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么始終只有少數社會深具進步精神？ | 瀚海之因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創新經濟學家：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獲獎理由：“闡明以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機制”。

Joel Mokyr是經濟史學者，著作《財富抓手 （Lever of Riches） 》，本文是本書開篇介紹。

我個人很喜歡、也常常提到在新基石立項時想出來的一個框架：（技術創新中）“從0到1、從1到10、從10到100，是規律和終局全然不同的三件事，必須區分以待”。原意是盡量提醒，決不能用商業思維看待科學精神和科學規律；大佬的著作則是鞭辟入里的解釋，為什么持續健康增長的社會中，科學精神與商業思維必須積極共存、相互依賴、相互增強。

全文9000字，閱讀時長20分鐘。

正文

經濟增長的歷史，決定了我們物質生活的基礎。一個新生兒未來能擁有什么樣的生活，最關鍵的預兆往往就是他或她出生的地方。這一點幾乎決定一切。比如，出生在喀麥隆鄉村或爪哇城市，與出生在格林尼治、 康涅狄格州或挪威奧斯陸，生活水平將天差地別、難以相提并論。這種差距，用經濟學家發明的一個略顯抽象的指標——國民收入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可以體現出來。今天的水平，取決于過去的積累。在經濟學領域，歷史就是命運。

所以，說一個國家富裕，其實只是在說它曾經實現了經濟增長。這種描述雖然面面俱到，卻無法解釋背后的原因。經濟增長的根源——為什么有些社會走向富足，有些卻止步不前——早已成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反復思考、不斷追問的問題。這本書，也只是又一次試圖直面這一核心難題。我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之一：技術創造力。本書提出一套關于經濟進步、生活水平提升、營養改善、衣食住行與健康升級，同時減輕勞作、擺脫苦役、遠離饑荒與疾病的觀點。技術進步，始終是歷史中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它賦予社會一種經濟學家所謂的“免費午餐”——也就是，產出大幅提升，而為此付出的努力和成本卻遠低于增長本身。

這種對技術變革的看法，其實與經濟學課堂上反復灌輸、幾乎成了口頭禪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并不一致。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突出這個說法最有力的反例。經濟史中，“免費午餐”并不少見，更常見的還有“超值午餐”。當然，歷史上也充斥著無數“天價盛宴”，最后卻無法下咽，甚至害人性命。換句話說，技術變革，主要研究的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生產可能性邊界外移”——也就是經濟生產潛力的提升。但縱觀大部分歷史，大多數社會并沒有真正站在邊界上，無法充分利用自身資源，而是停留在邊界之內。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導致本來可以更高的生活水平，被拖慢了腳步。戰爭、歧視、失業、迷信、貿易壁壘、經濟不自由、資源錯配，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為失誤，讓大量資源被白白浪費，只有極小一部分被用來創造真正的價值。如果通過減少浪費，經濟可以在不增加勞動和資源投入的情況下提升生活水平。這樣的增長，看似也是某種“免費午餐”。但這并不是我關注的重點。我想探討的，是生產邊界本身的擴展，也就是經濟潛力的提升——因為只有它，才真正代表著經濟增長的本質。

并非所有經濟增長都與技術有關。大致來看，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四種不同的路徑實現：

第一種，投資（資本存量的增加）。勞動生產率，以及與之相伴的平均生活水平，取決于普通工人所擁有的設備和工具的數量與質量（經濟學中稱為“資本—勞動比”）。當資本積累速度快于勞動力增長時，每個人手中的資本越來越多，經濟自然就會增長，人均產出也會隨之提升。這種增長，我們可以稱之為“Solow式增長”，以致敬Robert Solow，他奠定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乍看之下，這種增長并沒有“免費午餐”。投資來源于儲蓄；而儲蓄本質上就是放棄當下消費，為未來積累更多消費可能。所有未來的好處，都要靠現在的克制來換取，而這種克制本身就意味著代價和犧牲。

