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久安與邊患之間反復發聲的吳育

作者：蔣豐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是一組包含十一位人物的合傳，而位居其首者，是吳育。這樣的編排，本身就帶有一種史家的提示意味：此人不必以功業最大，卻必在一類人物中最具代表性。

事實上，吳育，并不是一位“以清名著稱”的士大夫形象，而是一個在制度邊緣不斷出手的人。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少而“奇穎博學”，禮部試第一，這樣的履歷，在北宋士林之中并不稀見。然而，真正使他在史傳中立住的，并非科名，而是他在地方與中樞之間反復展現的一種能力——把“不可言說”的灰色空間，強行納入制度之內。

吳育早年知襄城時的舉措，便已經顯露出這一點。《宋史》記，自秦悼王葬汝后，宗室子孫歲時上冢，往來“呼索擾州縣”，而護從者多為宦官，借機勒索。此類行為，本是制度縫隙中長期存在的“潛規則”，地方官多選擇隱忍應對，以求無事。吳育卻不然。他“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并將羊豕之供統一由大官支出。其結果是“民省供費殆半”，而宦官“過者銜之”。更有甚者，夜半叩門索車者，他“拒不應”。這一拒，表面是抗命，實則是重新劃定權力邊界。

如果說《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余中多見地方官對權貴“曲意承順”的記錄，那么吳育在襄城的做法，則是一種逆向操作：不是討好權力，而是限定權力。這一點，決定了他此后仕途的基本走向——凡所至之處，必有沖突，但也必有成效。

寶元、康定年間，西夏元昊僣號稱帝，朝廷議論紛紛。《宋史·吳育傳》記，當時群臣多以為“元昊，小丑也，旋即誅滅”，主張速戰。唯獨吳育提出不同意見。他首先指出，元昊雖名義為蕃臣，但“尺賦斗租，不入縣官”，已具獨立財政與統治體系，不可視為普通叛亂。繼而他提出一整套應對邏輯：“征討者，貴在神速；守御者，利于持重。”并警告宋軍“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

這一判斷，并非事后之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七載，慶歷初年宋軍對西夏作戰，多有輕進失利之事，如三川口、好水川之敗，正與吳育所言相合。更為關鍵的是，他并未停留在“反對用兵”的層面，而是提出化解其力量，“離散其黨與”，并建議恢復與西域諸蕃的聯系，以形成對西夏的牽制。這種思路，顯然承襲漢唐以來“以夷制夷”的傳統經驗，其所重者，不在一戰之勝，而在格局之變。

然而，北宋政治運作系統的癥結，恰在于此類判斷往往難以進入決策核心。吳育的意見“時方銳意討之，不報”，直至戰事反復、久無成功，宋夏雙方深感疲憊，最終于慶歷四年達成和議，元昊取消帝號向宋稱臣，朝廷“卒封元昊為夏國主”。

這一結局，正印證了吳育此前對戰局發展與力量消長的長遠預判。這里呈現出的，并非個體判斷的高明與否，而是一種結構性困境：正確的意見，未必能在正確的時間被采納。

吳育對此并非沒有自覺。他在另一段上疏中提出：“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這一判斷，幾乎可以視為對北宋中期政治狀態的概括。《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余中，屢見“邊備久弛”“倉卒應敵”的記載，正與吳育所言相互印證。更深一層的是，他指出：“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這句話的鋒芒，不在邊患，而在言路——問題并非無人知曉，而是無人敢言。

正因如此，吳育在朝中的表現，往往呈現出一種近乎“過峻”的姿態。他與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論辨不已，甚至主動請求罷職。這種不退，讓他在史書中顯得格外鮮明，但也使他始終處于權力邊緣。宋仁宗對他的評價頗為微妙：“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所謂“太過”，實際上點出了他性格中的限度——當制度需要調和時，他卻傾向于裁斷。

不過，如果僅以“剛直”概括吳育，未免失之粗略。他在地方治理與司法實踐中的表現，顯示出另一種能力，即對秩序的精準把握。擔任開封府“一把手”時，他“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外”，又審巨盜之案，“獄具而輒再變”，最終使之伏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這并非簡單的賞罰，而是通過兌現承諾，重建官府信用。

再如確山“妖人”案。京師有人告稱千余人聚集為亂，詔遣中使捕之。吳育卻判斷，此不過“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錢財”，并非叛亂。他拒絕動用軍隊，僅以一弓手召集所謂“妖人”，最終查明“皆無罪釋之”。這一處理，與當時動輒以兵鎮壓的常見做法形成鮮明對比，顯示出他對社會現象的辨識能力——不輕易將民間活動政治化。

在對“詔獄”的批評中，這種思考進一步深化。吳育指出，案件未明而“械縛過市”，使“道路眾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這一觀察，已觸及政治文化層面：以羞辱性執法制造威懾，短期或可震懾人心，長期卻會破壞士大夫的廉恥與信任。與《宋史·刑法志》中所呈現的制度理想相比，吳育更關注制度在現實中的運行效果。

晚年的吳育，仕途幾經進退。出知許州、蔡州，復至河南、陜州，所至皆“作條教，簡疏易行而不可犯”。這句史評頗為傳神：他的治理，并不在繁密，而在可操作、可執行。甚至在病重之際，他仍“視事如平日”，閱囚辨冤，竄舞文吏二人。其一生的軌跡，幾乎可以用史書原句概括：“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到吳育的局限。一個“發即不可撓”的人，在具體事務中固然有效，但在復雜的政治結構中，卻未必總能被容納。北宋的運作系統，需要的是在多方力量之間維持平衡的人，而吳育更像是一個不斷校正偏差的“硬性裝置”。他能夠指出問題，甚至提供解決路徑，卻難以長期主導全局。

因此，如果從后人的視角來看，吳育的意義，并不在于他是否改變了歷史走向，而在于他反復發出的那些聲音——關于邊防、關于制度、關于言路。這些聲音，在當時或被忽視、或被壓制，但卻構成了理解北宋政治的一把鑰匙。

讀《宋史·吳育傳》，與其說是在讀一個“剛正之臣”，不如說是在讀一個不斷試圖把國家從“因循”中拉出的行動者。他的存在，本身就說明，北宋并非沒有清醒的頭腦；只是這些頭腦，未必總能轉化為持續的政策。這種張力，或許正是北宋政治最耐人尋味之處。（2026年6月7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