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印象》外四篇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享譽世界的「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先生自認為，雖然他因為創建了管理學而廣為人知，但他其實是一名社會生態學者，他真正關心的是個人在社會環境中的生存狀況，管理則是新出現的用來改善社會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至少寫了39本書，只有15本是管理的，其他都是有關社群（社區）、社會和政體的，而其中專門寫工商企業管理的只有兩本（《為成果而管理》和《創新與創業精神》）。

德魯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創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設計的社會也不可能完美。他對社會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個較少痛苦、還可以容忍的社會。不過，社會還是要有基本的功能，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條件，讓個人有身份和地位。提供這些功能或條件，就好像一個生命體必須具備正常的生命特征，否則社會就不成其為社會了。

值得留意的是，社會并不等同于「國家（nation / state）」，因為「國（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個社會必要的各種職能。某些強大的國家卻只擁有一個脆弱的和殘缺的社會就是證明。在德魯克眼里，在工業時代，功能正常的社會至少要由三大類機構組成：政府、企業和非營利機構，它們各自發揮不同性質的作用，各類中的每一個個別機構都要有能解決問題、令機構創造出獨特績效的權力中心和決策機制，這些權力中心和決策機制要讓機構里的每個人各得其所，發揮長處，既有所擔當、做出貢獻，又得到生計和身分、地位。這些在過去的國家中從來沒有過的權力中心和決策機制，或者說新的「政體」，就是「管理」（德魯克把企業和非營利機構中的管理體制與政府的治理體制都統稱為「政體」，是因為它們都掌握權力，但是，這是兩種目的不同的權力。企業和非營利機構掌握的，是為了提供特定的產品和服務，而調配社會資源的權力；政府所擁有的，則是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的裁奪和干預權力）。

在美國克萊蒙大學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魯克紀念館，走進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紀念館，正對客廳入口的顯眼處有一段他的名言：在一個由多元的組織構成的社會中，使我們的各種組織機構負責任地、獨立自治地、高績效地運作，是自由和尊嚴的唯一保障。有績效的、負責任的管理是對抗和替代極權專制的唯一選擇。

當年紀念館落成時，德魯克研究所的同事們問自己，如果要從德魯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煉的話，概括這位大師的畢生工作對我們這個世界的意義，會是什么？他們最終選用了這段話。

如果你了解德魯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價值觀形成的過程，你一定會同意他們的選擇。從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的終結》到他獨自完成的最后一本書《正常運作的社會》之間，貫穿著一條抵制極權專制、捍衛個人自由和尊嚴的直線。這里極權的極是極端的極，不是集中的集，一字之差卻有著重大區別，因為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的中央集權統治或者說威權統治，直到20世紀，隨著人類的知識和能力突飛猛進，才有條件變種成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所謀求的，是從肉體到精神，全面、徹底地操縱和控制人類的每一個成員，去除他們的同情心和良知，把他們改造成實現個別極權主義統治者夢想的人形機器。在極權主義統治下，對領袖的忠誠就是一切，個人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目的都是多余和必須被消滅的。20世紀給人類帶來有史以來最大災難和傷害的戰爭、革命和運動，不論是納粹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杰作」，德魯克青年時代經歷的希特勒納粹主義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魯克的經歷怎樣影響了他的信念和價值觀，最好去讀他的《旁觀者》；要弄清什么是極權主義和為什么大眾會擁護它，可以去讀他的《經濟人的終結》，該書的副標題是「極權主義的起源」。