第二種，商業擴張。微觀經濟學的課程里常用一個基本例子：商品、服務、勞動力或資本的交換增加，可以使所有參與方都從中受益。只要不考慮交易成本，兩個原本沒有聯系的主體——無論是個人、村莊、地區、國家還是大陸——一旦開始自愿交換，雙方的收入都會提升。這種收益，就是“貿易收益”，可以視為“免費午餐”的典型。正如Adam Smith在1776年指出，貿易帶來了《國富論》中所說的國民財富增長。Smith提出，勞動分工越細，專注和技能匹配越精準，生產效率就越高。通過貿易帶來的經濟增長，可以稱為“Smith式增長”（借用Parker, 1984的說法）。貿易的產生，通常來自交易成本的降低（比如以物易物或市場買賣的成本減少），或者產權的明確和保護加強。不過，這并不是本書關注的“免費午餐”類型。

第三種，規模效應。有觀點認為，人口增長本身也可能帶來人均收入的提升（見Simon, 1977；Boserup, 1981）。如果說勞動分工能帶來繁榮，那么對于極小的社會來說，人數增加就能讓分工成為可能，自然也會推動產出提升。此外，至少在某個階段，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比如道路、學校、產權保護機構等）都存在固定成本，只有在相對較大的人口規模下才能高效運轉（參見North, 1981）。如果僅僅通過人口增加，經濟規模擴大，經濟人均生產潛力隨之提升，這對個人來說無異于“免費午餐”。但如果人口持續增長，最終會加劇對那些無法擴張或增長緩慢的資源（比如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壓力，經濟從回報遞增轉向回報遞減。一旦這種資源擁擠的效應顯現，人口繼續增加，反而會逼迫生產強度提升，最終導致人均收入下降。當然，其他因素有時可以抵消報酬遞減，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可能并存。但在這種情況下，把人口增長視為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并不準確。

第四種，人類知識的積累，包括真正意義上的技術進步，也包括制度變革。還是借用Parker的說法，我將這種過程稱為“Schumpeter（熊彼特）式增長”，以致敬Joseph A. Schumpeter，這本書后面還會多次提到他。Parker（1984，第191頁）將熊彼特式增長定義為：“來源于持續、但波動的技術變革與創新、以信貸擴張為支撐的資本主義擴張?！北緯P注的，正是技術變革和創新。這里講的技術進步，指任何將信息應用于生產過程、提升效率的改變，要么用更少的資源生產同樣的產出（也就是降低成本），要么創造出更好或全新的產品。但與Parker不同，我認為熊比特式增長并不該只局限于信貸推動的資本主義擴張。技術進步早在資本主義和信貸出現前幾百年就已存在，也完全可能在資本主義之后依然延續。

我特意用了“信息應用”這個詞。因為，正如后文將會看到，很多經濟增長，其實來自于已有信息的有效利用，而不是全新知識的創造（見Rosenberg, 1982，第143頁）。歸根到底，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無論收入的提升是因為全新信息被引入生產環節（即便我們能就“新”到底意味著什么達成共識），還是因為現有信息更廣泛地傳播到新用戶手中，本質上并無區別。

技術變革的歷史，總是斷斷續續、高低起伏。某些國家在某些短暫時期，比如1760到1800年的英國，或1945年后的美國，技術進步突飛猛進。但這些高峰，往往很快就被技術停滯的時期取代。為什么會這樣？雖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對這一問題討論甚多，真正的答案卻始終難以捉摸。有位經濟史學者（Thomson, 1984，第243頁）甚至打趣說：“技術變革就像上帝，人們談論它、有人崇拜、有人否定，但幾乎沒人真正理解?！边@種困惑其實有充分理由。技術歷史的多樣性，讓幾乎任何觀點都能被反例推翻。要在海量、復雜、零碎甚至不完整的事實中，尋找確定的規律，本身就極為困難。但如果繞過這些細致的工作，技術歷史的研究就失去了意義，技術在經濟史上的作用也永遠難以看清。

