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眼里，什么樣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北京大學哲學系吳飛教授是人類學者和自殺研究專家。他說中國老百姓要過日子，離不開“人”、“財產”與“禮儀”三個基本因素。只有具備了這三個基本的要素，才能構成一個家庭，也就是一個過日子的單位。“日子”過得不好，就可能引起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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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首先是由親緣關系的人組成的，它既是個生活單位，也是個經濟單位。人是過日子的主體，沒有人無所謂過日子。生活在同一個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適當的規則來維系家庭的存在，即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出生、婚姻、喪葬的儀式，都是維護家庭存在和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人看重的主要節日，包括春節、清明節、中秋節，也以家庭生活為核心展開。但禮儀是較為彈性的東西，外人很難評價。

財產是過日子的一個重要方面，沒有經濟基礎，就談不上過日子，尤其談不上過紅火的日子。若收入相當，面對如何處理和安排家庭用度，禮儀和規則就開始發揮作用。即便是由一個人組成的家庭，仍然不能缺乏獨立的財產。

于是，吳飛教授認定，評價人們日子過得好壞，最客觀、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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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財產最重要，講的是經濟條件決定家庭日子過得好不好，過不過得下去。如果日子過不下去，人就容易產生自殺的念頭。

然而，我們的農村調研發現，財產不是家庭生活的決定性要素。人的因素才是最為關鍵的。不同的人會有不一樣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中的人決定了日子過得有沒有勁，有沒有奔頭，是否紅火。要是缺少了某些人的話，日子就可能中斷，或者過得很不好，“過日子”就會成為“混日子”，整個家庭對未來都沒有追求，沒有奔頭。

我在湘南農村調查，某村有個家庭一個月內接連三個人去世。起先，女兒為情自殺，父母著實悲痛，但是很快就從悲痛中恢復了過來——因為盡管感情上放不下，但是家庭中其他的人還要過日子，兒子還要讀書、要成長、要建房子、要娶媳婦，等等，做父母的尤其需要振作，怎能因為女兒的不懂事而荒廢了這些呢。

但是，當聽到獨子在醫院逝世的消息后，該家庭的男主人甚至沒有去醫院看望兒子，徑直回了家，在家懸梁自盡。母親因兒子的死亡而昏厥過去，等醫生將她搶救過來后，又得知丈夫已死，就連昏厥的力氣都沒有了。眾人怕她重走丈夫那條路，就一連數月派人陪伴在她身邊。最后她恢復過來，成了生活沒勁的人。

家庭中，什么樣的人不存在了，會影響過日子？女兒自殺，日子雖然受影響了，但是可以恢復過來，而兒子的死亡，卻導致了父親的自殺，使家庭的日子過不下去。所以，兒子是農村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缺少了他，家庭的日子就缺少奔頭，缺少紅火的理由。父母在兒子身上寄寓了太多的東西，包括生命意義、生活價值和基本情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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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對于家庭，丈夫與妻子任何一方（特別是妻子），皆沒有兒子重要。如果有兒子，就算丈夫死了，妻子會把兒子撫養成人，日子照樣有奔頭，至少預期中的未來可以過得紅火。“老來伴”其實沒有想象的重要，各地農村里的老年人，七老八十還與伴侶分居，甚至一輩子不說話。一個九十多歲的老頭背著鋤頭追著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滿莊子跑，這種現象不只皖北農村才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老人并沒有在伴侶身上寄予過多的情感和價值期待，他們寄予的對象是兒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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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即行為的規范軌跡。禮儀不僅僅是按照程序走的花架子，其背后就是價值，是人對人的寄托與期待。在家庭里，禮儀體現的是父母對兒子的價值寄托。

在家庭關系內部，如果兒子不按照禮儀來行為，父母就會氣得要死。比如，子代若不按傳統的生育規范，給父親生個孫子，老人就覺得兒子不孝順。在湖北大冶農村，很多老人自殺都是在端午節、中秋節當日或前后幾天，只因兒子或媳婦沒有在這些節慶里按照傳統禮儀禮節來對待老人（如盛情招待，送包子饅頭），老人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是其人生的莫大悲哀，甚至感覺喪失了整個人生價值，于是回家喝藥自殺。

在這些老人自殺案例中，老人顯然認為，平時兒子對自己怎么樣，可以不管，因為兒子有兒子的事，顧不了這么多；但是過年過節，兒子卻一點都不顧及自己，不按照禮節程序來走，這是對自己最大的不尊敬，老人自然來氣。這說明，禮儀禮節不僅僅是形式而已，里頭暗含著老人對兒子的諸多期待。

