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俊人：政治認同的厚與薄——序余露《認同的政治哲學透視》 | 天涯·作家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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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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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

學者萬俊人借為余露《認同的政治哲學透視》作序之機，展開一場關乎認同的深度思辨。文章區分“薄的政治認同”與“厚的政治認同”：前者建基于公共理性、基本制度與重疊共識，是多元社會維系秩序的底線；后者植根綿延的文化傳統、集體記憶與文明底蘊，承載共同體最深沉的精神聯結。二者相輔相成，構成理解現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維度。

今日，我們推送萬俊人《政治認同的厚與薄》全文，期待與讀者一同思索，在差異無可避免的多元世界，該如何尋找彼此能夠共享的根基。

政治認同的厚與薄

——序余露《認同的政治哲學透視》

萬俊人

只要稍加留意最近發生的時事日常，便不難發現一種值得認真關注的現象：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不僅發生了諸多重大意外事件，而且幾乎面對其中任何一件大事，甚或日常小事，人們的感受、傾向、認知、判斷和立場常常會呈現巨大的差異和爭議，直接引發相互見異的判斷、見解、情態、心態，乃至行動沖突。“大”者如時事新聞和互聯網信息，“小”者如私人手機微信和“朋友圈”。事件意外，由意外事件所引發的這些大大小小的爭執沖撞也讓人意外。在此，我所謂的“意外”，意思近似于“不合常規”“超乎預期”，甚或“不可理喻”之類。這種“意外”現象以前似乎并不多見，僅從常識性直覺來看，也顯得有些超乎預料的嚴重。諸如，“非典”“COVID-19”一類未可預期的全球性大災難；由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組織哈馬斯于2023年10月7日凌晨發起的“阿克薩洪水”襲擊及其所引發的具有毀滅性特征的又一次以巴戰爭；今年2月28日正式爆發且仍未終結的美以伊戰爭；還有，特朗普兩次競選美國總統及其所帶來的美國國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重大畸變，特朗普總統親自發動的全球貿易關稅大戰及其所帶來的激烈且不斷反復的國內國際反應，美國通過特別軍事行動綁架（進而以國內司法來審判）委內瑞拉在任總統而實施的對委內瑞拉的強行打壓乃至資源搶奪；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盟友暨北約盟友，尤其是針對加拿大、丹麥格陵蘭島公然打出“收服性”（征服性）口號的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的系統性霸凌；即便是曾經的美國“MAGA”（政治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英文縮寫）派，面對特朗普發動的美、以對伊朗的“重大軍事行動”也產生了內部分歧和對立；一如美國最高法院對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全球貿易關稅大戰的“非法”之定性裁決；如此等等。這些見解、情感傾向、態度，乃至立場的差異和對峙不僅涉及國際，也牽動國內；不只存在于不同政治派別之間，而且也存在于同一政治派別內部的不同群體甚至是不同個體之間；不單限于大到全球小到某個特殊社群的公共性團體間的差異與爭執，也導致諸如“微信群”“朋友圈”甚至家庭和夫妻、兄弟、姐妹、老朋友之間等各種各樣的非公共性群體或伙伴關系的日常緊張……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顯然，在我們這個信息傳播異常發達、信息交流異常“充分”“廣博”的信息社會，人們對于某一事件或者某個人——更不用說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感覺、情態、認知、判斷和行動傾向都會不盡相同，有時還會相互對立和沖突，即便是持有相似甚或相同的感覺、情態、認知、判斷和行動傾向，也可能是基于不盡相同的理由、意圖或目的而產生差異和抵牾。由此引出的一個現代公共性問題是：在文化多元性和信息傳播/交流充分化的現代社會里，人們能否就某事或某人形成某種程度的共識或者認同？若能，又該如何達成這種共識或者認同？其所可能達成的共識或認同又是在怎樣的程度上達成的？其所達成的又是怎樣的共識或認同？若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人們難以達成共識或認同？能否消除那些妨礙人們達成共識或認同的障礙？如何消除之？凡此種種，無疑都是耐人尋味并值得追問的，誰讓我們是一種會思考、愛思考且有情感和意愿的靈性生物呢！