當經濟的資源基礎擴張時，社會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二是像H.G. Wells那句名言所說，把大自然的饋贈全部用在“無意義的人口膨脹”上。近代歷史上，經濟增長是在持續人口增長的背景下實現的。而在此之前，正如馬爾薩斯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反復強調的那樣，人口增長總是迅速吞噬掉生產力提升帶來的全部成果，最終導致生活水平長期停滯，幾乎沒有變化。因此，從某些角度看，也許可以將增長定義為總收入的提升，而不是人均收入的變化。Jones（1988）就是按照這種思路來分析的。

現代經濟學家關于技術變革的研究成果浩如煙海。所有有關經濟增長的分析，都承認存在“剩余”——即那部分無法用資本或勞動力增加來解釋的經濟增長，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免費午餐”。技術變革，被認為是解釋這一“剩余”的自然候選項，有時甚至直接等同于“剩余”。但這些研究并沒有真正解釋清楚，為什么有些社會比其他社會更具技術創造力。相關文獻很少借鑒經濟史，幾乎只關注1945年以后的時期；也很少參考技術史。即便引用像Abbott P. Usher這樣的技術史學者，也多是因為他將格式塔心理學應用于發明的那些有趣但帶有猜想色彩的觀點，而不是他對機器實際演變歷程的深刻認知（參見Thirtle和Ruttan, 1987，第2-5頁）。經濟學家通常通過考察需求與供給變量、研發與生產率增長之間的關系，來解釋技術變革。在分析時，他們往往下意識地把技術當作一種投入品——雖然有其特殊屬性——在研發市場中被“生產”和“出售”。這種市場分析，也許對1945年以后的時代有一定解釋力（見Jewkes, Sawers, and Stillerman, 1969；Langrish等, 1972）。但如果要解釋中世紀歐洲風能的擴散、漢代中國的鐵器鑄造推廣，或者17世紀英國集約化農牧業的興起，這種框架就完全說不通了。絕大多數歷史時期的技術變革，很難被視為有序的研發過程。它幾乎沒有規劃，更談不上精確的成本收益計算。那么，我們該如何解釋它？

一旦經濟學家走出傳統微觀經濟學的“安全區”，愿意考慮經濟之外的各種因素時，常常會發現，現實的復雜遠超預期——幾乎每個現象都可以找到多種合理解釋。基于地理、政治、宗教、軍事、科學等因素的技術變革理論，往往很容易提出，卻很難證偽。許多解釋看起來都說得通。但它們真的正確嗎？換個角度，也許更該問，這些解釋是否有說服力？我們能否積累足夠的證據，證明某一理論不僅合乎邏輯，還能被事實支持？接下來的分析，我會嘗試采用這樣的思路。

我強調熊彼特式增長，并不是要貶低其他類型的經濟增長。事實上，單一存在的技術變革極為罕見。四種增長方式之間，總是在復雜多變的路徑上相互強化。例如，有一種廣泛認可的觀點認為，大量技術進步其實都融入了新資本品之中，沒有資本積累，技術發展也會變得緩慢。如果這種觀點成立，那么Solow式增長和熊彼特式增長就是并行不悖、相互依賴的。熊彼特式增長同樣也能帶來Smith式增長，比如航運技術進步降低運輸成本，直接擴大了貿易收益。為了盡量簡明，我在這里主要聚焦于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變革，只有當其他增長方式直接關聯技術進步時，才會一并討論。

研究技術變革，必然要在整體與個體兩個層面之間來回切換。經濟增長本身，是一個總體性的過程，而發明和采用新技術，常常由個人或企業等微觀單元完成。經濟史學者因此需要關注技術創造力的宏觀基礎——也就是說，什么樣的社會環境能激發個人創新，什么樣的刺激、激勵與制度能塑造一個鼓勵技術創造的經濟？技術創造力主要被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來分析，而不僅僅是個人差異。換句話說，我關心的不是為什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創造力，而是為什么有些社會能夠持續孕育、吸引更多具有創造力的人才？這個問題，正是所有難題的核心——為什么經濟增長，至少是熊彼特式增長，只在某些社會發生，而在另一些社會缺席？

