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中央派人邀請張學良回國，張學良回應可以回大陸，但他認為當時的時機還不成熟
1991年10月的清晨，紐約皇后區長島鐵路旁，秋葉飄零。九旬的張學良聽到侍者低聲匯報：“先生，國內來了兩位老人家。”他抬眼，沒有立刻答話，只是把手里的《圣經》合上，望向窗外。
他少年成名，但有別于一般軍閥子弟。20歲那年在東三省講武堂畢業，他三門功課同列第一，考官起初以為“少帥抄答案”，當場抽題再考，結果依舊滿分。此后短短幾年，他先后打了三次硬仗：直奉戰爭、入關作戰、蔣桂大戰，贏得“白氈騾子”與“千里駒”兩副綽號。東北軍的校閱場上，絳紅旗獵獵，他把父親留下的舊式隊列一點點改成西式編制，槍械換成捷克式輕機槍，騎兵改用無線電聯絡。局勢卻比訓練更難調校，父親張作霖于1928年被炸身亡，日本關東軍的刺耳汽笛聲響徹皇姑屯，給他留下終身揮之不去的記憶。
人們熟知他的兩次“放下槍”。第一次是1928年末，他在天津靜園刷夜，看著電報機的藍光閃爍，決定“易幟”，把“民國十七年”改做“蔣中正鈞鑒”。不少東北將領怒斥他“賣父換官”，可他心里清楚，若不掙脫對日作戰的孤立，東北就是肥肉。第二次是1936年冬，西安臨潼驪山腳下，他和楊虎城用兵諫的方式逼停內戰。凌晨的臨潼涼意逼人，蔣介石被帶至小畫樓時，冷不丁扔下一句：“你是謀反。”張學良回敬：“抗日不算反。”
西安事變收場和平，卻為他換來半個世紀的囚居。1946年先在重慶歌樂山，后轉湖南、連云港，一路漂泊直至1949年末落腳臺灣。眷村小院外，崗哨24小時明槍暗哨；他想寫信，先遞給特務審閱；想讀報，重要版面被剪得千瘡百孔。趙一荻陪他度日，織毛衣、寫書法，最難的是年節聽到鞭炮，她總要回屋掉眼淚。
進入80年代，臺灣當局內部風向漸變，守衛由兩班崗減少到一班崗，偶爾也允許他們去海邊曬太陽。有人問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什么？他沉吟良久：“榆林口的風。”那是沈陽北郊的一片平原，少年策馬、塵土翻飛的地方。可是，一旦談到回去的日期，他只搖頭，“再等等吧”。
大陸方面的態度早已不是問題。1985年起，曾為西安事變奔走的呂正操已多次托人致意：隨時歡迎。1991年，鄧穎超放心不下，特派呂正操同行赴美。餐桌上，三位老人寒暄良久，呂正操遞信：“學良，你若回，老朋友們都盼著。”張學良把信攤開，端詳良久，合上后說：“我知道，可還差一點火候。”趙一荻輕聲補充：“家里還有些事，我們再等等。”
“差在哪兒？”呂正操追問。張學良抬手示意窗外：“那邊浪高，船小容易翻。”這句話聽來玄虛，卻點中了當年的政治迷局。海峽對峙仍緊，他擔心自己一步踏錯，既害了臺灣舊識，也讓大陸為難，更可能再度陷身囚籠。有人說他顧念已故的蔣介石舊恩，有人說他擔心趙一荻舟車勞頓，亦有傳言稱美方對他行程多有限制。僅他自己最清楚：時代的門檻比囚室的鐵鎖更難打開。
那次會面后，呂正操帶回一只外套——張學良在送客時脫下披在老戰友肩頭：“西北冷，你得多保重。”衣袖內側縫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有生之年，盼再見中華門”。這句話后來在中央檔案里被歸檔，卻再沒機會兌現。2001年，美國夏威夷，百歲老將安然長逝。海風掠過瓦希亞納湖，他常念叨的故鄉仍在黃渤海之北，那條通往沈陽的鐵軌卻始終留在回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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