首先必須申明，我是在一種日常話語的意義上使用“共識”（consensus）和“認同”（identity/identification）的。從哲學層面上看，“共識”與“認同”并非兩個完全相同的概念，前者一般是指人們對某一事物或人事所持有的相同或近似的見識或者觀念，具有認知結果或結論的歸結屬性；而后者則指人們對某一事物或人事所持有的歷經特定時空而始終未改的認知立場和價值判斷，不僅具有認知結論的同一性屬性，還蘊含價值判斷和價值承諾行為趨同的實踐（行動）同一性屬性，或者說，后者在多數語境中更偏向于長期保持的價值趨同之實踐承諾。用帕菲特的話來說，就是人們能夠持續保持的同一價值承諾，比如說，某人在歷經多年的生活風雨之后仍然能夠確信自己“還是那個曾經的我”。有鑒于此，我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將主要采用“認同”這一概念，只在某些特殊語境中使用諸如“共識”或“同意”一類的術語。

順便說明一下，西方哲學話語中的“認同”有時也被翻譯成“同一性”，比如，人們所熟知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哲學命題。還比如，在大多數分析哲學家和元倫理學家的理論分析表述中，也大多如此。但如上所述，“認同”的概念屬性更多地偏于價值判斷和實踐（行動/行為）取向，蘊含特定行動主體（agent/agency）的始終如一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而“同一性”概念顯然更偏于認知或認識論屬性，更多地指向兩種或諸種事物或問題之間的概念同一性。所以我個人更偏向于將英語中的“identity”翻譯成“認同”。認同不僅有諸多類型，也有諸多層級，而且即使同一層級或同一類型的認同中，也有諸多向度或理解/解釋方式。很少有人懷疑，在人類諸多認同類型和層級中，政治認同大概是最為復雜且嚴肅的。也許正是基于這一考量，余露博士選擇以羅爾斯、查爾斯·泰勒等人的政治哲學為案例，確定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透視”認同問題，表現出應有的學術謹慎和選題機智。