正如Heertje（1983，第46頁）所說，技術變革也許根本無法被真正解釋。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標準經濟理論——歸根結底是在既定約束下分析理性選擇——在面對技術創造力時，陷入了困境。技術變革，本質上是個體主動突破所有人都默認存在的約束。而經濟學的方法論，始終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經濟行為者只能在既有約束下盡力而為，卻無法改變這些約束本身。因此，技術變革經濟學的大量研究，被迫轉向一些次要問題，比如某項技術究竟更節省勞動力還是資本，或者需求波動對專利申請速度的影響等等。

弗蘭西斯培根曾經對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做出過區分。在他看來，發明分為兩類：一類依賴于整體知識水平，只有當科學和信息背景成熟時才可能出現；另一類則完全是經驗性的，從理論上講，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可能被發明出來。實際操作中，這種區分并不總能一目了然。有些看似純粹經驗的發明，其實也依賴于發明者對物理環境的理解和假設發生了微妙變化，或者依賴關鍵材料或部件的出現才變得可行。正如Cardwell（1968）指出的，培根曾認為活字印刷術古希臘人本可以發明，但實際上它依賴中世紀冶金技術的突破，因此，培根的判斷并不準確。不過，在很多情況下，確實沒有充分理由解釋為什么某個發明會出現在特定年代，而不是早在幾百年前就誕生。我們很容易歸因于“未被察覺的需求”或“缺乏市場”，但也完全可能僅僅是此前沒有人想到。中世紀有些極其實用、極其簡單的發明，比如獨輪車、馬鐙，就屬于這一類。

在關注技術變革的經濟學者中，區分“發明”與“創新”有著悠久傳統。熊彼特指出，發明并不等同于創新，真正賦予資本主義以活力的是創新。按照這種邏輯，發明本身對經濟學家來說意義有限。Ruttan（1971，第83頁）甚至建議，干脆放棄“發明”這一概念，只把它看作“技術創新在制度上被定義出的一個子集”。但實際上，這種區分并不總是有幫助。在實際應用和推廣階段，發明往往會被反復完善、調試、改造，許多微小改動本身甚至也可以算作發明。創新在向其他經濟體擴散時，也通常需要根據本地實際進行適應改進，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一過程伴隨著“邊用邊學”帶來的進一步效率提升。

在我們貿然得出“發明不該成為技術變革經濟史研究核心”這個結論前，或許還值得再深思一下。發明，其實應該被定義為某一社會總技術知識體系的增量——這個體系，就是所有個體技術知識的集合。有觀點認為，這一集合本身并不成立，但如果沒有這個概念，絕大多數文化史和思想史都很難講清楚。更重要的是，有人可能會質疑，這一集合根本無關緊要。畢竟，未被實際應用的新知識，對社會福利毫無影響，而熊彼特式經濟增長的主體，是對既有知識的應用。換個說法，在任何時刻，主流技術和最優技術之間都存在巨大差距；通過推廣前沿企業的技術，來縮小這種差距，本身就是技術進步，但并不涉及新的發明。先進地區或國家的技術向落后地區擴散，也屬于沒有發明的技術進步。但如果據此斷言，發明不該成為技術與經濟增長歷史的核心，這種推理站不住腳。討論技術實踐之間的差距，前提是我們必須知道“最優實踐”究竟從何而來。如果沒有知識的持續增量，技術擴散和差距收斂遲早會遭遇遞減回報，最終走向枯竭。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追問：在那些尚未枯竭的歷史情境中，究竟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會如此。

換句話說，本書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發明與創新互為補充。從短期看，這種互補關系并不絕對——完全可能有發明而無創新，也有創新而無發明。但從長期看，真正具備技術創造力的社會，必須兼具發明力與創新力。沒有發明，創新終將放緩、停滯，社會會陷入靜止狀態；沒有創新，發明者會失去方向，也缺乏動力去追求新思路。本書第三部分我將進一步論證，正是這種互補性，解釋了為什么極少數社會具備持續的技術創造力。因為只有在多種條件同時滿足時，這種創造力才可能出現。發明，深受影響個體行為的因素制約，因為發明者在試圖讓新事物運作時，往往只能獨自前行；而創新，則需要與他人互動，依賴制度和市場，本質上帶有更強的社會性和經濟性。

