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新成果與新認識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項目（以下簡稱“項目”）自2001年預研究啟動，至2025年通過績效評價驗收，已歷經25年。項目第五階段（2020—2024），項目組圍繞良渚、陶寺、石峁、二里頭等29處遺址開展田野工作并進行多學科合作研究，不斷調整研究預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進展，成果撮要如下：

第一，基于田野考古工作和測年技術取得重大突破，細化了中華文明起源年表。

項目組突破常規檢測方法，采用貝葉斯統計和核密度估計法對測年結果進行分析，綜合分析考古遺存背景，對重點遺址的關鍵時間節點探索有了新的認識，對牛河梁第一地點（女神廟）、以石峁及碧村為代表的北方石城遺跡和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學測定，突破了既往預估；中原腹心地區新石器時代重大環境事件發生和二里頭遺址的精細化年代構建進一步凸顯了測年在重大事件中的意義，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依據田野考古實證，修訂了中華文明起源的階段性過程。

項目開展以來，田野考古發現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發展特征的系統性認識有了新的補充。在項目前四階段認識的基礎上，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關鍵階段的階段性劃分做出了新的調整。

項目認為，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的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標志著各地區相繼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因此，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從距今5800年開始可劃分為兩個時代，其中距今5800年至3800年為古國時代，距今3800年至2200年為王朝時代。

古國時代是各地區域文明發展的階段，可分為前后三個階段：古國時代第一階段：距今5800年至5300年。這一階段在考古學文化方面可對應仰韶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早期、紅山文化中期、崧澤、大溪、油子嶺文化。古國時代第二階段：距今5300年至4300年，這一階段在考古學文化方面可對應仰韶文化晚期—廟底溝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紅山文化晚期、良渚、屈家嶺-石家河、馬家窯文化。古國時代第三階段：距今4300年至3800年，這一階段在考古學文化方面可對應各地龍山時代諸考古學文化以及石峁、寶墩、肖家屋脊、錢山漾文化等。

古國時代之后是王朝時代，大體從距今3800年至2200年，在考古學上可對應二里頭文化至秦統一之前的時期，這階段是王朝背景下的文明一體化發展階段。

新的劃分方式不但與考古新發現契合，也能更好地反映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關鍵階段在不同地區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的態勢。需要強調的是，古國時代早期與晚期發展起來的國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沒有高低之分，都是在自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同地區的古國間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但物質文化與農業、手工業技術，尤其動植物物種、貴重資源、高等級權貴手工業產品卻在相互之間傳承。

第三，以田野考古新發現為中心，運用多學科分析技術，描述凝練了各區域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社會表征。

項目執行期間，所涉的多個遺址考古工作先后獲評“全國考古十大發現”及“中國考古新發現”，也有若干項目入選“考古中國”重大成果。新發現顯示：

在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牛河梁遺址群第一地點前后9座臺基的發現，為重新認識女神廟區域的性質與布局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江淮之間的凌家灘遺址確認了多重環壕、復雜的公共空間以及高等級貴族墓地周圍的祭祀遺存。

這些新發現暗示，在這一階段，社會復雜化在聚落之間和中心聚落內部全面展開；中心聚落將普通村落逐漸整合成更大的整體，進而和比鄰的群落建立起種種關系。聚落群內部和聚落群之間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玉石器在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有不同的表現和創造，反映出不同地區的社會分化具有不同模式，體現出各地不同的文明進程。長江流域社會復雜化在這一階段開始出現，中下游地區都發現了占地面積達百萬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這類大型聚落興建時期都有水壩、引水渠、環壕等聚落外圍水利設施，聚落內也有復雜的水管理系統。水利管理系統的興起，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促使稻作農業在生業經濟中的占比明顯提升。大型聚落和水管理系統的修建，體現了區域人力調動能力的提升。

在古國時代的第二階段，此前發生在聚落群內部的整合行為，此時擴大到聚落群之間乃至整個文化區。大型都邑或區域中心的出現，也反映出人群的匯聚與吸附能力。不同區域根據自身特征選用不同的生業經濟策略和穩定發展模式，建構了史前社會復雜化進程區域性發展的底層邏輯。

稻作農業在長江流域社會發展中逐漸起到決定性經濟支撐作用。長江下游地區太湖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地區江漢平原和澧陽平原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區，無論是聚落等級的分化還是公共資源、人力的調配，復雜程度較前一階段已有質的變化，率先發展出了“早期國家”這種政體，步入文明。良渚文化早中期之交，良渚早期國家正式形成。長江中游地區多個遺址發現有大型水利工程和水管理體系，與同時期的良渚趨同。

屈家嶺遺址水利系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黃河流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大汶口文化的社會復雜化走上快車道。雙槐樹、焦家遺址顯示出多重環壕形成的復雜城邑，焦家、崗上遺址發現了反映復雜社會等級的墓葬，部分墓葬構筑在專門堆筑的人工土臺之上。不同地區聚落的大型公共設施或空間逐漸增多，社會等級化的劃分凸顯，軍權或軍事權力在這一時期尤其明顯。不同地區間的遠距離交流開始增多。但是否已經發展出國家政體，尚無法確認。

雙槐樹遺址地震遺跡（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焦家遺址多重棺槨墓葬（山東大學供圖）

從意識形態角度講，不同區域有不同的選擇。良渚文化可能有發達的一神教信仰，但目前在江漢平原和澧陽平原尚看不出這種跡象。

這一時期，焦家、良渚等遺址都存在遠距離的物品交流，反映出對地緣空間的擴張與突破。

在古國時代第三階段，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全面衰落，長江中下游地區社會發展逐漸衰落陷入停滯。大部分的石家河文化城址逐漸荒廢。肖家屋脊文化僅在個別遺址中有若干文明進程的表征出現。

