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1980年湘西一位老太領獎獲先進分子，卻自曝身份稱自己正是當年著名土匪四丫頭！
1979年臘月的安江鎮集市，人頭攢動。一個五十多歲的黑布大襟衫老婦站在木棚前吆喝：“粉絲便宜啦，來嘗嘗！”她臉上被山風吹出的皺紋隨笑意舒展，沒人知道，她正是舊日讓湘西談虎色變的“四丫頭”黃玉嬌。
湘西自古山高林深，苗、土家雜居，官府難及，馬幫商路一斷便成孤島。民國年間大大小小的寨子筑在峭壁間，槍聲與嗩吶輪番響。烏龍山一帶尤其如此，白晝里商販挑擔經山道，黃昏后山頭炊煙里可能埋著埋伏。土匪與山民的界限，有時只隔一頓飯。
黃玉嬌原是芷江師范的學生，讀書時最愛唱《送別》，同學調笑：“四丫頭，你要是唱戲準是一朵梅花。”她笑著擺手，不知命運會把她推上另一座舞臺。1946年冬，她隨父送米途中遭曾西胡子股匪劫持。山寨里，她的身份霎時翻轉——從師范女生變成匪首的“壓寨夫人”。起初她哭得昏天黑地，刀疤臉的二當家卻一句話把她噎住：“哭？山里不認眼淚，只認槍。”槍聲、劫掠、暗夜行軍，她一步步被裹挾，最終學會了端槍押糧，連自己都分不清是俘虜還是同伙。
1949年夏，解放軍湘西縱隊從辰溪、瀘溪兩線收網。曾西胡子負隅頑抗，終因彈盡糧絕在巖洞前被擊斃。黃玉嬌被俘時僅穿一件破旗袍，懷里還揣著早就啞火的駁殼槍。按罪行，她本該以“匪首同案”論處，但剿匪工作隊查實她系被擄，且參與殺戮證據不足，加上新政權對婦女犯推行“教育改造為主”，遂改判勞改十五年。1950年代初的勞改農場，沒有手銬腳鐐，卻有日夜不息的稻田。黃玉嬌第一次握鋤，起茬如麻，卻咬牙堅持。夜里她常想，山里的槍口，課堂的書聲，在這片泥水里交錯成怪夢。
1957年，中央下達“寬嚴相濟”指示，表現好的女犯提前釋放，黃玉嬌也在名單上。回到山腳，她只想做個尋常人。隔壁獵戶向亢仁見她孤身，便遞來一籃紅薯：“嫂子，種子留著，活下去要緊。”這一聲“嫂子”像錨，把漂泊多年的人生穩住。兩人成婚，修起矮屋三間，日子雖清苦，天卻安靜了。
轉機出現在1978年底。政策允許個體戶掛牌營業，安江鎮口三天一墟，五天一圩，南來北往的山貨茶磚供不應求。黃玉嬌身上那點子匪寨留下的膽勁兒派上了用場，她借了30元流動資金，在集市支起兩塊木板賣百貨。她嘴勤腿快，進貨路子又熟，三個月就賺到第一千元。鎮上干部勸她開店，她爽快應下。1980年春，“玉嬌商店”掛牌，門臉不大，卻擠滿了沖鋒衣、搪瓷盆、上海牌手表。貨架后，黃玉嬌掰著算盤珠，眉開眼笑。
那一年，地委評選個體勞動先進分子。有人提醒她要填“個人簡歷”。黃玉嬌想了想，在“過去經歷”一欄寫了八個字：曾為烏龍山土匪。評委嘩然，縣里專門做了核實。她被再三詢問：“你真是‘四丫頭’？”她點頭：“那是舊賬，該還的我在農場都還了，現在只想做樁正經生意。”短短幾句話，卻似在向過去的山風作別。
有意思的是，正當她忙著進貨，電視上《烏龍山剿匪記》開始熱播。鄰居圍著她問，“戲里那個四丫頭是不是你？”她擺手，“別問啦，買二斤鹽回家才要緊。”笑容卻掩不住一絲復雜。影視里的槍火與現實中的算盤在她心里并排，提醒著：山民、匪徒、勞改犯、商戶，這些身份都曾貼在自己身上，現在只剩“黃玉嬌”三個字。
縣里給她頒獎那天，她穿了身素凈藍布衣，登臺前小聲對丈夫說：“我去把賬補回來。”向亢仁憨憨地笑，“去吧，別忘了回來做飯。”臺上，她面對閃光燈自報家門：“我叫黃玉嬌，過去人稱四丫頭，今天能站在這里，是國家給了我重來一次的路。”臺下掌聲并不熱烈，卻持久。
多年以后，安江鎮老街的瓦房早被新商廈替代，玉嬌商店的木招牌被鎮文化所收走存檔。土匪槍聲早成傳說，剿匪故事被剪進紀錄片。黃玉嬌常坐在巷口曬太陽，看年輕人騎摩托疾馳而過。有人問她，“大娘，當年的土匪真這么兇？”她淡淡應一句：“那都是過去的風，別讓它再刮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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