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學殉道者的悲劇人生，桑偉川的文字獄 | 二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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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偉川與作者王周生

一個文學殉道者的悲劇人生

——桑偉川的文字獄

文/王周生

一 、《上海的早晨》被批“大毒草”

2017年初的一天，我接到一位陌生老人的電話，說自己叫王富林，是上海煤氣公司桑偉川的同事和朋友。

你說什么，桑偉川？是那個為《上海的早晨》鳴不平被判刑的上海煤氣公司技術員嗎？

是啊是啊，王師傅說，桑偉川勞改釋放后，一直和母親相依為命，如今母親去世，自己又突發腦梗，被里弄安排進養老院，我聽說你是周而復的媳婦，就要了你的電話，把桑偉川的情況告訴你……

聽完電話，我連聲說謝謝王師傅，我一定去看望桑偉川!

桑偉川是誰？大多年輕人并不知道，但經歷過上世紀那場浩劫的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命運和一本書綁在一起。這本書就是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 周而復著

上海這個東方大都市，聚集了全國最大的企業和最大的資本家，1949年后，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是一道難題。政府決定采取贖買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改造過程轟轟烈烈，驚心動魄。當年的上海市長陳毅找周而復，要他擔任統戰部副部長，要他在實踐中體驗并寫作，用文學作品反映共產黨經歷的這個偉大時代。

周而復欣然受命。雖然他30年代在上海讀過大學，但畢業后就離開上海去延安多年，接觸的大多是革命隊伍里的同志戰友，忽然要他進入魔都資本家群體，開會、調查、座談，了解思想動態，有點勉為其難。統戰工作中，他發現資本家內心對共產黨深感不安，恐懼并抗拒。他給資本家們解釋黨的政策，消除他們的疑慮；他與工會、勞動局一起，參與勞資糾紛的調解；他親歷三反五反，參加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和細節。

1952年夏天，周而復開始創作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小說第一部于1958年在《收獲》發表，第二部于1961年出版。5年后文革爆發，第三、第四部中斷。直到1979年，175萬字四卷本《上海的早晨》才全部出齊，這一過程，經歷27 年！

周而復用小說形式，真實記錄共產黨對民族資本家贖買改造的歷史過程，小說人物資本家徐義德的形象，成了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藝術典型。《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出版后，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閱讀興趣，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幾乎家喻戶曉，曾被譯成多種文字進入國際圖書市場，成了周而復一生幾十部作品中最受歡迎的一部。

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暴風驟雨來襲。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丁學雷的文章《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 <上海的早晨> 》。丁學雷是上海市委寫作班的筆名，文章對這部小說羅織三條罪狀：第一，美化資產階級；第二，污蔑工人階級；第三，鼓吹修正主義路線。隨后，該文在全國各地報刊轉載，對作者和小說掀起規模浩大的批判高潮。、

一夜之間，《上海的早晨》成了美化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一株大毒草。

二、桑偉川深陷文字獄

就在這時，冒出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他叫桑偉川，他說《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

桑偉川是煤氣公司的一名技術員，30歲的他從小喜歡讀書，讀了許多書，尤其是小說。他從上海煤氣公司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后分配到煤氣公司，已工作多年，他是公司哲學理論小組成員。這個讀書小組的工人白天工作，下班后隔三差五聚在一起，或讀書或討論，回家還寫心得，個個興味盎然。

忽然之間，報刊對一部小說進行全國范圍內大批判，這引起發桑偉川的思考。他早就看過《上海的早晨》，覺得很真實又好看，怎么成了大毒草？他把丁學雷的批判文章讀了又讀，覺得沒有道理。他翻來覆去看小說，看不出問題，就決定寫篇文章與丁學雷商榷。

他寫了7千字長文《評 <上海的早晨> —與丁學雷同志商榷》，投稿之前，他征求哲學小組幾位同事的意見，經數度修改，最終把文章投給了《文匯報》。他認為，《上海的早晨》描寫了共產黨掌握政權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艱難曲折又非常成功；《上海的早晨》塑造的資本家形象真實可信，證明了黨的政策偉大正確。因此他和丁學雷商榷，大毒草的論斷是錯誤的，《上海的早晨》是香花。

桑偉川并不知道丁學雷是誰，那是當時市委寫作班的筆名。

桑偉川的文章驚動了報社，有人竟敢與市委寫作班商榷？文章即刻被送到分管意識形態張春橋手里，張春橋震怒。這不是對一部作品的評價問題，這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表現。他做出指示：桑偉川文章可以發表，報社要寫編者按（其實就是刊登他的批示），要求組織積極分子與桑偉川進行辯論，一定要打好這一仗。憑政治嗅覺，張春橋覺得這一仗不太好打，因為小說閱讀面廣，深受讀者喜愛；群眾覺得桑偉川文章寫得不錯，看不出問題。他要求不打無準備之仗，先引蛇出洞，把桑偉川的文章打印發下去，由積極分子預演辯論，引出反面觀點。他們還到大學找專家教授寫文章造聲勢。

這一切桑偉川渾然不知。他很興奮，覺得自己是在實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他是在歌頌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政策。

