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AI Killed a 133-Year-Old Princeton Tradition
該校著名的榮譽準則,在聊天機器人助力的作弊行為面前不堪一擊。
作者:羅斯·霍羅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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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夜景圖。塞爾吉奧·阿米蒂 / 蓋蒂圖片社
美國東部時間2026年5月12日
1876年,普林斯頓大學新創辦的校報《普林斯頓人報》發表一篇社論,反對安排監考人員監督考試。作者寫道,監考制度是“一種糟糕的道德教育方式”。若先假定學生品行不端,部分學生便真的會變得失信;若以正直之人相待,學生便會學著恪守本分。于是報社編委會提出了另一種方案:“讓每位學生在試卷末尾寫下承諾,保證既未向他人求助,也未幫助他人;讓教授與導師不必再耗費精力提防作弊,轉而投身更有意義的事務。”
這一提議最終化作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的榮譽準則,該準則于1893年正式采用,此后133年間僅經過小幅修訂。學生參加期末考試時,教授會離開考場。學生需寫下不作弊的承諾書,且有義務舉報任何作弊者。任何被指控行為失范的學生,都將接受由同齡學生組成的評審團裁決。
這套榮譽準則曾長久穩固運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913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就讀,雖未畢業,他曾寫道,違背榮譽準則這件事“你壓根不會去想,就像你絕不會去偷翻室友的錢包一樣”。這套準則歷經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60年代社會動蕩、水門事件引發的理想幻滅,甚至安然挺過搜索引擎與學習筆記網站的興起。可最終,它敗給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今,人工智能助力作弊的現象已然泛濫、不容忽視,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工近日投票決定,恢復考試監考制度。嚴格來說,榮譽準則并未廢除,學生依舊需要簽署不作弊承諾書。但如今,教授將親臨考場監督,確保學生信守承諾。榮譽準則再也無法單純依靠學生自覺維系。
顯然,即便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歷來也總有學生選擇作弊。菲茨杰拉德離校十年后返校參觀時,校橄欖球隊一名隊員告訴他,有同學知曉多起未被上報的榮譽準則違規事件,此事令他大為震驚。不久后,另一位校友也向這位著名作家表達了同樣的疑慮。菲茨杰拉德在給教務長的信中寫道:“可想而知,這類違規行為不在少數。”不過在過去,學術不端行為不僅受行為準則約束,也受實施成本限制。想要作弊的學生,得費心找人抄襲答案。
互聯網普及、課業從手寫轉為電腦完成,大幅降低了作弊門檻。羅格斯大學針對數千名學生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2017年,大多數學生都曾從網上抄寫作業答案。而人工智能將作弊門檻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AI能夠模仿任意寫作風格、原創撰寫文章,還能刻意加入拼寫錯誤,讓文字看起來完全出自人手。現有的AI檢測工具并非萬無一失。多項研究均表明,教師檢測AI代寫的能力遠不及自我認知。普林斯頓大學資深歷史學教授安東尼·格拉夫頓已于去年退休,他表示:“這是一種巨大的誘惑。我能想象,學生內心一邊是惡魔慫恿,一邊是天使規勸。”
2022年秋季生成式人工智能全面普及后,普林斯頓大學學術不端事件逐年增多。負責課外作業違紀審理的紀律委員會數據顯示,2024至2025學年,共有82名學生被認定存在學術違規行為,而2021至2022學年僅有50人。這還只是被查獲的人數,實際違規人數無疑要高出許多。校報針對應屆畢業生開展問卷調查,共501名學生參與,其中30%坦言曾作過弊,28%承認在明令禁止的情況下仍使用聊天機器人完成作業,45%表示明知同學作弊卻選擇不予舉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邁克爾·拉凡表示,他常在校園附近的咖啡店看到,學生照搬聊天機器人生成的內容,冒充自己的作業上交。
借助人工智能作弊變得輕而易舉,這本身也在進行一場“糟糕的道德教育”。普林斯頓大學大四學生、前榮譽準則委員會主席納迪婭·馬庫奇表示,如今作弊行為愈發公開。學生們在校內匿名社交平臺菲茲上公然炫耀自己違反榮譽準則的行為。這讓恪守規則的學生感覺自己成了吃虧的傻瓜。馬庫奇說:“課外作業作弊、隨意使用人工智能寫作業已成風氣。只要大家覺得作弊現象普遍存在,就會催生更多人跟風作弊。”
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們終于著手重塑規則體系,恢復監考只是舉措之一。過去一年,學校課外開卷考試數量縮減超三分之二。本科教學項目負責人斯米塔·布魯納邁爾透露,明年經濟系將要求專業學生就研究項目進行口頭答辯。歷史學教授戴維·貝爾也增設了口試環節,將短篇課外論文改為課堂紙筆寫作。歷史系還有一位同事要求學生全程在谷歌文檔撰寫論文,以便查看完整創作過程。
簡而言之,1876年那篇社論所批判的“猜忌與監控體系”再度回歸。應屆畢業生、榮譽準則違規學生權益代表組織前主席威廉·伊普利表示:“這確實改變了師生之間的關系。從建校之初就實行監考,和擁有學生自主監考、彼此信守榮譽準則的百年傳統,而后又親手推翻這份信任,完全是兩回事。”
貝爾坦言,人工智能讓他對學生多了幾分戒備,而學生也能明顯感受到這份不信任。當他調整作業形式以杜絕作弊時,學生清楚地知道,老師不再信任他們。他說:“不可避免的是,所有應對辦法都離不開更強力度的監控,這是所有方案的共同點。或許我們只能習慣這種如同管控森嚴般的教學模式,但我并不期待這樣發展下去。”
高等教育的價值,很大程度建立在“作弊是個別特例,而非普遍常態”的前提之上。如果用人單位和研究生院無法確信畢業生在大學學有所成,文憑便失去意義。準大學生及其家庭必須相信,學費能換來優質教育。納稅人也需要確信,公立院校學生能在四年公費教育中真正有所收獲。人工智能的泛濫使用,徹底打破了這些價值邏輯。1876年《普林斯頓人報》曾警示:“為確保學子治學守規,便先假定人人品行不端,絕非明智之舉。”或許此言有理,但放任作弊的后果,更為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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