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軍程立人，在阿根廷成為巨富，土地60萬畝，還娶了總統妹妹

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月廣場的鴿子撲棱棱飛起來的時候，一位東方面孔的老人正站在不遠處的街角，抬頭望著總統府玫瑰宮的陽臺。那是1983年12月10日的上午，陽臺上站滿了人，新總統勞爾·阿方辛正在向人群揮手致意。老人沒有擠進歡呼的人群，他就那么遠遠地看著，看著自己妻子的兄長戴上了綬帶。有認識他的人經過，拍了拍他的肩膀，喊了一聲“程先生”，他回過頭笑了笑，然后轉身走進了佛羅里達大街的人流里。

這個老人叫程立人，五十七歲，阿根廷名字叫費爾南多·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華人圈子里，關于他的傳說已經流傳了很多年。有人說他在潘帕斯草原上擁有的土地，開車轉一圈要花整整一天。有人說他年輕時跟印度王公做過生意，一顆紅紋石就換回來一整條街的鋪面。還有人說，他當年是從朝鮮戰場上死里逃生，坐著一艘貨船漂洋過海來到阿根廷的，上岸的時候口袋里只剩下三枚比索。

這些傳說里有真有假，但所有人都承認一件事：這個貴州人身上有一種讓人看不透的東西。他說話很慢，聲音不大，笑起來的時候眼角堆滿皺紋，像一個在田間地頭勞作了一輩子的老農。可是當他開口用西班牙語跟銀行家們討論利率波動的時候，用英語跟倫敦來的珠寶商討價還價的時候，那種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精明和老練，又會讓人忽然想起，這個人曾經在三大洲之間編織過一張龐大到令人咋舌的商業網絡。

程立人從來不主動跟人講自己的過去。即便是跟了他十幾年的管家，也只是零零碎碎地從別人嘴里聽到過一些片段。他不寫回憶錄，不接受采訪，偶爾有記者找上門來，他會讓秘書擋回去，理由是“沒有什么值得說的”。可越是這樣，人們就越是好奇。一個在西南山城里長大的鹽商子弟，是怎么跑到地球的另一端，成了阿根廷政壇“第一家族”的成員？一個在戰俘營里過了兩年非人日子的志愿軍士兵，是怎么白手起家，攢下了幾十萬畝牧場和十幾家珠寶行的家業？

所有的追問都沒有答案。程立人只是每年清明的時候，會帶著孩子們飛回中國，在思南老家的祖墳前燒一炷香，然后去烏江邊上站一會兒。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烏江的水還是那么綠，跟五十年前他離開的時候一模一樣。

1926年的思南縣城，烏江從城邊流過，水運繁忙，鹽船往來如織。程家是縣里有名的鹽商，在碼頭上有一排倉庫，沿街還有幾間鋪面。程立人出生那年，他父親剛好做成了一筆大買賣，把川鹽順著烏江一直販到了沅江流域，賺回來的銀圓裝了半箱子。程父大喜過望，給兒子取名“立人”，取的是“己欲立而立人”的意思，盼他將來不光自己能出人頭地，還能提攜鄉里、報效國家。

程家的生意雖然做得不小，但在那個年代，一個內陸縣城的鹽商，說到底也只是地方上的殷實人家，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貴。程父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年輕時跟著馬幫跑過滇緬商道，知道外面世界的廣闊。他認定了一件事：兒子必須讀書，而且要讀洋書。于是程立人七歲那年，被送進了遵義的一所教會學校，跟金發碧眼的洋教士學英文、法文，后來又學了西班牙文。

教會學校的教育方式跟私塾完全不同。不讀四書五經，不練八股文章，每天上午是語言課和算術課，下午是地理和歷史。洋教師們拿著地球儀，指著上面花花綠綠的色塊，告訴這些中國孩子，世界有多大，海洋的那一邊還住著什么樣的人。程立人被這些東西迷住了。他第一次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片叫南美洲的大陸，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和最大的雨林，那里的草原一望無際，成群的野牛在上面奔跑。他盯著地球儀上那個狹長的國家看了很久，記住了它的名字：阿根廷。

