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滅，一場金融風潮絞殺百年錢業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文│陶水木

19世紀末浙江寧波全景

自1931年起，浙江各地接連發生錢莊倒閉清理事件，至1935年發展成波及全省的大風潮，使浙江錢莊數量急劇減少，給浙江的金融業以至全省經濟以重大影響。

這次錢業大風潮引起當時社會廣泛關注，許多報刊發表評論，析其成因，提出了諸多解釋，諸如資本薄弱、股東不健全、市場不景氣、聯號太多、上海錢潮的影響、無準備款之組織、銀行的興起、同業傾軋、店員自私自利競提存款等等。

筆者以為：引發浙江錢業風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既有全國性的一般原因，也有浙江比較特殊的原因。這里，筆者擬就絲繭業衰落、浙滬錢業關系、浙江銀行業的畸形發展與這次風潮的關系作些分析。

風起于青萍之末

震豐繅絲廠舊址

浙江以“絲綢之府”著稱，絲業在浙江經濟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上海開埠后，中國生絲出口量猛增，如以1843年的出口量為指數100，則1845年為723.8，1848年為1252，1852年為1354，1856年為3215.6，1860年為3798，其中上海的出口量自1846年后始終占90%左右，而上海出口的生絲主要是湖州輯里絲。當時英國對華貿易報告說“中國出口生絲幾乎全部產于浙江北面的三個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興府”。直至1920年前后，浙江的蠶絲業一直處于興盛時期，浙江的絲繭產量仍達全國的三分之一。

但進入民國后，日本生絲業也在迅速發展，且因其絲質總體上優于中國，其發展速度遠快于中國。至1925年，日本的生絲出口額已是中國的2.6倍。至30年代初，日本生絲產量已占世界的80%，已是中國生絲產量的五六倍，而1932年的輸出額已是中國的7倍，國際生絲市場已基本為日本所占據。

國內市場方面，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絲綢業又失去了東北這一重要的國內市場，同時又遭受人造絲的嚴重擠壓。中國蠶絲業面臨空前的災難，而浙江損失尤重。江、浙、皖三省的廠絲，以前最旺時年出口達15萬擔，至1930年代初僅1萬擔。30年代初，江、浙兩省每擔千兩以上繭本的生絲以半價出售都不可得，以致新繭上市，雖跌至每擔二三十元都無人問津；至1935年，新絲價慘跌到每百兩12元，綢每百兩25元左右，其價格幾乎與麻布相當。浙江杭、嘉、湖地區的絲經行、繭行及繅絲、絲織工廠紛紛倒閉。1928、1929年，僅杭州市就有包括緯成、天章、虎林等著名公司在內的25家綢廠停歇；1933年，絲業中心南潯各經行，完全停頓。誠如時人所謂“此誠絲繭業空前未有之大劫”。

錢業會館舊址

浙江的錢莊（特別是杭、嘉、湖地區的錢莊）與絲繭業有密切的聯系，平時絲繭業的資金融通主要依賴于錢莊，錢莊運行資金——無論是資本還是存款，絲繭業都是重要來源。當絲繭業面臨危機時，江、浙兩省抵押于銀錢業的絲繭總值達4,000萬元。絲價慘跌和絲繭行及繅絲、絲織企業的停歇直接導致浙江，特別是絲業重地湖州、嘉興地區錢莊大量倒閉，嘉興錢莊甚至一度全軍覆沒。史料載吳興“錢業本極興盛，民國十八九年間共有二十六家之多，二十年后，因絲市衰落，各業不景氣，錢業閉歇日多，迄今僅存四家”，以至“因不足法定家數，故同業公會（1928年成立）也無形消滅矣”。嘉興“（民國）二十一年仁泰、通吉、元大三家受絲繭及公債之影響，先后停歇。二十三年春，大亨、義康收歇，中秋后滋源、衡源、聚源因發生提存風潮，同時倒閉。此時嘉地錢莊僅存義盛、永康、正興三家，然已成強弩之末，及年終均自動收歇，故現嘉地錢莊已全部消滅，可謂衰極矣”。