為什么有些社會能持續孕育技術創造力，而另一些卻無法做到？這個問題，不可能有一個能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答案。正如Gerschenkron（1967，第448頁）所說，“單一、全面、通用的演化規律，屬于幻想和膚淺，而非嚴肅研究的范疇。”但顯然，我們能說的絕不只是“萬事皆有影響”，也不能僅僅羅列創造性社會與非創造性社會的差異，然后直接得出因果關系。相關性，并不等于因果性。比如愛爾蘭的天主教信仰、中非的氣候、東南亞對水稻的依賴，這些都曾被錯誤地視為這些地區技術創造力不足的原因。經濟學分析可以幫我們識別哪些因素真正重要，哪些值得懷疑，還可以設計方法，去檢驗那些理論上難以判斷的變量。

要理解技術創造力如何產生、為何產生，我們必須區分“ 發明—創新 ”鏈條中的兩個基本環節。第一環節，是技術難題本身。這類難題，本質上是人與物質環境的較量，是對自然界的掌控。自然總是吝嗇地隱藏秘密。技術突破，就是要設法從自然手中揭示這些秘密，并加以利用，轉化為現實利益。最終結果，取決于發明者的膽識與才智、他（她）所擁有的材料和工具的極限，以及自然法則對人類意志的抗拒。第二環節，是社會層面。任何新技術要想真正落地，創新者都必須與社會環境互動，這個環境里有競爭者、客戶、供應商、政府、鄰居，甚至神職人員。社會要想具備持續的技術創造力，必須滿足三項條件。首先，需要一批敢想敢干、足夠聰明的創新者，他們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挑戰物質世界、提升自身境況。在一個營養不良、迷信盛行或極度保守的社會，各類創新都很難發生。第二，經濟與社會制度必須為潛在創新者提供合適的激勵機制。部分激勵是經濟性的——如果創新者有望通過創新致富，技術創造力更容易涌現。但非經濟性激勵同樣重要。社會可以用獎章、諾貝爾獎、榮譽頭銜等有形或無形的方式，獎勵成功的創新者。第三，創新離不開多元與包容。每個社會內部都存在維護現狀的穩定力量。有些力量捍衛既得利益，擔心創新帶來損失；還有些力量只是出于“不要折騰”的本能。技術創造力要想得到釋放，就必須沖破這些阻力。

研究技術變革經濟史的文章，無法避免涉及時間、人物和地點。技術創造力的歷史，天然需要追溯是誰率先提出了某個想法，又是誰做出了關鍵修正與改進，讓創意真正落地。但過去幾十年，經濟史學界很少采用這種寫法。正如David（1987）所問，技術難道不是靠無數匿名者不斷帶來微小、幾乎難以察覺的改進，才不斷積累起來的嗎？有些歷史學家堅持認為，幾乎所有發明都屬于這種“技術漂移”（Jones，1981，第68頁），其本質就是無數細小、漸進、匿名的改良（Rosenberg，1982，第62-70頁）。作為對“英才論”——即一切進步都歸功于個別天才的觀點——的反擊，這種“漂移論”無疑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會不會走得太遠，反而忽視了極少數重大發明的決定性作用？有些發明，比如印刷機、風車、重力鐘，就是對漸進主義技術進步模型的直接挑戰。技術史上，過去如此，未來亦如此，始終存在著巨大、突變式的創新浪潮，讓世界為之震撼，紛紛追逐模仿?，F代研究確實發現，大多數成本節約來自于那些細小、隱形、層層累積的改進——但這些“改進”到底是基于什么？幾乎每一項重大發明問世后，都會經歷一個學習過程，生產成本隨之下降；但要讓成本下降，前提是那個“新事物”本身得先被發明出來。一個成年人150磅體重，其中95%都是出生后增長的——這難道能說明“受孕”本身并不重要嗎？