誰也想不到，這個十歲男孩盯著地球儀發呆的瞬間，竟然在三十年之后，以一種極其殘酷的方式，變成了現實。

1949年，程立人大學畢業，學的是外語。他本來想到上海或者南京的外國商行里謀一份差事，可那年夏天，長江兩岸炮聲隆隆，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上海的洋行一家接一家地關門歇業。他寄出去的求職信全部石沉大海。在家待了幾個月，父親鹽號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到處都是潰兵和土匪，烏江上的鹽船已經停了大半。糊口成了最現實的問題。年底，他聽說國民黨第95軍在成都招翻譯，就收拾了幾件衣服，坐了四天的長途汽車趕到川西，報名入了伍。

第95軍是一支雜牌部隊，川軍底子，裝備差，軍餉經常拖欠。程立人在軍部當翻譯，說是翻譯，其實也沒什么正經事可做，無非是幫著長官們看看英文報紙，偶爾有外國記者來采訪，他就跟在后面當傳聲筒。這種日子沒過多久，1949年12月底，解放軍兵臨成都，川軍將領鄧錫侯、劉文輝等人聯名通電起義，第95軍也跟著放下了武器。1950年初，起義部隊被整編，程立人和幾萬川軍弟兄一起，換上了新軍裝，變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0軍的一員。

這之后的事情就像被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挾著往前走。第60軍奉命北上，然后馬不停蹄地開赴朝鮮。程立人所在的部隊被編入第180師，這是一支由起義部隊和后方補充的新兵混編而成的單位，訓練時間短，裝備也不算好。很多士兵來自四川農村，一輩子沒出過遠門，到了東北才第一次看見雪。他們甚至連朝鮮在哪兒都不太清楚，就被塞進了悶罐火車，咣當咣當地拉到了鴨綠江邊。

1951年4月，第五次戰役打響。志愿軍大舉南進，一度打到了北緯三十七度線附近，但很快后勤補給就跟不上了。彈藥糧食運不上去，傷員運不下來，美軍憑借空中優勢和機械化裝備開始反撲。第180師被部署在北漢江南岸，任務是阻擊敵軍、掩護主力后撤。可是通訊聯絡中斷了，撤退命令遲遲沒有下達，等到命令最終傳來的時候，整個師的退路已經被美軍切斷。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后來在很多朝鮮戰爭史料的字縫里都有記載，但沒有多少人愿意細讀。一支將近一萬人的部隊，在缺糧少彈、通訊全無的情況下，被擠壓在北漢江南岸的狹長山谷里。美軍的坦克和炮兵把出口封得死死的，飛機輪番俯沖掃射。部隊被打散了，建制消失了，官兵各自為戰，三五成群地往山林里鉆。程立人跟著一群散兵在深山老林里轉了好幾天，靠吃野菜和樹皮撐著。七天六夜之后，他在一處亂石叢中昏了過去。等他再醒過來，頭頂是一盞刺眼的探照燈，幾個美國大兵正端著槍低頭看著他。

戰俘營設在巨濟島，三面環海，鐵絲網里關了好幾萬中朝戰俘。美軍的看守在鐵絲網外面來回巡邏，探照燈每天晚上把營區照得如同白晝。營房是簡易木板棚，夏天悶熱潮濕，冬天冷風灌進來凍得人睡不著覺。每天的口糧是四百克米飯，說是米飯，其實里面摻了麩皮和沙子，菜湯清得能照見人影，偶爾漂著幾片不知道是什么的葉子。戰俘們被分成不同的“聯隊”，按照政治傾向各自抱團，有堅決要回大陸的，有想去臺灣的，有想去中立國的，彼此之間常常爆發激烈的沖突。

程立人因為會說英語，被美軍指定為“翻譯兼聯絡員”。這個位置極其尷尬。他要負責在美方管理人員和中方戰俘之間傳達信息，可雙方對他都不信任。美軍覺得他是中國人，骨子里靠不住。戰俘里的回國派覺得他是“叛徒”，幫美軍做事。有一次，一個年輕的戰俘指著他的鼻子罵他是漢奸、走狗，質問他到底站在哪一邊。程立人一言不發，轉身走開了。他說不出來，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他只是想活下去。這個念頭很簡單，簡單到了殘酷的地步，但那就是他當時全部的真實想法。

