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三大陷阱

作者：黃裕舜

（Brian Wong）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德學者

隨著美國全球領導力衰退導致國際公共產品供應減少、公眾對政府和機構的信任危機日益加劇，以及人工智能企業的快速崛起讓有效監管難以跟上其步伐，全球治理如今日益受制于三個相互交織的陷阱。這些趨勢疊加，削弱了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應對從安全、公共衛生到氣候變化和人工智能等重大跨國挑戰的能力。

我給來自國內外學生講授全球地緣政治時，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什么事讓我夜不能寐？

這個問題出奇地難以回答，因為當今世界面臨著無數挑戰：從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到公共衛生危機，從人工智能的驟然興起（尤其在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領域及其潛在的破壞力）到“大國競爭”的外溢效應。諸多挑戰都要求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秉持務實態度，具備清醒的現實主義認知。

各國圍繞這類重大全球性議題開展互動，正是“全球治理”概念最直觀的體現。全球治理可寬泛地定義為：國家、非國家行為體及多邊機構對涉及全球多數人口的跨國性難題進行管理。這里需要強調“治理”，而不是簡單二元對立的“競爭”或“合作”，盡管二者在治理過程中難以避免。

在我看來，當前全球治理深陷金德爾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和人工智能利維坦陷阱三重困境。厘清這些名稱或許是我們真正理解后續行動的第一步。事實上，這些問題不僅關乎占世界人口20%的中美兩國，更關乎除它們之外的全球絕大多數人口。

金德爾伯格陷阱

在解釋特朗普重返權力中心的原因時，許多分析認為，是選民對其前任拜登的經濟政績不滿起了主要作用（與特朗普2016年擊敗希拉里·克林頓如出一轍）。另有分析認為，民主黨競選陣營的自由主義傾向使其社會議程對中間選民而言過于激進，令人反感。

然而，一個可能被忽視的因素是，鐵銹地帶和搖擺州的許多人日益相信，美國卷入了過多與他們自身利益毫無關聯的“海外項目”。也就是說，民眾認為美國一直在為他國買單：戰爭、安全與防務（涉及北約和中東）；貿易（美元堪稱美國最大出口品，由此引發特里芬難題，并賦予該國維持經常賬戶逆差的“過度特權”）；多邊機構（如資助世衛組織和國際援助）。

種種不滿正中特朗普及其同盟者下懷，更確切地說，被他們巧妙利用，從而為他重返權力巔峰鋪平了道路。

特朗普系統性拆解美國“全球導向機構”（從美國國際開發署到對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的捐款）的猛烈勢頭，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迄今仍保持獨立的司法機構和國會（較小程度上）的抑制，但破壞已經造成。《柳葉刀》的一項研究指出，如果美英德加及其他發達國家繼續削減資金，到2030年可能增加940萬人死亡，其中約250萬是五歲以下兒童。

從緬甸和剛果（金）持續的地區安全動蕩，到埃博拉疫情反復（與剛果沖突交織）等公共衛生挑戰，從普遍的糧食短缺，到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沖擊，世界正面臨嚴重的公共產品供應匱乏。

▲6月24日，ISC.AI 2026（第十四屆互聯網安全大會）上，360集團創始人周鴻祎宣布打造“中國版Mythos”。

中國會是答案嗎？中國已將聯合國常規預算供款占比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以上，目前仍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二大出資國。然而，盡管北京積極支持可再生能源轉型、提供公共衛生產品（如新冠期間的疫苗和口罩）以及推進人工智能治理規范，但卻無意（或許有充分理由）充當世界警察。對比而言，美國在80個國家設750多個軍事基地，中國僅有一處。隨著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均衡且選擇性地撤出軍事力量，如果有的話，誰來填補這一空白？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指這樣一種現象：政府極度不受歡迎后，會陷入信任赤字與合法性缺失的自我強化危機，即便后續出臺合理的政策，這些政策也不被公眾信任。

美國近年聲譽受挫是顯而易見的，哥本哈根民主指數顯示，該國的凈好感度已進入負值區間（-16%），落后于俄羅斯（-11%）和中國（7%）。由于在關稅問題上反復無常且單邊加稅、決定對伊朗動武，以及特朗普對格陵蘭島和烏克蘭的言行威脅到北約主權，美國在主要北約盟國和歐洲伙伴國的好感度急劇下降。

在太平洋另一邊，五年前我曾撰文指出，部分中國外交官早年強硬、尖銳的對外表態，影響了中國國際支持度。盡管近年中國軟實力顯著提升，如“中國熱”的興起，以及全球對其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實力的認可，但中國在同歐盟的關系方面仍難取得突破。2025年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民調顯示，超三分之一受訪者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對手”，其他G7國家也類似。

但問題并非中美兩國獨有。過去十年，歐洲和東北亞發達民主國家反體制情緒持續高漲，反精英民粹主義崛起。從英國的奈杰爾·法拉奇到法國的瑪麗娜·勒龐，這些人物對當權者構成切實的威脅，這說明，其結癥遠不僅源于信息繭房或人工智能虛假信息，這種難以化解的極化現象反映了社會經濟不平等、身份政治等積弊，以及僵化的建制派無力應對新興權力挑戰者的現實。

人工智能利維坦陷阱

第三個陷阱涉及人工智能的擴張，及其背后復雜的政治因素。

9650億美元、8520億美元，這兩個數字是美國頭部人工智能企業Anthropic和OpenAI的最新估值。這些數字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我們是否應當將此類估值視為反映公司質量與價值的客觀現實？這樣的價值對誰來說才有意義？

▲到2026年中期，Anthropic的年化收入有望超過OpenAI。

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一直被描繪成國家間“競賽”，即中美對陣，歐盟偶爾被附帶提及。但這種框架本身具有誤導性：近期事態表明，盡管關聯密切，但Anthropic和OpenAI這樣的私企絕非美國政權的延伸。即便監管傾向更強的中國和歐洲官僚體系，也難完全掌控本土科技巨頭，雖然一些觀點認為，布魯塞爾是以犧牲不可預測的創新為代價來換取監管的可預測性。

事實上，全球治理面臨的最大被忽視挑戰并非來自單一國家，無論俄羅斯、美國、伊朗、古巴，還是朝鮮，而是來自強大的科技寡頭，它們借“智識卓越”的偽裝和“顛覆性創新”的光環獲得免責特權。在資本主義西方（至少），人工智能日益成為一個財富向少數參與者——創始人、機構投資者和少數企業高管——不對稱集中的場域。比這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未經選舉的個人同時積聚了巨大的政治權力。

那么（西式民選）國家就是答案嗎？從監管應對上的敷衍冷淡看，比如最近針對Anthropic的Fable 5和Mythos 5的限制措施，全球多國政府顯然在知識和能力上不具備有效監管的條件。盡管各方大談人工智能治理，但對人工智能時代究竟需要哪種類型和質量的整體治理，人們卻鮮有關注。

這三大問題嚴峻、持續且令人擔憂。本文未提供解決方案，但或許承認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也永遠不會有簡單的萬靈藥，才是應對這三個陷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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