好在歷史的演變并不總是令人沮喪。工業革命以來，特別是從1800年開始，最近這兩百年生產力呈加速度地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質的極大豐富，同時還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改變，這就是德魯克早在八十年前就敏銳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組織型的新社會的形成：新興的企業和非營利機構填補了過去「國（政府）」和「家（家庭）」之間在社會結構方面的斷層和空白，為現代國家提供了真正意義上的種種社會功能。在這個基礎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識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而信息科技成為這一切變化的加速器。需要說明，「知識型社會」和「知識工作者」都是德魯克發明的稱謂，「知識工作者」泛指具備和應用專門知識從事生產工作，為社會創造出有用產品和服務的人群，這包括企業家和在任何機構中的管理者、專業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會上的獨立執業人士，如會計師、律師、咨詢師、培訓師等等。在21世紀的今天，由于知識的發展和一再被擴大它們的應用領域，個人和個別機構不再是孤獨無助的，他們因為掌握了某項知識，就擁有了選擇的自由和影響他人的權力。知識工作者和由他們組成的知識性組織不再像傳統的知識分子，知識工作者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可以主動地整合資源、建立自己的組織或新事業，創造價值，促成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層面的改變，而傳統的知識分子則只能依附和受制于當時的統治當局，在統治當局提供的平臺上才能有所作為。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意義深遠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不僅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日本和其他民主國家，也發生在許多仍處在威權甚至極權統治下的發展中國家。在極權主義國家里，統治者出于本能，注定會視那些獨立自主的組織和知識工作者為潛在的威脅，而予以打壓甚至取締，但是這樣做的唯一后果就是社會和經濟的空洞化，這將反過來破壞任何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最終導致極權主義自身的垮臺。套用時興的說法，當今民主和自由的時代潮流正席卷全球，勢不可擋，任何貌似強大、不可一世的極權主義野心家都逃脫不了被它淹沒的命運。

在一個由多元組織構成的社會中，拿政府、企業和非營利機構這三類組織相互比較，除了某些以企業或非營利機構的面目出現，實為政府代理的機構之外，企業和非營利機構因為受到市場、公眾和政府的制約，它們的管理者不太可能像政府那樣走上極權主義統治，這是為什么在德魯克看來，它們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盡管如此，它們仍然可能因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當，不能達到德魯克期望的「高績效地、負責任地」運作，從而為極權專制的統治當局壟斷社會資源、剝奪個人權利讓出空間、提供機會。在所有機構中，包括在互聯網時代虛擬的工作社群中，知識工作者的崛起既為新時代的管理提供了基礎和條件，也帶來對傳統的「胡蘿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戰。德魯克正是因應這樣的現實，研究、創立和不斷完善現代管理學的。

1999年1月18日，德魯克接近90歲高齡，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貢獻是什么」這個問題時，他寫了下面這段話：我著眼于人和權力，價值觀、結構和規范去研究管理學，而在所有這些之上，我聚焦于「責任」，那意味著我是把管理學當作一門真正的「博雅技藝」來看待的。

給管理學冠上「博雅技藝」的標識是德魯克的首創，反映出他對管理的獨特視角，這一點顯然很重要，但是在他眾多的著作中卻沒有找到多少這方面的進一步解釋。最完整的闡述是在他的《新現實》這本書第15章「作為社會功能和博雅技藝的管理」的第五節中，這一節的標題就是「管理是一種博雅技藝」：30年前，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史諾（C. P. Snow）曾經提到當代社會的「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史諾所說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說的「科學文化」。管理所關心的是行動和應用，而成果正是對管理的考驗，從這一點來看，管理算是一種科技。可是，管理也關心人、人的價值、人的成長與發展，就這一點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學科。另外，管理對社會結構和社群（社區）的關注與影響，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學科。事實上，每一個曾經長年與各種組織里的管理者相處的人（就像本書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觸及一些精神層面的關切問題——像人性的善與惡。管理因而成為傳統上所說的「博雅技藝」（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為它關切的是知識的根本、自我認知、智慧和領導力；也是「技藝」（art），因為管理就是實行和應用。管理者從各種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心理學和哲學，經濟學和歷史，自然科學和倫理學，吸取知識與見解，可是，他們必須把這種知識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療病人、教育學生、建造橋梁，以及設計和銷售容易使用的軟件程序等。

作為一個有多年實際管理經驗，又幾乎通讀過德魯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經反復琢磨過為什么德魯克要說管理學其實是一門「博雅技藝」？我終于意識到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標新立異的溢美之舉，而是在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質，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確方向。這至少包括了以下幾重含義：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問題，或者說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個知識工作者怎么看待和處理人和權力的關系，亦即通常所說的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德魯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經驗相互印證，對他的研究和寫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看來，人是不應該有權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說造物主才擁有權力，造物主永遠高于人類。歸根結底，人性是軟弱的，經不起權力的引誘和考驗，因此，人可以擁有的只是授權（authority），也就是他只是在某一階段、某一事情上，因為他擁有的品德、知識和能力而被授權。不但任何個人是這樣，整個人類也是這樣。民主國家中「主權在民」，但是人民的權力也是一種授權，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這種授權之下只是一個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擔責任的「工具」，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圖去操縱和控制自己的同類，也不應該成為任何同類的工具。認識到這一點，人才會既謙卑又有責任感，才會以造物主才能夠掌握、人類只能被其感召和啟示的公平正義，去指引自己的行動，并時時檢討自己，也才會甘愿把自己置于社會的規范和約束之下。