1953年停戰之后，戰俘交換問題成了談判桌上最難啃的骨頭。中方要求全部遣返，美方堅持“自愿遣返”。為了“證明”戰俘們不愿意回去，美方在營區里搞了一場所謂“自由選擇”，強迫每個戰俘在表格上簽字表態：回大陸、去臺灣，或者去第三國。不簽字的人會被單獨關禁閉，斷水斷糧，甚至挨電棍。簽字回大陸的人，表格會被當場撕掉，然后遭到新一輪的毆打和恐嚇。

程立人輾轉反側了好幾個晚上，最終在表格上勾了“第三國”那一欄。他沒有勇氣回大陸——自己的履歷太復雜了，國民黨軍、起義部隊、戰俘，這幾重身份疊在一起，回去之后會面對什么，他不敢想。去臺灣他也不愿意，他從來沒有認同過國民黨，在95軍那幾個月的不愉快記憶還沒有消散。那就只剩下一條路了：去一個誰也不認識他的地方，重新活一遍。

1954年，一萬四千多名選擇去第三國的戰俘被分批送往印度。程立人在加爾各答上了岸。那是一段灰暗的日子。印度種姓社會的排外氛圍讓他喘不過氣來，本地人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個異類。他在碼頭當過搬運工，在餐館洗過盤子，在建筑工地搬過磚頭，掙的錢剛夠填飽肚子。最窘迫的時候，他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睡在加爾各答火車站的候車室里，跟乞丐和流浪漢擠在一起。

熬了一年多，程立人攢夠了買一張最便宜船票的錢。貨輪在海上漂了一個多月，穿過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再橫跨大西洋，終于在1955年的一個悶熱的下午，緩緩駛進了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天際線出現在地平線上，那些歐式建筑的尖頂和港口密密麻麻的桅桿，讓程立人恍惚間以為自己到了歐洲。他拎著一只舊皮箱走下舷梯，里面裝著兩件換洗衣服、一本英西詞典，還有三枚比索的硬幣。那是他全部的家當。

布宜諾斯艾利斯當時是南美洲最繁華的城市，有“南美巴黎”之稱。科隆大劇院的穹頂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七九大道寬得能并排走十六輛汽車，街邊的咖啡館里飄出手風琴的旋律，男男女女端著馬黛茶坐在露天座位上聊著永遠聊不完的天。但這些繁華跟程立人沒有關系。他一頭扎進了城東的貧民區，在博卡區的一條小巷子里租了一個沒有窗戶的隔間，月租二十比索。博卡區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的聚居地，到處都是破舊的鐵皮房子，墻壁上涂滿了五顏六色的油漆，空氣里混雜著魚腥味和輪船燃油的味道。能在這里站住腳的人，都是肯吃苦的硬骨頭。

程立人找的第一份固定工作，是在牙買加街上一家叫“華利”的珠寶行當店員。“華利”的老板姓黃，廣東臺山人，是二十年前漂洋過海來南美討生活的老華僑。黃老板的店不大，只有兩間門面，主要做一些歐洲游客和本地中產階級的生意，賣些琥珀、綠松石、孔雀石之類的中檔寶石。店里原本有一個會說英語的伙計，但那人上個月辭職去了圣保羅，黃老板正發愁找不到接替的人。程立人上門求職，開口就用流利的英語和西班牙語跟老板交談，還順手把柜臺上一塊英文說明書里的錯誤指了出來。黃老板大喜過望，當場就拍板要了他。

程立人在“華利”干了不到一個月，店里的銷售額就翻了三倍。他接待外國游客的時候，能用英語跟倫敦人聊天氣，用法語跟巴黎人聊美食，碰到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連蒙帶猜也能應付過去。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察言觀色。什么樣的顧客舍得花錢，什么樣的顧客只想看看，他掃一眼就大概有數。遇到真有購買意向的客人，他會不緊不慢地從柜臺下面拿出店里最值錢的幾件貨，一塊未經鑲嵌的祖母綠原石，或者一枚殖民地時期傳下來的老銀戒指，不夸耀，也不壓價，就那么擺在黑絲絨托盤上，讓寶石自己說話。這種做生意的派頭，反而比吆喝叫賣的效果好了太多。