禮儀禮節旨在規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背后是價值期待。為什么要養兒子？為了頂門戶，尊重“我”，養老送終，傳宗接代，等等，這些都是“我”對兒子寄寓的期待。而“我”希望從兒子身上得到的回饋，就通過禮儀來表達。當兒子沒有按照禮儀的行為軌跡行為時，父親的精神就會受到極大的傷害，認為價值期待沒有實現，整個價值系統都行將崩潰：我養兒子干什么，這樣對我，兒子都不要我了，我還活著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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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發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老人依然秉持著過去的“老禮”，要求兒子對自己如何做才是得當的。當兒子沒有按照禮節規范來辦時，就會造成父輩感情上受到傷害，價值感失落。平時的禮節可以忽略，比如工作忙或者其他原因，很久沒去看望父母，父母雖然覺得怪不是滋味的，兒子娶了媳婦忘了娘，但是也理解，能夠說服自己，因為這是小禮節，不涉及大是大非。

節慶的禮節是重要的，因為節慶時的禮節體現了兒子對父母的基本尊重，體現了最基本的長幼有序，更富含著父輩太多、太厚重的情感、價值。很多老人對我說，兒子孝不孝順，就看節慶時兒子、媳婦拿了多少東西給自己；雖然老人都吃得少，但他看重的不是兒子送的東西，而是兒子的心意，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兒子對老人的孝心，老人才能安心，才覺得沒有白養兒子，才覺得這一輩子累死累活是值得的，在人家面前也有面子。在這些重要禮節方面，若老人沒有得到預期的、過去一向如此的待遇，就會產生價值幻滅的感覺，自己的內心過不了這道坎，在別人面前也沒面子：別人在節日都吃好的，自己兒子、媳婦卻什么都不表示。

這就是為什么在重要節慶，兒子打罵父母，或者說了重話，或者沒有按老禮行事，老人會容易選擇自殺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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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還沒發現僅因貧困直接導致老年人、婦女自殺的情況。在農村，經濟問題從來就不是個根本問題。

人們常說的，自己可以生活差一點，拮據一點，但再窮也不能窮孩子。可見，所有的一切其實就是圍繞著孩子。有孩子，特別是兒子，人們一般不會因為生活的貧困而選擇自殺。湘南的蘭戈老人，50多歲才結婚得子，到70多歲的年齡，兒子初中畢業讀上技校，他還要去外邊找錢——給人看病，挖煤，一點也沒有懈怠的意思。一般的老人到這個年齡都開始享兒孫福了，而他的生活卻仍然很窘困，很勞累，但這并沒有沖淡他對生活的憧憬，他依然信心滿懷，從不埋怨什么。他之所以不服老，就是因為他的兒子。

相反，鄰村家境富庶的書全，卻過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日子。他很富裕，兒子是“吃國家糧的”，每個月都有預期的生活費用寄回家，三個女兒都在外打工，也會寄錢給他。因此，相較一般村民，他是很悠閑很闊綽的。他50多歲，還身強體壯，完全可以干農活，但是他已經丟棄了農活，整天跟酒精打交道，一天幾乎要喝一斤白酒才能松開酒瓶；整日到處閑逛，吊兒郎當；一出口就是些不著邊際的話；不論輩分、調戲婦女，還養成了上寡婦家門的習慣；對自己老婆又罵又打，甚至把老婆趕到城里打工。不僅如此，他從2009年就不去給父母上墳了，認為人死就是一抔土，死了就是死了；家里一些要好的關系也被他弄得很糟糕，甚至跟自己的哥嫂也鬧僵了。為什么書全會落入這樣的頹廢境地呢？

問題就出在兒子身上。書全只有一個兒子。這個獨生子大學畢業后進了體制，在工作的地方娶了個老婆。2008年這個媳婦給書全生了個孫女。村里人都知道，他兒子是“吃國家糧的”，只能生一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這樣，他沒有抱上孫子。作為傳統一代的人，他認為自己已經絕代了——沒有后了，做什么都沒有意義，沒有希望了，又何必去做呢。他現在的生活就形如行尸走肉，已沒有精神上的寄托。如此，他才會“變壞”，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舉動。

與他相反，書全的哥哥，比他整整大十歲，有兩個兒子，都在讀大學。他還有很大的動力去做事，因為他相信他的兩個兒子不僅會有出息，而且肯定能幫他把“一房人”傳下去。因此，夫婦倆在家，日子雖然過得緊巴巴的，卻有使不完的勁。雖然兩個兒子要畢業了，也用不著家里的錢，但他們還是拼命地做農活；在灣子里的社會交往也很好，對這個家門的評價都是積極的。

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他們要為兩個兒子掙面子，父母在家做得很好，以后兒子回來才有面子，人家不會說他們父母在家怎么怎么樣。這是一對有奔頭、有希望的父母。

