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2個90后就有一個單身，90后結婚意愿為何低迷？

從時間線來看，最大的90后已經36歲，最小的90后也已經27歲。

今年一季度，我國結婚登記人數跌至169.7萬對，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3萬對，創下2013年有記錄以來的新低（2020年除外）。

結婚率下滑，背后的主要因素是婚育主流群體90后普遍結婚意愿低迷。數據顯示，我國90后群體一共有1.75億人，其中單身人數高達9500萬，未婚率在56%，這意味著2個90后中就有一個處于單身狀態。

就年齡而言，90后其實已經不小了。90后中，目前最大的已經36歲，最小的也已經27歲，可以說他們都即將奔四或奔三，如果按照十年前的社會觀念來看，這些都屬于妥妥的“晚婚晚育”選手，但在今天國內平均初婚年齡已經推遲到三十歲來看，低迷的也不僅僅是90后，甚至還包括新晉大軍00后。

年輕人的婚育率如此低迷，背后的經濟考慮是首要原因。

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其實就點透了婚姻的本質。費孝通認為，婚姻制度的兩大要素，一是人為，二是撫育。如果不必人為，那么人類就無須婚姻；如果不必撫育，人類也無需婚姻。

所以，婚姻的本質其實就是為了生育，從生物學上看，就是為了種族的繁衍。而這，也是今天90后普遍面臨的問題，即婚育的成本越來越高。

婚育的成本高，體現在兩個方面，分別是結婚和育兒。

先看結婚，最近國際知名經濟學期刊《經濟模型》上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來自高彩利地區的男性，對結婚和生育的預期更低，進而結婚意愿也更弱，這一特征在二十多歲后期群體中尤為突出。

該研究由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講師蔡玟希和北大國發院教授張丹丹撰寫。研究以1338名16至29歲未婚的農村戶籍男性流動人口為核心樣本，首次提供了關于流動零工工人婚姻與生育問題的最新證據，并強調了應對婚姻財務障礙的重要性。

其中彩禮是首要阻力。最近幾年，受性別比例失衡、未婚女性向發達地區流動、婚姻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動，彩禮已經成為男性結婚的重大經濟負擔。

根據該研究分析，我國彩禮在2006年前后開始急劇飆升，到2010年代末已經翻了一番以上。2013年至2018年間的平均彩禮為46861元，而該調查樣本過去一年的平均儲蓄為21096元。

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在粗略計算下，在不考慮住房等額外費用的情況下，一名農民工平均需要六年時間來積累彩禮金額。

高額的彩禮，不僅成為年輕人的沉重負擔，也進一步成為中老年人的壓力源泉。

根據財新的報道，在各地農村地區，因為性別比失衡疊加婚姻擠壓，農村地區彩禮連年上漲，子代婚姻成本正在向父輩轉移。

在河北邯鄲的農村，按照當地風俗，男女雙方定親需要8.8萬元，結婚還要出18.8萬元。另外還要三金（項鏈、耳環、手鐲）、一鉆、一臺蘋果手機，除此之外房子車子也要，最好是縣城有房，老小區沒有電梯的都不行。

而根據安居客數據，邯鄲縣城商品房均價在6500-7500元/平方米，一套90平方米住房總價約50萬-70萬。粗略估算，加上彩禮、購車、婚宴等支出，當地農村家庭男青年結婚的成本約在80萬-120萬。

2025年6月，南開大學蔡玟希和北大國發院張丹丹曾在線上針對個體發起的一項調查也顯示，來自全國289個縣的3914名受訪者提供的平均彩禮金額為12.73萬元。

按照2025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4.3萬元來計算，這意味著需要三年時間才能夠湊齊彩禮。