黃老板是個厚道人，看到程立人這么能干，也樂得多分一些利潤給他。兩個人商量著把生意做到了店外。程立人發現，阿根廷本地的紅紋石產量很大，品質也很不錯，但價格一直被壓得很低，本地人把它當成半寶石論斤賣，一串手鏈也就值一頓飯錢。可是這種石頭在國際市場上，尤其是在印度和中東，卻是名噪一時的“印加玫瑰”，被認為能帶來愛情和權力，克價甚至超過普通黃金。這中間的差價，大到讓程立人的手心冒汗。

他說服黃老板賒了一批貨給他，自己又拿出所有的積蓄，湊了滿滿一皮箱的紅紋石原石和半成品，坐船去了印度。為什么要去印度？因為他記得自己在加爾各答流浪的那一年多里，見過有錢人家的太太小姐們是如何追捧這種粉紅色石頭的。他知道買家在哪里。到了孟買，他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每天夾著樣品穿梭在珠湖市場周邊的珠寶作坊之間，一家一家地敲門推銷。印度珠寶商們看到這個瘦瘦的中國人竟然能說一口還算流利的英語，都覺得很稀奇，愿意坐下來看看他的貨。一看之下，當場就有三個人下了大額訂單。

那趟印度之行，程立人帶回來的利潤相當于“華利”珠寶行大半年的營業額。黃老板又驚又喜，主動提出讓程立人入股，兩人合伙經營。程立人沒有答應入股，而是反過來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方案：他要買下“華利”。黃老板愣了好一會兒，最后點了頭。他年紀大了，兒女都在美國，早就有退休的心思，既然有人肯接盤，價錢也公道，何樂而不為。1958年，程立人正式接手了“華利”珠寶行，成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珠寶街上唯一一個東方面孔的老板。那一年他三十二歲，距他拎著破皮箱走下貨船，只過了三年。

有了“華利”這個基本盤，程立人的手腳徹底放開了。他不是一個滿足于守著一間鋪子過小日子的人。骨子里那份鹽商子弟的精明和冒險精神，在他站穩腳跟之后完全爆發了出來。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金融區開了分店，又在孟買的黃金地段租了一間展示廳，接著把手伸到了上游——雇人去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和阿根廷安第斯山區直接采購原石，繞過中間商。一條從南美礦坑到印度加工廠再到歐洲奢侈品柜臺的完整鏈條，被他一點一點地搭建了起來。

珠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同時，程立人又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嗅到了機會。1960年代后期，阿根廷的農業出口正在快速增長，大豆和玉米的種植面積連年擴大，隨之而來的是對飼料豆粕的巨大需求。程立人在一次去印度出差的時候偶然注意到，印度出口的豆粕價格，竟然只有阿根廷國內采購價的一半左右。他立刻意識到，只要能解決運輸問題，這就是一座源源不斷的金礦。

他先試著租了一條小貨輪，裝了幾百噸豆粕從印度運回阿根廷，轉手賣給了潘帕斯草原上的幾家大型養牛場。第一筆單子的利潤就讓他下定了決心。此后幾年里，他不斷加大投入，租的船越來越大，航線也從印度延伸到了東南亞和西非。豆粕生意跟珠寶生意有一個共同點：不需要太復雜的技術，需要的是對價格信息的敏感和快速周轉的膽識。而這兩樣東西，恰恰是程立人最不缺的。

到了1970年代中期，程立人的產業版圖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年那條破舊的牙買加街。他在潘帕斯草原中部買下了第一塊牧場，養安格斯牛，種大豆和玉米。此后牧場面積逐年擴大，像滾雪球一樣從幾千畝滾到了幾萬畝，又從幾萬畝滾到了幾十萬畝。當地牧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東方的牧場主”，報紙上偶爾也會登一張他站在牛群中間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穿著高喬人的傳統披風，手里拿著馬黛茶壺，笑得一臉褶子。如果不看面孔，他看起來已經跟一個土生土長的阿根廷農場主沒有任何區別了。

財富積累到這個程度，程立人在阿根廷上流社會里已經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名人了。但真正讓他進入權力核心圈子的，是一次慈善酒會上的偶然相遇。

那是1975年初夏的一個傍晚，布宜諾斯艾利斯北區的一座花園別墅里燈火通明。酒會由阿根廷天主教救濟會主辦，請來了不少政商名流。程立人穿著一身剪裁得體的深灰色西裝，端著一杯香檳站在草坪邊上，不遠處有一個穿著素色連衣裙的中年女子正在跟幾個人談論著什么。她說話的語速很快，手勢很多，看起來精力充沛，跟周圍那些矜持的貴婦們格格不入。有人給程立人介紹：“那位是阿爾芭·阿方辛女士，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法律教授，激進黨領袖勞爾·阿方辛的妹妹。”