第二，盡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每個人都是造物主創造出來的，承載了他的美意，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價值，都有自己的創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應該被尊敬，而且應該被鼓勵去創造。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所說的，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不證自明和不可讓渡的權利（rights），正是從這一信念而來的，這也是德魯克的管理學之所以可以有所作為的根本依據。管理者是否相信每個人都有善意和潛力？是否真的因此對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這些基本的或者說核心的價值觀和信念，最終決定他們是否能和德魯克的學說發生感應，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實行它。

第三，在知識社會和知識性組織里，每一個工作者在某種程度上，都既是知識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為他們可以憑自己的專門知識對他人和組織發生權威性的影響─知識就是權力。但是權力必須和責任捆綁在一起─權力就是責任。而一個管理者是否負起了責任，要以績效和成果做檢驗。憑績效和成果問責的權力是正當和合法的權力，也就是授權或者權威（authority），否則就成為德魯克堅決反對的強權（might）。績效和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但在于經濟和物質層面，而且在于人們容易忽略的心理層面，因為管理者和領導者如果持續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大眾在徹底失望之余，會非理性地轉而選擇去依賴和服從那些許諾「完美社會」的強權，同時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嚴。這就是為什么德魯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敗，極權主義就會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讓組織取得績效和成果，管理者還有沒有其他的責任？或者換一個說法，績效和成果僅限于可量化的經濟成果和財富嗎？對一個工商企業來說，除了為客戶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和服務，為股東賺取合理的利潤，能否同時成為一個良好的負責任的「社會公民」，能否同時幫助自己的員工在品格和能力兩方面都得到提升，從而把組織變成一個「道德社區」呢？這似乎是一個太過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個合理的要求。我個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這樣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務業的跨國公司合作，通過實踐認識到這是可能的。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學會把倫理道德的訴求和經濟目標，設計進同一個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統，直至每一項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去。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愈來愈多的機構開始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在各自的領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為一門博雅技藝的管理」或稱「博雅管理」，這個討人喜愛的中文翻譯有一點兒問題，從翻譯的「信、達、雅」這三項專業要求來看，雅則雅矣，信有不足。Liberal art 直譯過來應該是「自由的技藝」，本意是讓人得以擺脫束縛，獲得精神和肉體自由的技藝，或者說要成為一個自由人必須掌握的技藝。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只有「自由人」才能學習這些知識和技能，奴隸則不必也不能，因為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履行崇高的公民責任。但最早的繁體字中文版把 liberal art 譯成了「博雅藝術」，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中國語文中的褒義，我個人還是覺得「自由的技藝」更貼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Art可以譯成藝術，但是管理是要應用的，要產生績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應該是一門「技能」。另一方面，管理的對象是人們的工作活動，和人打交道一定會面對人性的善惡，人的瞬息萬變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包括管理者自身的，從這個角度看，管理又是一門涉及主觀判斷的「藝術」。所以art 其實更適合解讀為「技藝」。Liberal─自由，art─技藝，把兩者合起來就是「自由的技藝」。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之所以對 liberal art的翻譯這么咬文嚼字，不光是從語義學的角度去「正名」，更重要的是想強調管理學并不像人們普遍誤以為的那樣，是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的成功學。它不是旨在讓一家企業能賺錢，在生產效率方面達到最優，也不是旨在讓一家非營利機構贏得公眾的美譽。它旨在讓我們每個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類社會和人類社群（社區）更健康，較少傷害和較少痛苦。讓每個工作者都有機會，按照他與生俱來的善意和潛能，自由地選擇他自己愿意在這個社會或社區中所承擔的責任，自由地發揮才智去創造出對別人有用的價值，從而履行這樣的責任，并且在這樣一個創造性工作的過程中，活出人的尊嚴，成長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他們具備務實的知識和技能，但是不傲慢和虛榮；他們追求精神和靈性的升華，但是不憤世嫉俗；他們崇尚自然創造的神圣性，但是不冷漠無情。這就是德魯克先生作為一名「社會生態學者」所定義和期待的，管理作為一門「自由的技藝」，或者叫「博雅管理」，它的真正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