就全國而言，絲業慘落可能不是直接導致錢業衰落的主因，但就浙江，特別是杭、嘉、湖地區，它卻是導致錢業風潮的主要原因。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民國上海商界大佬

1930年代前期浙江錢業風潮與上海金融業發展狀況也密切相關。近代浙滬經濟聯系十分密切，浙商是近代上海最具實力和影響的區域商人群體，而旅滬浙商以金融業見長，在銀行、保險、證券、信托各業，尤其錢莊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一是浙江一些錢莊、特別是寧紹地區錢莊多為與上海浙籍錢莊同一莊東的連號莊。上海錢莊起源于清乾隆初年浙江紹興木炭商人兼營貨幣存放業務的炭棧，此后浙江商人在上海錢莊業發展中始終居主導、支配地位，至20世紀初上海形成九大錢業資本家家族集團，其中浙江占了6家，即鎮海方家、李家、葉家，鄞縣秦家，慈溪董家和湖州許家。其實，九大錢業集團說并不確切，因為這一說法沒有把一些民國時期興起的大錢業家族如慈溪徐（慶云）家、寧波孫（衡甫）家等列入其中，也沒有把清末已是上海著名錢莊主、民國時期繼續發展的紹興陳（春瀾家族）家包括在內。滬上浙籍錢莊莊東，特別是上述浙籍錢業家族集團大多同時在上海及本省寧波、杭州、紹興等地開設有多家錢莊，且這些錢莊多為連號莊，資金互為挹注，經營呼吸相通，共為進退。

二是浙江一些錢莊與上海錢莊的經理人員有密切關系，不少上海錢莊浙籍經理同時投資浙江寧紹地區錢莊。如1934年，上海浙籍著名錢莊經理俞佐庭、王鞠如、盛筱珊、趙文煥、張善述、何衷筱、傅洪水等都在寧波投資錢莊。有些浙籍錢業著名人物往返浙滬，交替地在兩地錢莊任經理，不少在上海的浙籍錢莊經理與浙江寧紹地區錢莊經理除了地緣關系外，還有血緣關系。

昔日錢莊銀號林立的上海街頭

三是浙江、特別是寧紹地區錢莊與上海錢莊在資金往來方面非常密切。因為寧紹地區相對于上海工商業經濟比較落后，錢莊資本出路狹小，所以寧紹地區錢莊常將資本大量拆放于有連號關系或血緣、地緣關系的外地錢莊，特別是上海錢莊。1929、1930年，寧波錢莊放款于外省的達4000萬元，其中放款上海占四分之三；1934年底，寧波錢莊放款于上海的仍達2000余萬元。就個別錢莊而論，因上海恒隆錢莊（寧波秦氏家族開設）經理陳子塤赴滬前曾長期任寧波震恒錢莊（也為秦家所設）經理，并任寧波錢業公會董事，還投資寧波慎豐、泰源、永源、余豐、恒豐多家錢莊及杭州寅源、侖源錢莊，與寧波、杭州的錢業有密切關系，所以該莊有大量的寧波存款，1919年達37萬余兩，而寧波錢業托該莊代放的款項多時達二、三百萬兩。另一方面，浙江、特別是寧紹地區錢莊資金的很大一部分來源于旅滬工商業者，包括滬上工商業盈余積存、贍養費、支援家鄉建設費等，所以上海工商業、特別是金融業發展狀況對寧波錢業影響極大。

從1930年起世界經濟危機開始明顯影響中國，加之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的影響，上海工商業經營日益困難。1934年美國通過白銀法案后，更加劇了上海金融恐慌和經濟危機，至1934年底，上海即有7家銀行倒閉。1935年1至5月，上海通易銀行、榮康錢莊、益康豐記錢莊、德昶錢莊、寶大裕錢莊、永昶錢莊、同泰錢莊、明華銀行、美豐銀行、鼎牲錢莊、上海寧波實業銀行、江南銀行、上海國貨公司及天福、鴻章盛商店閉歇，銀錢業視為空前之巨變，而這些閉歇企業大多由浙商參與投資或經營。

