬌紋飾在宋元時期頗為流行，元文宗甚至將它繡在服飾上，以至于柯九思在《宮詞》中提到：

觀蓮太液泛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

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繡作滿池嬌。

四合如意紋金盤盞（圖5）是這批日用金器中工藝最精湛的一件。它由一大一小兩件金器組成，大者為承盤，小者為酒盞，二者造型完全一致，均為四合如意形。承盤中心凸起一個與盞底形狀吻合的淺臺，用于固定酒盞，防止滑落。盤與盞的通體鏨刻有纏枝花卉紋，十六朵形態各異的牡丹、月季等錯落分布，花蕊以密集的點紋刻畫，花瓣舒展自然，線條圓轉流暢。這種盤盞組合常用于貴族士大夫的宴飲場合。

圖5 如意云邊金盞元

呂師孟夫婦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墓中出土的“元關足色金”金盂（圖6），口徑8厘米，高3.4厘米，平底無足，口沿處鏨刻有“元關足色金”銘文。金盂光素無紋，僅以純凈的黃金質感取勝，體現出宋代金銀器重材質、輕繁飾的審美取向。口沿處的銘文，是當時金銀器的成色標識，表明這件金盂的含金量達到了官方規定的標準。

圖6 “元關足色金”金盂

呂師孟夫婦合葬墓出土

圖源：南方文物《讀物小札 : 呂師孟夫婦墓出土金銀器細讀》揚之水

結 語

呂師孟墓出土的三類金器，分別對應其人生的三個維度。御仙花金帶映照出他的精神世界，彰顯其堅守一生的南宋遺民身份，元代金鋌折射出他的物質世界，體現了改朝換代背景下的財富觀念與制度變遷，日用金器則描繪了他的生活世界，展現了江南士大夫的審美情趣與日常追求。透過這些金器，令人看到了歷史的復雜性與多面性，那些曾經被誤解的事情，被掩埋的真相，逐漸變得清晰。

參考文獻：

[1] 揚之水。讀物小札：呂師孟夫婦墓出土金銀細讀[J].南方文物，2014(2).

[2] 向珊。方回撰《呂師孟墓志銘》考釋[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6).

[3] 魏采蘋。呂師孟墓金銀器考察[J].東南文化，1994(3).

[4] 楊海濤。試論蘇州元代呂師孟墓出土的金銀貨幣[J].中國錢幣，2022(3).

[5] 申萬里。宋元之際的呂師孟及其家族初探[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6]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吳縣元墓清理簡報[J].文物，1959(11).

[7] 黑逗。御衫繡作滿池嬌——“滿池嬌”紋樣的源與流.蘇州吳文化博物館微信公眾號，2026-1-9.

[8]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統籌：吳文化博物館原創 吳君神

技術支持：蘇州多棱鏡網絡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