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駁一個流行觀點：黃巢讓我們免于印度那樣的種姓制度？

最近有些印度人在社交媒體上將“士農工商”職業說成“中國的種姓制度”，在全球互聯網淪為了笑料，國內也為此引發了一些相關討論。

其中有些評論談及了一個話題：“當年黃巢消滅了門閥貴族，從而讓我們免于印度這樣的種姓制度”，然而這個說法是很荒謬的。

在一開始，我就要提出最關鍵的論點：黃巢起義軍當年的打擊對象，即隋唐時代的門閥世家制度，也比印度種姓制度先進兩千年以上。將門閥制度與種姓制度相提并論，是對中國古代文明水平的嚴重貶低。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種姓制度。種姓制度，并不是單純的貴族制度或單純的奴隸制度，比較嚴謹的定義是“以職業為基礎的族內通婚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又稱“瓦爾納制度”，是以“婆羅門”為中心，劃分出很多以職業為基礎的種姓，各個種姓群體依照自身所居住的地區不同又劃分成許多的“次種姓”，次種姓的人群再依照所在部落的不同而形成“聚落種姓”，最后聚落種姓再分成行，每個氏族的行都不能同外氏族的行通婚。

簡單來說，種姓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將“族群”與“職業”高度綁定，比如另一個氏族只能從事冶鐵行業，另一個氏族只能從事制陶行業，而且互相不能通婚或者通婚受到嚴格限制，例如高等種姓絕不與低等種姓通婚，只能在不同低等種姓之間通婚。

事實上，種姓制度在古代不少國家都出現過，例如古埃及和古波斯，只不過印度的種姓制度是一直延續至今，而且發展最為嚴密的，規則最為復雜和嚴格。

那么，中國古代出現過種姓制度嗎？根據考古發現，夏商時期的一些遺跡，確實出現過類似種姓制度的特征，這是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后出現的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低等社會體制。

例如二里頭遺址和殷墟遺址，都發現了一些專門從事青銅冶煉、骨器制作、陶器制作甚至是作戰武士的固定族群，這些族群有專門的識別符號，而且傳承時間很長。“族群”與“職業”高度綁定，就是種姓制度的基本特征。但是無法確認這些族群是否存在“族內通婚制度”，因此只能定義為“類種姓制度”。

隨著商朝滅亡，周朝建立，這些“類種姓制度”在整個西周時期還存在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但隨著周代封建制度的逐漸成熟，由于封建貴族對于人力動員需求的變化，“族群”與“職業”的綁定很快被打破，從而形成了更加先進的“分封貴族制度”。不同血緣或文化族群之間除了階級差別，則只有地域的差別，每個族群內部都出現了復雜的職業分化，而不再被單純的職業綁定。

進入戰國時代，秦國、趙國、魏國等紛紛開始變法，更先進的軍功貴族制度開始出現，逐步替代過時的分封貴族制度。秦始皇統一六國，乃至漢高祖建立漢朝，更是將軍功貴族制度推向了頂峰。哪怕是最底層的人，也有一定機會憑借戰場功績，獲取階級提升的資格。

這個時代，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后來的大門閥貴族——弘農楊氏。弘農楊氏的先祖楊喜，乃是參與斬殺項羽的六人之一，因功受封赤泉侯，奠定了家族根基。后來家族不斷出現人才，在漢魏晉時期多次出任丞相、太尉、將軍等高官，最終成為傳承千年的門閥家族，就連建立隋朝的楊堅也自稱是弘農楊氏之后。

但是到了東漢時期，豪強世家勢力不斷膨脹，軍功貴族制度逐漸沒落。進入曹魏時期，九品中正制出現，進一步強化了豪強世家的權力地位，從而衍生了“門閥”這個概念，即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門閥制度重視郡望和譜學，嚴禁士庶通婚，形成森嚴的等級劃分，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的現象，階層固化已經非常嚴重。

事實上，門閥制度只是中國古代封建體制發展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出現的統治階級自我僵化現象。與此同時，盡管門閥制度出現了限制通婚、階層固化等現象，但現實中仍然存在很高的流動性，寒門和底層人士仍有很多的上升通道，例如身為寒門的劉裕憑借軍功一步步掌握權力，最終成為開國皇帝。同時，門閥世家自身也常常會出現整體衰敗和階級跌落，“王謝門下堂前燕，流入尋常百姓家”就是典型樣板。

上述這些中國歷史真實發生過的案例，所體現出來的階層流動性和職業流動性，在印度的種姓制度環境下幾乎都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進入隋唐時期，門閥制度也開始衰敗，科舉制度的出現，更是從底層邏輯上逐步打破了門閥制度的存在基礎。不過，門閥世家的勢力仍然頑固，一直貫穿了整個唐朝。直到唐朝末年藩鎮割據和黃巢起義，最終將各個門閥世家逐出了歷史的舞臺。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封建時代的貴族制度是不斷進化的，出現了多次迭代。即使是被人詬病上千年的門閥制度，也比種姓制度領先了三個階段（種姓制度<分封貴族<軍功貴族<門閥世家）。勉強能夠與印度種姓制度對標的，還是殷商時代的“類種姓制度”，時間比唐朝末年要早兩千年。

所以說，將黃巢消滅門閥世家說成是“讓我們免于印度式種姓制度”，是非常離譜的歷史錯位，嚴重貶低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真實水平，幾乎與“將士農工商說成是中國種姓制度”的荒誕程度不相上下。（作者：陶慕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