程立人對阿根廷政壇并不陌生。激進黨是當時最大的反對黨，勞爾·阿方辛是公開反對軍政府統治的旗幟性人物，經常在集會上發表言辭激烈的演講，要求恢復民主憲政。這樣的人，在軍政府的高壓統治下，隨時都有被投入監獄的危險。他的妹妹當然也不會輕松。

程立人端著酒杯走過去，用西班牙語禮貌地打了個招呼。阿爾芭轉過頭來，看見一張東方人的臉，顯然有些意外。兩個陌生人就這樣聊了起來。他們從阿根廷的政局聊到大學里的學術自由，從探戈音樂的起源聊到博爾赫斯的小說，程立人甚至還給阿爾芭講了一段《紅樓夢》里的故事，說賈府由盛轉衰的過程跟阿根廷這些年的困境頗有幾分相似。阿爾芭聽得入了神，她沒有見過這樣的中國人——既懂歐洲文學，又會拿東方典故做類比，而且西班牙語說得很地道，幾乎聽不出口音。

那天晚上他們聊了很久，久到酒會散場的時候，兩個人還站在花園的燈影里沒有要走的意思。阿爾芭是一個直爽的人，她毫不避諱地問程立人：“費爾南多，你到底是從哪里來的？你身上有一種跟這里所有人都不太一樣的東西。”程立人沉默了幾秒鐘，然后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我是一個走了很遠的路才走到這里的人。”他沒有展開細說，阿爾芭也沒有追問。有時候不說比說更讓人印象深刻。

之后的事情發展得很快。兩個人在年齡上都已經不年輕了，程立人那年四十九歲，阿爾芭四十出頭，都是經歷過世事風雨的人，不需要太多的試探和猶豫。阿爾芭身上有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獨立和堅定，她對財富和地位沒什么興趣，反而對程立人那種沉默寡言背后隱藏著的復雜經歷充滿了好奇和憐惜。而程立人在這個阿根廷女人身上找到了一種久違的踏實感，那種感覺就像烏江邊上的石頭，不管水流多急，它都穩穩地待在原地。

這段感情理所當然地遇到了阻力。阿爾芭的家族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有頭有臉的政治世家，祖上出過多位省議員和部長。家族里的一些長輩對這個來歷不明的東方人心存疑慮，覺得他既沒有門第背景，又帶著一身神秘的過去，跟阿方辛家族聯姻恐怕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勞爾·阿方辛本人倒是沒有反對，這位未來的總統是一個心胸開闊的人，他只跟程立人深談過一次，談完之后就對妹妹說了一句：“這個人值得你信任。”

1978年，程立人和阿爾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教堂舉行了婚禮。教堂門前的廣場上擠滿了看熱鬧的市民和記者，報社的閃光燈把石階照得雪白。第二天的報紙上，大字標題寫著“一位東方商人迎娶阿方辛家族的女兒”，照片里兩個人并肩走下教堂臺階，阿爾芭笑得很燦爛，程立人的表情則是一如既往的平靜，好像這一切都只是他漫長旅途中的一站而已。

五年后的1983年，阿根廷結束了長達七年的軍政府統治，舉行了民主選舉。勞爾·阿方辛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總統，成為阿根廷現代民主化進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程立人一夜之間成了“總統的妹夫”，這個身份給他帶來的關注度遠遠超過了他過去幾十年積累的財富。街頭小報開始挖掘他的底細，翻出他當年的戰俘經歷大做文章，有些報道充滿惡意，暗示他跟“共產主義中國”有不清不楚的關系。程立人對這些一概不予理會，該做生意做生意，該去牧場去牧場，從不接受采訪，也從不為自己辯解。

時間一長，各種猜測和非議就慢慢自己散了。阿根廷人發現，這位“總統妹夫”不是那種喜歡拋頭露面、利用裙帶關系牟利的人。他照常經營自己的珠寶行和牧場，從不參與政治事務，也從不替任何人向總統傳話。唯一能看出他跟總統府有點關系的事情，是他會定期以個人名義向北部牧區的貧困農戶捐贈糧食和牲畜，遇到大旱大澇的年份，捐款的數額還相當不小。