顯然，政治認同雖不及文化認同那般“深厚”和復雜，也不及價值認同那般“純粹”和“內在”，卻有著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所沒有的“嚴肅性”和“現實感”。文化認同涵括從日常風俗禮儀到宗教信仰諸多層次，是一種文化中人對特定文化傳統的堅定信念和志愿承諾，且天然具有其長遠的歷史語境或歷史背景，需要經過長期在特定文化傳統中自我涵養或文化教養（教化，拉丁文為“paidien”）方可逐漸養成，且一俟定型便終生罕有改變。價值（觀）認同隸屬于廣義的文化認同，但特指社會文化個體對某一特定的社會價值觀念體系，尤其是其“核心價值觀念系統”的選擇、服膺和持久忠誠，更具個體精神內在或品性內化的特質，因而也較為“純粹”和執著，近乎文化認同中的信仰認同。政治認同雖然也具有包括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在內的幾乎所有類型的認同之一般特征，但同其他類型或層級的認同相比，政治認同具有其獨特的“嚴肅性”和“現實感”。所謂政治認同，是指作為公民個體對國家根本政治理念、基本政治制度（羅爾斯有時也謂之“社會基本結構”，包括國家“憲法根本”、國家之基本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政府治理之政策系統的政治認可、服膺和承諾。政治認同關乎公民個體的公民資格、基本權利和義務（羅爾斯有時也將之統稱為公民的“基本善”），所以具有其政治嚴肅性。在現代社會，一個人的公民資格或國民資格是其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缺失公民資格或國民資格，任何個體都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生存，“野人”或“山野之人”只能算作例外情形；“放逐”或“剝奪政治權利”則是公民資格之政治嚴肅性的明證。更何況公民資格是確保公民個體基本人權的政治前提，沒有公民資格或國民資格便無法獲取并確保公民個體的基本權利。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公民的政治認同具有直接的社會現實性和政治嚴肅性。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全體國民的政治認同是完全相同的，公民個體對國家的政治認同也有其層次或程度的差異。他們對國家政治的基本理念和諸如憲法層面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認同是相似或相同的，但不同的公民個體對于具體的政府及其治理方式，某些基本政策和行政操作，甚至是對特定的政府領導或領導集團的政治認可卻可能出現諸多差異，以及相互對立相互沖突的情況。比如，歐美國家的總統（首相/總理）選舉、國會選舉中所呈現的黨派爭議和選票差異就足以證明這一點，這也是現代民主社會一般都保留公民“非暴力違抗”［civil （nonviolent） disobedience］之基本政治權利的重要理由或依據。事實上，現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議制本身也是為了適應這一政治現實要求而設計的。造成這種情形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認同本身也由于諸種原因而出現相互見異的分歧局面，這也清楚地提醒我們，政治認同也有厚薄之分。以時下較為普遍、較具接受性的溫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觀——即由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和哈貝馬斯的“溝通（行為）理性”或“商談式理性主義”觀點來看，基于民主社會之普遍規則和基本制度體系所達成的政治共識屬于“薄的”（thin）政治認同范疇；而基于民主社會之政治文化和民族-國家之歷史暨政治文化傳統所達成的政治共識則屬于“厚的”（thick）政治認同。按照羅爾斯和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思路解釋，“薄的”政治認同僅限于自由民主國家的基本制度及其建構所基于的基本政治原則（規則），是社會“公共理性”的產物和結晶。羅爾斯曾經明確指出，從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到現代政治哲學的根本宗旨，都是尋求人類社會的政治正義，而在他的“政治自由主義”建構中，政治正義不是一種政治的“真理”，毋寧說是一種基于“理性多元論”前提考量下的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和基本正義制度的實踐建構。因為現代政治哲學所面臨的基本事實前提是，面對一種文化多樣性和理性多元論的政治現實，也就是多種完備性宗教學說、政治學說和哲學學說的“理性多元論”現實，尋求一種能夠為此一政治現實所能見納并具有普遍實踐可能的基礎性政治原則和政治制度體系，俾使現代民主社會能夠實現基本秩序穩定并能長治久安之根本政治目標。在羅爾斯看來，文化多樣性和理性多元論并非現代民主政治的災難或不幸，恰恰相反，它們是“持久的自由制度下人類理性活動的自然結果”，甚至是自由民主得以持久維持和繁榮的內在動因或積極元素。（參見《政治自由主義》一書，特別是其“導論”部分，下同。）然則，也正因為如此，任何合乎理性的政治哲學都不應該貪求更多超越基本政治原則或規則和基本政治制度體系之外的更深厚的政治認同理想。以我個人的理解來看，政治認同最好止于一般原則或規則的現實可能，擱置或放棄政治文化和歷史的終極理想。前者可以通過多元政治理性（理由）之間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而尋求可普遍化的，甚至是可通過實踐操作來達成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后者卻因諸種完備性宗教學說或非宗教學說的終極真理執著而必定導致無法達成任何普遍有效且持久穩定的政治共識，更遑論達成任何意義上的政治認同了。

余露顯然深諳政治認同的“厚”“薄”之分，故而從一開始便將認同問題置于系統而周全的思考框架之內，再用她所選取的政治哲學顯微鏡去做多向度多層級的仔細“透視”。讓我感到些微意外的是，她選擇從“多元現代性”而非比如說羅爾斯的“理性多元論”或者人們通常習慣的“文化多元論”入手，首先省察了現代人經歷“自我”的“現代大脫嵌”后尋求“自我認同”的本體論與價值學意味：人們常常將現代個人的大“脫嵌”（disengagement）——即現代個體從各種形式的（尤其是宗教的和封建政治的）共同體中解脫出來并獲得獨立、自由、平等的“自我身份”（self-hood or status as a self）——視之為現代性最偉大的革命性成果之一，但余露同時接受了諸如查爾斯·泰勒等現代性反思派的批判性觀點，認為這一“成果”同時也構成了任何現代性哲學——尤其是現代性政治哲學和倫理學——需要重新建構現代個人自我認同的理論負擔。因此，她從“自我認同”進至“政治認同”，再至“政治正義認同”，最后通過分疏“政治認同”的“對象維度”與“身份維度”，揭示并闡釋羅爾斯意義上的“作為自由而平等”之現代公民的“自由文化認同”與“集體能動性認同”，最后確立其“二維四相”——即：以“對象維度”解答“認同什么”，以“身份認同”解答“誰的認同”之“二維”；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之為“對象維度”上的“顯性制度共識”和“隱性價值共識”，同個體政治“身份認同”維度上的“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多元文化身份”共同構成的政治認同之“四相”——的政治認同理論框架。以我對政治認同之“厚”“薄”兩分的初步理解，余露本人其實已然充分意識到了政治認同的“厚”“薄”兩面：上述“四相”中的“隱性價值共識”和“多元文化身份”表征其“厚”，而“顯性制度共識”和“平等的公民身份”則表征其“薄”。從“政治認同”到“政治正義認同”所遵循的顯然是羅爾斯謹守原則認同和制度認同的底線思路，因為羅爾斯確信，基于“重疊共識”而尋求“公共理性”之“政治正義認同”不僅可能，而且也是“現實主義的”（realistic，一譯“實在論的”）而非“形而上學的”（metaphysical）；而“自由文化認同”和“集體能動性認同”則讓人聯想到查爾斯·泰勒等人的“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一譯“社群主義”）之思維理路。值得關注和肯定的是，余露對“政治認同”之“厚”“薄”的分疏并不是簡單地依附于泰勒與羅爾斯兩者之間的區分，而是敏銳地認識到二者雖各有偏重，其實是相互“重疊”甚至可以相輔相成。此外，雖然余露對政治認同的探究側重于政治哲學的視野，卻大膽地延伸到整個現代性語境，這不僅為政治認同的討論打開了歷史哲學的鏡面，使其能夠料理諸如文化多元和歷史多維之類的復雜議題，而且也為這一討論留下或者毋寧更積極地說是開拓了國際政治哲學的廣闊論域。這確乎是很難得、很值得關注的。