上海金融風潮直接給浙江錢業以重大影響：一方面，它使浙江錢業大量放款難以收回，如1934年僅寧波就有1600萬元上海放款無法收回；另一方面，又使浙江錢莊、特別是寧紹地區的錢莊存款受到嚴重影響。這也是引發1935年七、八月寧波金融風潮（進而波及全省）的重要原因。

生態位慘遭占擠

位于上海的浙江興業銀行大樓

一般學者已論及的銀行業發展對全國錢業衰落的影響，就浙江來說更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浙江是最早設立銀行的地區之一，但自1907年浙江興業銀行創辦至1924年，浙江銀行業的發展并不快，共創設銀行34家（包括總行和分行，以下除特別注明外，均同）。1924年至1935年增至121家，時人稱突進時代。尤其是1932至1935年，浙江銀行業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

從1932年到1935年，浙江銀行家數從59家增加到121家，短短4年，增長1倍多；資本也由3189.46萬元增加到5847.37萬元，增長近90%。1927到1937年浙江地方銀行的發展是這一時期浙江銀行業發展的縮影。1927年，省辦的浙江地方銀行還只有3處分支機構，至抗戰前夕發展到8處分行、46處分理處（包括辦事處），并在全省76縣全部建立縣金庫，未設立該行分支機構的縣，確定由縣金庫代辦該行業務，這等于全省每縣都有該行業務機構。1932、1933年，浙江地方銀行的營業額和純利成倍增長，其營業額1932年為1465.59萬元，1933年為2341.79萬元，年增長67%；其利潤1932年為7.682萬元，1933年為22.76萬元，年增長196%。

當時有人專門研究，浙省銀行的資力約是銀行資本的5倍，那么1935年浙江省銀行的資力近3億元。而1933年，浙江全省共計632家錢莊，資本額連同公積金及附本共計953.13萬元，只有1932年浙江銀行資本的29.88%，1935年銀行資本的16.3%。相對于銀行資本，浙江錢莊業已經處于極其微弱的地位，其業務發展已受到嚴重影響。

浙江實業銀行股票

考察這時浙江銀行業發展對錢莊的影響，尚有兩點需特別注意：一是各縣區農業金融機構包括農民銀行、農民借貸所、農民放款處、農民借貸所籌備處的迅速發展。據統計，這類金融機構至1935年已發展到45家，資本109.66萬元。而且這些農民金融機構基本上是1931年以后設立的：1929年設立者1家，1931年設立者5家，1932年設立者11家，1933年設立者6家，1934年設立者14家，1935年設立者1家，另有7家農民借貸所籌備處設立時間不明，但既然還是籌備處，一般來說，應是較晚設立者；二是銀行在農村中小城鎮普遍設立辦事處。前項關于浙江銀行數量的統計，筆者只統計到總行和分支行，如果把設在各縣區城鎮的辦事處統計在內，則1935年已達271處，比1935年全國銀行年鑒的119家多119.3%。銀錢兩業的經營業務大致相同，特別是進入20年代后，銀錢兩業在存款、放款、國內匯兌等業務方面更趨同化，競爭也趨激烈。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至1935年，浙江銀行業不但數量上迅速增長，而且通過設立各縣農民銀行及在中小城鎮設立銀行辦事處，把勢力迅速伸展到浙江中小城市、鄉村集鎮，使錢莊的活動空間被嚴重擠壓，業務受到致命性打擊。據估計，僅1934到1935年，浙江全省從錢莊業流向銀行的資金總數就不下千萬元，超過1933年全省632家錢莊的資本額連同公積金及附本總數（953.13萬元）。而浙江銀行業、特別是各類農民銀行、農業金融機構迅速發展的1931年至1935年，正是浙江城市工商業衰落、農村經濟面臨破產時期，浙江錢莊業一方面受到銀行迅速擴張對其業務的侵奪，另一方面又受城鄉經濟蕭條的嚴重影響，大量倒閉歇業是很自然的了。

綜上，中國蠶絲業的慘落和上海金融風潮直接引發了1930年代浙江錢業風潮；浙江銀行業自1927年以后的迅速發展、特別是1931年以后與整個經濟不相協調的畸形發展，也是浙江錢業風潮重要原因。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