1980年代中期，中國和阿根廷的關系開始回暖，雙邊貿易從幾乎為零逐漸增長。大豆、牛肉、羊毛這些阿根廷的優勢產品，正在尋找進入中國市場的大門。而那時候的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對外面世界的了解還非常有限，需要有人搭橋鋪路。程立人自然而然地成了那個最適合的人選。他懂中國，也懂阿根廷，知道兩邊的商務習慣和談判風格。他牽線把阿根廷的大豆出口商和中國北方的糧油進口公司拉到同一張桌子上，用中西兩種語言來回溝通，化解了無數次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解。貴州茅臺酒第一次擺上布宜諾斯艾利斯高級餐廳的酒架，也是他在背后推動的。他覺得那是一樁小事，但很多年以后還有阿根廷的老食客記得，那瓶白瓷瓶里的烈酒有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香氣，像草原上燒荒草的味道。

就在外面的世界越來越熱鬧的時候，程立人自己卻開始慢慢地往后退了。進入1990年代，他把珠寶生意的日常管理交給了職業經理人團隊，牧場的運營也逐步過渡到了幾個跟隨他多年的老伙計手里。他自己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一座莊園里，每天早晨起來沿著林蔭道散步，下午坐在書房里看從世界各地寄來的報紙和雜志，偶爾打越洋電話了解一下各處生意的進展。阿爾芭繼續在大學教書，兩個人過著平靜而規律的生活。

不過有一件事，程立人從來沒有松懈過，那就是回中國。1989年，貴州思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烏江暴漲，沿江十幾個村寨被淹，一座清代修建的石拱橋被沖垮，兩岸的交通完全中斷。程立人從新聞上看到這個消息之后，立刻通過中國駐阿根廷大使館聯系到了思南縣政府，捐款修建了一座新的鋼筋混凝土大橋，還額外撥出一筆錢用于災后重建。大橋通車那天，縣里給他寄來了一張照片，照片上嶄新的橋面橫跨烏江，橋頭站滿了敲鑼打鼓的鄉親。程立人把照片收進了書房的抽屜里，那個抽屜里還放著他七歲那年離開思南時拍的全家福。照片已經發黃了，邊角起了毛，但父親的面容還是看得清清楚楚。

后來橋修好了，路也通了，思南的變化一年比一年大。程立人幾乎每年都會回去一趟，有時候帶著阿爾芭，后來帶著孩子們，再后來孫子孫女也帶上了。他不喜歡搞什么儀式，就是悄悄地回去，在祖墳前拔拔草、燒燒紙，然后沿著烏江邊走一走。江邊的石板路已經變成水泥路了，老碼頭早就不用了，但江水的顏色還是那個顏色，那股帶著泥腥味的水汽也跟幾十年前一樣。

有一年清明，程立人帶著小女兒回思南。小女兒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生長大，西班牙語說得比中文好，但程立人一直要求她在家講貴州話。小姑娘站在村口，用生硬的貴州方言喊鄰居一位老太太“嬢嬢”，把整條街的人都逗笑了。老太太拉著她的手左看右看，嘴里念叨著“程家的孫女回來了，程家的孫女回來了”。程立人站在旁邊，臉上的皺紋全部舒展開來，笑出了聲。

那天晚上，程立人一個人走到烏江邊，在江邊的一塊大石頭上坐了很久。沒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也許他什么都沒有想，只是安安靜靜地聽了聽江水的聲音。五十多年前，一個十來歲的少年就是從這里坐上船，沿著烏江順流而下，經重慶、出三峽，一路去了成都，然后又去了更遠的地方。那個少年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輩子會走到那么遠的地方去，遠到連世界地圖都快要裝不下了。他大概也沒有想到，走了那么遠的路之后，自己還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這條江邊，像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的人一樣。

烏江的水聲很大，嘩嘩地響著，把周圍所有的聲音都蓋住了。程立人就那么坐著，一直到夜色徹底黑透了才起身往回走。身后江面上偶爾有貨船經過，船頭的燈光在水波里拉成一道長長的碎影，跟五十年前鹽船出港的景象，似乎也沒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