明辨政治認同的“厚”與“薄”當然十分重要，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分辨所必然衍生或蘊含的政治認同本身的實踐意味：倘若確如現代絕大多數自由派政治哲學所期待的那樣，在現代自由民主社會所面臨的文化多元論或理性多元論條件下，旨在普遍原則和公共秩序之制度建構的“薄的”政治認同是一種更容易達成的政治認同，那么，缺乏歷史、文化和人性“厚度”的政治認同，是否同時也是一種更容易訴諸社會政治實踐并行之有效且持久有效的政治認同呢？易言之，一種“薄的”政治認同如何可能實現羅爾斯所期待的“持久有效”，從而確保自由民主社會基于“普遍公平正義”的政治秩序（或曰“穩定性”）能夠“長治久安”呢？其實，這一問題正是作為《正義論》（1971年）作者的羅爾斯念茲在茲的，所以該書的第三部分聚焦于個人的道德心理學論證，以求為正義的基本原則建立一個內在、堅實而深厚的道德主體性“基座”。似乎是為了回應諾齊克、哈特、德沃金等人的“道德形而上學”指控，作為《政治自由主義》（1993年）作者的羅爾斯卻似乎真的“退卻了”：他十分不舍卻又相當果敢地根除了一切“形而上學”的牽涉和懷疑，將正義的兩個原則定義為純粹“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學的”，并且相信僅僅憑借改鑄后的新社會契約理論和公共理性論證，便足以證成并確保自由民主社會對政治原則的普遍認同和實踐承諾，無需考慮其他歷史文化條件，哪怕是歷史上廣泛而長期流行的“完備性的”哲學學說、宗教學說和政治倫理學說。實事求是地說，二十世紀后期的西方社會現實確乎一度印證了羅爾斯的這一理論確信，經濟全球化浪潮的狂飆突進不僅極大地增強了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想影響，也給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義”帶來前所未有的信心和豪邁。然而，人類社會實踐的演進邏輯從來就不是哲學家和思想家單純憑借其理論建構所能預期或預制的。在這一點上，人們更愿意相信黑格爾所說的，哲學只是密涅瓦河畔的貓頭鷹，直到黃昏才會起飛，而不是法國人所高標的“高盧雄雞”，能夠為人類社會的明天“報曉”。哲學——包括且首先是政治哲學和倫理學——不只是預言，相反，哲學更多的是且應該是基于人類經驗和知識積累的理論抽象和總結。誠然，早期發軔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曾經顯示了人文學和哲學作為現代社會革命之先聲的思想力量，也讓現代法國人有足夠的底氣將哲學比喻為啟蒙運動的來臨“報曉”的“高盧雄雞”，但即便是康德發起的德國哲學啟蒙在德國的現代崛起中產生過類似或相同的思想啟蒙作用，黑格爾仍然謹慎地將哲學視為“密涅瓦河畔黃昏才會起飛的貓頭鷹”，原因就在于，多數時候，多數情況下，哲學并不勝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之“預言家”的職責，毋寧說，哲學的使命更多地體現在其批判性反思人類社會現實、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及人類自身的情態、意愿、觀念等方面的精神反思意義上。