這一時期長江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在四川盆地西部邊緣，以寶墩、高山等遺址為代表，開始出現密集的筑城現象。三星堆遺址寶墩文化堆積分布面積達500萬平方米，是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中國彼時規模最大的聚落。

隨著文明化的進程，進而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奠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黃河中游地區大型都城涌現，國家形態的整體開始出現，具有布局規劃意識且帶有禮制意義的大型夯土基址在都城內出現，社會等級化的日益加深，不同族群間、不同地區間的沖突日益增多。晉陜高原出現了具有統一規劃思想的石城聚落，呈現出某種模式化的特點，這應該是“地方性知識”的共同認知，開啟了一條新的社會發展道路。

中原和北方地區的社會后來居上，冶金術出現、暴力和戰爭成為社會沖突的常態、“金字塔”型的社會分層結構出現在不同地區、北方地區面貌共性強烈文明發展走出了自身獨特的道路，是這一時期的四個突出特點。

黃牛、綿羊等外來資源成為北方和中原地區重要的新興生業資源，飼養模式日趨本土化，消費以肉食為主，并發展了與之相關的骨器專門化手工業和祭祀儀式活動。跨區域互動成為這一階段的時代特點，以玉器為代表的權貴產品體現出之前從未有過的流動性和普遍價值，玉器紋飾在陶禮器、石雕等不同資源技術體系中的轉用成為共同信仰觀念的基礎。

進入距今3800年后，中華文明進入了王朝時代。二里頭遺址都城內部存在多個方正、規整的街區網格，在遺址核心區以北的古城村發現了外圍規模宏大結構復雜的墻壕體系，這是二里頭考古的重大突破。嚴格、清晰、規整的規劃布局，顯示當時的社會功能、結構區分明顯、等級有序，統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成熟發達的統治模式，這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

第四，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關鍵階段過程中的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狀況、經濟和資源所發揮的作用得了新認識。

項目組認為，自距今7000年以來，生業經濟反映出明顯的區域差異，并在文明化進程中有不同的演進模式。不同地緣環境下的生業經濟形態千差萬別，在此基礎上生發而出的文化體樣態更為復雜。

在古國時代的第一、第二階段，各區域逐步形成穩定的生業經濟模式，粟黍和稻作傳播推動了中國完成農業化進程，形成文明發展的基本版圖。區域文明中產生各具特色的專門化手工業經濟，通過對特殊資源技術的控制實現對權貴產品的集中生產和消費，從而體現社會分化和社會權力不同的生業經濟策略，建構了史前社會復雜化進程區域性發展的底層邏輯。但不同生業模式都是以走向超穩定、抗風險的生業結構為目標。

在古國時代第二階段以后，各主要史前文化區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和深入，彼此吸收各自的長處，這是各地區文明化進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從初級農、畜或漁獵產品到手工業產品消費的歷時性發展，體現出獲得跨區域社會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

在古國時代第三階段和王朝時代，對新興物種、貴重資源、新興技術的控制和本土化發展和權貴手工業經濟產品的跨區域流通，更是文明化進程從區域走向廣域的關鍵。陶寺、二里頭等重要都邑性遺址中，出現了果實類經濟作物，這與同時出現的牛羊類次級消費品如奶制品、毛織品等相對應，顯示出中國早期文明發展進程中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二次產業革命”。以石峁遺址群為核心的北方長城地帶，是以作物經濟為基礎的農業文明的一種區域性發展模式，在農業結構上仍以粟作為主，黍的比例略高，但并未出現小麥這樣的外來品種。另一方面，從動物和食性研究看，當地畜牧業的發展僅初見端倪，完全沒有成為這一地區主要經濟成分。普通人群同殉人之間不存在飲食結構的差別，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分化差異的表現形式不同。

石峁遺址皇城臺東南轉角石雕（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至王朝時代，形成了以洛陽盆地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政治經濟發展格局，二里頭成為跨區域資源技術的融匯中心，基于原有資源技術產生新的玉器、綠松石等手工業經濟和權貴產品。對金屬資源和冶金技術的利用和本土化發展是中國文明化進程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最高體現。

從經濟角度看，穩定的農業生產經濟是中國文明起源進程中的共同基礎，文化樣態也由多樣逐步走向王朝階段輻射萬邦的漸進統一，這也是今天統一多民族國家版圖、認同得以形成的史前基礎。社會分化在中國文明起源進程中并非以日常獲取生計資源的能力差異來體現，而是經由對權貴手工業產品的占有和消費，對特殊資源、技術的控制來實現。

第五，歸納出符合中國歷史情況的文明形成的特征和文明起源的“中國方案”。

“多元一體”的區域文明最終走向超穩定農業基礎之上的生業結構；“兼收并蓄”的“本土化”能力使生業經濟穩步發展；“延綿不絕”的共同經濟、信仰和社會發展追求，使不同區域文明的知識與技術財富能為其他文明體所傳承；“自成一體”的中華文明，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結構上造就了獨特的宇宙觀、淡化了神權和狹隘民族戒防，擯棄了西方民族國家越分越細的文明演進方式，國家范圍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這與其他原生古文明并不相同，構成了區別于其他文明的獨特系統，在“多元”的地緣和文化體中形成并強化了“一統”的邏輯認知，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的文明化道路。這樣的中華文明，奠定了東方的世界體系，也是東方之所以是東方的最早的歷史原因。

自2001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立項以來，項目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為中外學者所認可。但也面臨著不同學術觀點的挑戰甚至國外學者的質疑，也存在時間、空間上的研究空白和相關問題的細化研究。這都需要中國學者正本清源，在下一階段進行扎實、長期的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執行專家組

執筆：常懷穎

（圖文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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