彩禮、房子和車子，還只是壓垮90后婚育的第一關。

和彩禮房子相比，結婚后的長期性投入，可能是難度更高的第二個關口。

這就要提到國內居高不下的育兒成本。

目前我國的育兒成本，應該是僅次于韓國的。根據育媧人口智庫的研究，目前我國家庭撫養一個孩子到十八歲的平均成本在50萬，是人均GDP的6.9倍，僅次于韓國，如果換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話，那么大概需要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但這還不是全部。考慮到不同地區城市之間的巨大差異，育兒成本也有很大的不同。根據育媧智庫的報告，全國平均成本是50萬，而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育兒成本最高，撫養到18歲在100萬左右。

即使是取全國平均成本50萬，這個數字也相當于很多人不吃不喝數十年的薪資。更何況，育兒還不是一個家庭的全部開銷。

除此之外，疊加孩子長大后讀大學結婚的成本，這筆費用更是天文數字。

對90后來說，這筆賬其實也很好算。短期內，結婚所需要的彩禮和房子，花費就需要百萬級別；而長期內，撫養孩子長大到讀大學、進入社會找工作，再到孩子結婚，這筆費用又需要投入上百萬甚至更多，而如此巨大的成本也進一步導致，付出和收益并不對等。

如果養娃是一筆投資賬，那么現在的情況就是生育一個孩子的回報率已經轉負了。

這筆賬其實很好算，如果將孩子視為一項生命周期為78年的產品或是資產，那么這項產品的生命周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0-22歲，該階段為投入期，投入資金為嬰兒到大學畢業期間的養育成本；22-60歲，該階段為回報期，工作后每年可以獲得一定的收入；最后是60-78歲，這是衰退期。

要衡量這項產品是否值得投資，主要就是看回報期這項產品的回報率。

而從人均可支配收入乃至城鎮職工退休金總額的角度來看，養育一個孩子帶來的經濟效益，其實在今天已經是負的了，更現實一點的考慮是，聯想到未來的就業形勢和結婚年齡，父母可能還需要持續為孩子去“倒貼”更長的時間，而非是22歲這個時間點。

結婚成本上百萬，育兒成本疊加孩子以后的婚房支出，又需要上百萬，而這對今天一個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萬多的經濟體來說，其壓力之大，大到足以讓年輕人對婚育望而卻步。

更進一步，90后今天未婚率高達56%，背后反映的不是年輕人不愿意結婚，更多的是在如此高的經濟成本面前，越來越多年輕人根本“結不起婚，生不起娃”。

在房價、教育、育兒、收入分配和就業壓力之下，越來越多人自身難保，也就更難承擔起一個家庭的責任，手里也沒有足夠的錢去承擔婚育風險。

從微觀角度來看，這是個體的問題，這是家庭的問題；但把人口下滑帶來的問題放在一個宏觀背景里去看，這又關乎我們所有人，是一個極其嚴肅且可怕的社會問題。

年輕人收入低，不僅僅是年輕人自己的問題；這其中不可避免會牽扯到收入分配，一個行業、一份工作的收入高低、是否穩定，背后不僅僅和個體的選擇有關，也和宏觀的塑造密切關聯。

90后的婚育低迷，絕對不能放在個體的背景下去看，必須要放在時代的背景下，他們經歷房價快速上漲、計劃生育、城鎮化、如今又經歷人口下滑，個體的困苦最終變成了集體的選擇。

我們不能僅僅把今天的低結婚率、低生育率歸因于觀念變化；誠然，市場經濟崛起，的確讓一部分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家庭也不再是必備。

但對一個骨子里仍然受傳統思想熏陶的經濟體來說，今天的許多問題本身，更多仍然是成本和收入之間的巨大失衡導致的。

當婚育成本年年水漲船高的時候，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還在以幾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自然就會有越來越多人被婚育帶來的巨大成本遠遠甩在身后，而這，絕不是個體一兩句努力就可以追上的。

這背后需要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同時系統性去降低婚育的各種成本，只有當年輕人手里有錢，年年有結余的時候，他們才會有未來，才會有對婚育的希望。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