以這樣的哲學姿態和政治哲學方式來探討政治認同問題，我們不單要厘清其“厚”“薄”之分，還需要進一步弄清楚其“厚”與“薄”對于現代民主社會所產生或可能產生的實際作用和效果。無論是現代政治哲學（史）研究還是人們所熟悉的中外政治事例，似乎都可以證實這樣一個基本的政治判斷：“薄”的政治認同因其普泛的底線要求——羅爾斯稱之為“最低的最大化原則”（min-maximization rule）——更容易達成，但也同時更為脆弱、更容易發生“分歧”和“瓦解”；而“厚”的政治認同則因其深厚的政治文化或“文化政治”之根源性培植——泰勒（或許還有麥金太爾、桑德爾等“共同體主義”或具有“共同體主義”思想傾向的政治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將之視為植根于歷史、文化傳統和人性觀念的多元文化認同——而更難以達成，但一旦形成便具有更為堅韌、更為持久的政治凝聚力和持久性。當美以發動對伊朗的空中大轟炸時，許多已經移居歐洲發達國家的伊朗裔（他們已獲得了所在國的國籍）成年人選擇返回祖國，參加保衛祖國的戰斗。這多少有些類似抗日戰爭時期的海外華僑毅然決然地選擇回國參戰的情形。與之相對，超過60%的美國公民反對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這場戰爭，所發起的反戰游行甚至超過曾經的反“越戰”情形。姑且暫不深究這場戰爭本身的是非曲直，僅僅就美伊兩國民眾個體對各自國家的態度和行動選擇而言，便不難看出其間的差別。當特朗普總統威脅說，要把伊朗“炸回舊石器時代”甚至要消滅伊朗文明的時候，不僅伊朗人以“一個還只有250年歷史的國家”想消滅“一個已有6000年歷史的文明”而反諷之，而且全世界都為這種“滅絕文明”的叫囂深感震驚。歷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乃是一個國家建構其政治共同體的文明骨架和精神基座，基于這種文明和文化精神的國家政治認同顯然比那些僅僅基于社會契約或原則規范的國家政治認同要來得更深、更厚，也更具堅韌的持久性。這大概也是毋庸置疑的。

順便說一下，當下，已有越來越多的國際政治學家和政界人士意識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重大變化：“二戰”后所建立起來的國際政治秩序正受到日益嚴重的沖擊，甚至已面臨崩塌。我們眼下所經歷的時代和世界正在從“規則（秩序）的時代”轉向“權力的時代”，現代人所信奉的“基于理性共識的公共規則”也開始被某些宰制性力量拉回到曾經的“基于強力或權力的叢林規則”，一種裝備著超強武力和超強資本的新型社會達爾文主義變得更加肆無忌憚。這種情形不僅在廣大的弱小國家中產生了廣泛的“寒蟬效應”，連加拿大這樣的發達大國也開始緊急呼吁建立中等國家聯盟，以抗衡超級大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霸凌。這種國際政治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至少會帶來兩種極為嚴重的政治挑戰：一方面，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民族國家內部的國家政治認同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美以狂轟濫炸下的伊朗人民以血肉之軀筑起保衛橋梁、油田和國家能源設施的壯舉，證明了當下民族國家的國家政治認同有多么重要；另一方面，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性或國際性政治認同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即便有可能建立某種形式的“薄”的政治認同或羅爾斯式的“重疊共識”，也將會是極為脆弱的。毋庸諱言，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虎豹豺狼與猴羊兔鹿鮮有共識可言，更遑論動物世界的政治認同了。然而，面對這樣的境況并不意味著我們談論政治認同已變得多余，甚或毫無意義。恰恰相反，今天的社會和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們認真地對待政治認同問題。這大概是現代市場經濟留給我們最值得記取的教誨：稀缺意味著珍貴。不過，這還只是現代市場經濟之核心原理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珍貴意味著價格昂貴，通俗地說，就是代價巨大。但無論如何，都已證明了余露這本書的研究價值，用我們習慣的套話來說，該書的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就此而言，我想由衷地對作者說：“祝賀并依舊期待著！”

且為序，尤望焉。

萬俊人，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薩特倫理思想研究》《現代西方倫理學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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