在區分那些通過累積效應決定生產率增長的“小發明”，和推動技術進步的“重大突破”時，我們不妨借用技術史與現代進化論之間的類比——我將在第十一章進一步探討這個對比。一些生物學家區分了“微突變”，即在現有物種內部發生的小變異，慢慢改變物種的特征；以及“宏突變”，即直接催生新物種的巨大變化。這種區分，對理解技術史同樣有借鑒意義。我將“微發明”定義為那些對現有技術不斷改良、適應、優化的小步快進，比如降低成本、改善結構與功能、增加耐久性、減少能耗和原材料消耗。而“宏發明”則是指那些幾乎無前例、憑空誕生的顛覆性新思路。從數量上看，微發明出現得遠比宏發明頻繁，并且貢獻了大部分生產率提升。但宏發明在技術史上，同樣具有決定性作用。

技術進步的本質在于，宏發明與微發明不是替代關系，而是互為補充。沒有后續的微發明，多數宏發明最終只會淪為博物館里的奇物，或是圖冊上的草圖。事實上，在一些歷史案例中，完成關鍵改進、真正讓技術落地的人，往往比最初提出突破性想法的發明者更受贊譽，比如蒸汽機、充氣輪胎、自行車的歷史就是如此。但如果沒有全新、激進的顛覆，單靠對現有技術的持續優化，遲早會遭遇遞減回報，最終走向枯竭。微發明基本可以用標準經濟學概念來解釋。它們源于有目的的搜尋與創新努力，能夠對價格和激勵結構作出反應?！斑呑鲞厡W”“邊用邊學”都能提升經濟效率，并與產出、就業等經濟變量緊密相關。而宏發明則不同，它們往往不遵循明顯規律，也未必會對激勵機制產生直接反應，很難用外生經濟變量解釋。很多宏發明，其實是天才、運氣或偶然靈感的產物。因此，技術史中始終留有一塊無法用純經濟學解釋的“未知領域”。換句話說，運氣與靈感確實重要，個體的作用不可忽略。那些質疑個人作用的學者，常常訴諸“可替代性公理”——即如果發明不是由X完成，也會被Y做出來，這種結論通常源于大量“同步發現”的案例。確實，電話、白熾燈等一些發明屬于這種情況，但還有許多重要發明，并不適用這個規律。

如果說有哪個領域，最能反駁“個體始終被更強大力量——無論是供需關系還是階級斗爭——所左右”的決定論，那一定是技術經濟史。討論重大突破重要，還是邊際改進更重要，其實就像問一場戰役到底是將軍贏的，還是士兵贏的。正如軍事史中我們會簡化表達，“拿破侖1806年在耶拿擊敗了普魯士”，同樣，我們也會說某項發明在某個時間點誕生。這種說法，并不意味著發明者理應獨占所有生產率提升的功勞，就像說拿破侖擊敗了普魯士，不等于他憑一己之力贏下整場戰爭一樣。圍繞這些關鍵事件組織敘事，是有意義的。

區分微發明和宏發明，是有意義的，因為正如技術史學者反復強調的，這一領域中的“第一”一詞其實充滿風險。許多技術突破的歷史，往往早于通常被認為“發明時刻”的那一天，而幾乎所有宏發明，都需要后續不斷完善才能真正落地。但在大量關鍵案例中，確實存在一兩個決定性事件。沒有這些突破，技術進步最終會停滯。Usher（1954，第64頁）強調了“洞察的藝術”的重要性。雖然他堅持認為沒有任何個人是絕對不可替代的，但同時也承認，個體特質與差異始終處于創新過程的核心。