書全在自認為“斷絕孫子”后，人就“廢”了，前半輩子“做楊白勞”，把兒子養大成人，后半輩子晚節不保，現在看來做得很不值，于是失去了為人、生活的動力。他埋怨自己的兒子，因而也就不需要給兒子在灣子里掙臉面。他甚至說，這個灣子他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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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傳宗接代是個禮儀的問題，即作為兒子的，必須給父親、給祖宗傳下血脈，才算對得住他們，才算禮儀到位。否則，就是在禮儀上有差池。年輕一代的傳宗接代思想淡薄，但是老一輩對子輩的期待還是如此強烈。當兒子的行為與此期待相差甚遠時，就會造成價值失落，父輩因此而感到生活的無意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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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農村人春節過后走親戚的習俗，那些刻在記憶中的童年印記

在解放前出生，經過集體時代和改革開放的一輩人，他們的兒子如今也逐漸成家立業，代際之間出現了一個成年兒子對父輩的禮儀問題。老一輩人盡管經歷了集體時代，但是一整套舊的思想、傳統觀念還根深蒂固，長幼尊卑、父為子綱等倫常規則還很濃厚，對子代還有價值寄寓。但是，他們的子輩是在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已經脫卸了傳統的規矩。

我們調查的結果顯示，在集體時代后期，村里就有年輕人打賭敢不敢揍自己的父親。1980年代后，這批人陸續結婚成家，敢于公然反抗父親的權威。這樣，兩股都很強悍的力量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具有強烈價值寄托的父親所遭受的心理、精神的創傷最重，因為他屬于被挑戰者。而挑戰者兒子即使沒有挑戰成功，也不會有太多的氣出不來。所以容易決絕地自殺的是被挑戰者。

隨著社會越來越開化，舊的思想越來越受到打擊，越來越遭到封建性的批判，進而成為農村的政治不正確后，父輩的期待就少了。特別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集體時代成長的一代人成為了已婚兒子的父親，他們在儀式上對子代的期待就更少了，在養兒防老、長幼尊卑方面的期待，以及對兒子在物質、精神上的回報的期待也逐漸減弱。

老人面對殘酷的現實，通過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即使兒子在重大的節慶期間不去看望老人，老人也自認栽了，這是在南方村落出現的趨勢。就算兒子對自己惡語相向，甚至拳腳交加，老人也認命，這是河南等中原農村的變化。當兒子不養老，甚至將老人從家里驅逐出去，老人也只能自認倒霉，而不會像以前那樣“一口氣出不來”就決絕自殺，這是荊門地區的現實。當價值寄寓減少，期待弱化以后，老人決絕自殺的現象就減少了。

老人自殺現象減少，并不意味著老人對子輩沒有了期待，只是將期待降低罷了。比如對子輩傳宗接代的期待，在很多農村地區依然是很濃厚的。但當老人沒有能力規勸兒子、媳婦后，也只能認命，茍且活著，而不是自殺。對諸如禮儀的期待，則在大部分地區都沒有了。所以當兒子在禮儀上沒有做到位，老人也不再表現出激烈的情緒——“你要罵就罵，要打就打，一把老骨頭了，還能有什么反抗”，“你罵，給你端水，端凳子”。

更大的發展是，傳宗接代的價值期待沒有了，養兒防老的期待也在消失，人們看到太多不孝順的事例后，開始反省自己的生育行為。老人當下的際遇，給后一輩父母，現在四五十歲，還有勞動能力的人提了個醒：不能光為了兒子，還要考慮自己的后路。后路就是存錢養老、買養老保險等。而更年輕的一代，則認為養兒子也不能保障養老，還不如不養，生一個，不管是男是女，都不再要了，自己落個清閑。所以，生育觀念就徹底轉變了，代際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基本平衡。

這以后的自殺，就是老人覺得日子過著“沒有意思”的自殺。老伴作為“老來伴”越來越重要。當老伴去世之后，就會覺得沒有意思，隨即選擇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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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起來，一個家庭中，當“過日子”有價值支撐的時候，“人”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兒子。沒有他，日子就過得索然寡味。禮儀作為重要的行為規范，涉及子代與父母之間的關系，背后蘊涵的是父代對子代的價值寄寓。當兒子在禮儀上有所偏頗的時候，就會造成老人價值的失落和意義的崩潰，老人的日子不好過，或過不下去。當老人對禮儀禮節看重程度降低之后，對兒子的價值寄托就減弱了，兒子在這方面失誤也就不再造成老人的價值失落問題，自殺減少。當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對兒子的期待都被看空之后，兒子在家庭中也就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夫妻關系越來越重要。

“財產”是過日子的重要基礎，但并不是評價日子過得好、紅火與否的唯一因素，只有在“人”和“禮儀”等前提條件存在的情況下，其作用才會凸顯出來。（本文來源丨新鄉土）

作者：楊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