本書的材料，必然取自極少數案例，并且不可避免地偏向西方經濟史。在第三部分深入分析“為什么有些社會具備創造力，有些則沒有”這個問題之前，首先必須梳理清楚基本事實。許多關于技術進步經濟影響的論述，往往脫離歷史脈絡，或者只挑選那些方便論證的事件和數據，拼湊出一種自說自話的“事實”。只有對技術史主流脈絡有更全面的把握，才能抑制泛泛而論的沖動。因此，在第二部分，我將梳理過去25個世紀中的主要技術發展。這樣做似乎野心過大——由Charles Singer等人主編、20世紀50年代末出版的五卷本《技術史》，就有4,000頁正文，依然未被認為完整。我的目標，只是梳理少數幾個領域里影響最大的創新。史前與早期時代，以及1914年之后的時期，都不在本書范圍。即便如此，從公元前500年到1914年，這段歷史留下的事實與證據之豐富，令人目不暇接，我也只能略作勾勒，管中窺豹。為保持全書體量可控，我基本不涉及土木工程、建筑、醫學和軍事技術，只聚焦那些對生活水平有明確影響的技術變革。

在完成歷史梳理之后，我將分析“有創造力”與“缺乏創造力”經濟體之間的差異。第七章，我會依次討論多種解釋路徑，從營養到宗教，從制度到價值觀與心態。為考察這些因素的實際作用，第八、九、十章將分別展開三組對比研究：古典社會與中世紀西方；1400年以后中國與歐洲；以及英國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工業革命，以及英國作為技術領先社會最終的衰落——這些案例把技術充滿活力的社會與技術停滯的社會并置，揭示關鍵差異。

第四部分關注技術變革的動態機制。具體來說，我要探討：技術進步到底是“跳躍式”的，還是“漸進且持續”的？為解答這個問題，我將技術進步與生物進化做類比，嘗試把“間斷平衡”這一生物學概念，應用到技術變遷的分析當中。

技術進步史常常被指責為“輝格式敘事”——它似乎總在講述進步、改良、提供不竭動力，推動社會走向更加富裕美好的未來?？紤]到當今西方的生活水平與三百年前的落差，我覺得這種“輝格式”批評并不難反駁。E. H. Carr（1961）曾講過，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禁止在其領地內使用“進步”一詞，并尖刻地補充道，西方歷史學家如今似乎也在遲來的追隨他。不可否認，人類在將自然法則轉化為經濟成果的能力上，歷史的進程是單向度的，這完全配得上“進步”這個詞。哪怕不去評判技術變革對自由、博愛等非經濟無形價值的深遠影響，單從經濟學者的角度來看，面對人類對貧困與苦役的持續抗爭，技術變革無疑配得上“進步”二字。當然，如果技術變革最終導致地球物理層面的毀滅，幸存者或許再也不會用“進步”來描述技術史。但在那一刻到來之前，我仍然理直氣壯地使用“進步”這個詞——不是以“終極目標”那種目的論方式，而只是強調歷史的方向性。如果我們能用更低的代價生產同樣的產品——前提是這些成本已準確計入包括環境破壞在內的社會成本——那么，“進步”就是恰當的描述。

但本書的核心觀點絕非毫無保留的樂觀。歷史上，真正具備技術進步精神的社會，屈指可數。我們的世界在這方面雖然特殊，但并非絕無僅有?？傮w而言，反對技術進步的力量往往強于推動變革的力量。因此，技術進步的研究，其實是對“例外”的研究——只有在極少數特殊條件下，社會滑向停滯與均衡的常態才會被打破。今天人類大范圍享有的前所未有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其實源于一些偶然因素，這一點常常被人低估。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就像一種脆弱敏感的植物，既需要適宜的環境與氣候滋養，其生命本身也往往短暫易逝。它對社會與經濟環境極為敏感，哪怕外部發生細微變化，也極容易被扼殺。如果技術史真的有什么啟示，那就是：熊彼特式增長，和其他一切經濟增長一樣，既不能、也不應該被視為理所當然。

文章2025年10月14日發表于微信公眾號 瀚海之因 （），風云之聲獲授權轉載。

■ 譯者簡介

田江雪

原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副總裁，新基石科學基金會創始成員，瀚海之因科學慈善智庫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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