1969年11月20日，文匯報刊登了桑偉川的7500字長文《評 <上海的早晨> ——與丁學雷同志商榷》，同時發表他給編輯部的信，他響應主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拿起大批判的武器參加文化大革命”，他要捍衛黨的政策，“為無產階級文藝占領上層建筑做出自己的努力。”

圖源網絡

桑偉川的文章像一顆炸彈，炸出一波批判聲浪，鋪天蓋地的口號和批判文章向桑偉川襲來，一個接一個批判會，定要把桑偉川批倒批臭，革命群眾千萬遍高呼：誓死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桑偉川懵了，明明自己想捍衛黨的政策，為什么反遭批判？對一部作品提出不同看法，明明符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怎么就錯了呢？桑偉川拒不認錯。他越是不認錯，對他的批判就不斷升級，很快，他被隔離審查。

此后一年半，批判桑偉川的大會開了360多次，最多一天批判會開7次。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拉線廣播，參加人數達60萬人。但是，辱罵和毆打封不住桑偉川的嘴，他越戰越勇，只要讓他開口，他就說：你們是錯誤的，你們應該公開認錯！他大聲疾呼：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拿我當敵人看待，天下哪有我這樣的敵人？我是人民的一員，我的觀點應該允許保留！

有人振臂高呼：徹底批臭大毒草《上海的早晨》！全場呼應，喊聲如雷。

桑偉川則高呼：《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他遭到拳打腳踢，眼鏡被打碎在地。

每天，從批斗會場押回拘留的“牛棚”，桑偉川精疲力竭，可是，他拒絕寫檢查，繼續寫揭發批判文章。

一個人面對千百萬人的批判、辱罵、毆打，依然堅持自己觀點不動搖，再堅硬的鋼也會折斷，最終桑偉川神志恍惚，精神分裂。他依舊不認錯。

在“牛棚”里，他給好友寫信說：有人說我寫文章是為個人名利，這哪里有什么名利？我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是在為黨的政策而戰，不是為個人而戰。他告訴訴友人：批判會上說我的前途是危險的，也許，某天你們將在哪張布告上看到一個叫桑偉川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圖畫。但我堅信前途是光明的！ 他警告批判他的人“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有些東西現在看是龐然大物，終究是要完蛋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勝利屬于我們。”

桑偉川一直不檢討不認錯，久攻不下，張春橋很惱火。

1969年12月，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召開的大學文科座談會上，再次強調桑偉川是右傾翻案思潮的產物，要抓住這個活靶子不放，要把桑偉川放到社會上去批。于是，批判的矛頭指向煤氣公司那個哲學讀書小組。造反派把學習小組成員打成桑偉川反革命小集團，凡與他討論過文章的同事，以及為他打抱不平的朋友，共二十多人慘遭牽連受害，有的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批斗，有的隔離、審查、抄家、撤職、下放，定“犯嚴重政治錯誤”等莫須有罪名。甚至，連給桑偉川看過病的醫生也不放過。不管在哪個單位，只要發現與桑偉川觀點相同，或同情他的，都要列為專案審查對象，批判斗爭，無情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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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25日，在盧灣體育館，堅持不肯低頭認罪的桑偉川被當眾戴上手銬，罪名現行反革命，遭到逮捕。他被判刑7年，押往安徽白茅嶺農場勞改。

造反派沒有放過桑偉川60多歲的母親徐云英，這位老人，原本與兒子相依為命，身體不好，生活困難。造反派沖到她家，對她毆打審訊，把他推倒在地，她哭訴無門，幾次想自殺，又不舍得被關押的兒子，遂打消念頭。她戴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一日一日煎熬。兒子在勞改農場寫信來，說要讀書，叫母親寄書給他。母親沒錢，賣掉家里還值錢的物品，買來馬、列、毛的著作，一本本寄給兒子。直到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徐云英才看到了希望。

1978年，桑偉川被釋放回上海，還安排他住進上海市精神病院治療。許多工人學生從全國各地給他寫信，贊揚他敢于向四人幫斗爭的勇氣和骨氣。蘇州一位讀者說：你的勇敢和無畏精神感動我，你并不孤獨，許多人支持著你。一位工人來信說：你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有著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你敢于為捍衛真理而獻身！

桑偉川雖然釋放，他的冤案卻沒有平反。

十年浩劫，冤假錯案堆積如山，多少人翹首盼望，撥亂反正。

三、香花，還是毒草？

關于桑偉川判刑的事，遠在北京，同樣被批斗的作家周而復毫無所知。自從人民日報刊登文章引發全國批判大毒草《上海的早晨》浪潮，周而復于1969年底，被貶到河南信陽對外文委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他是干校“頭號專政對象”。

經歷6年苦難，1975年，周而復獲準回到北京，等候工作分配。1978年的一天，周而復接到一個電話，說上海市中級法院審理案子碰到難題，有個叫桑偉川的人被判刑7年，罪行是贊揚《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還不肯低頭認罪。法院來電詢問人民文學出版社：這部作品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若是香花，桑偉川就是冤案，應予平反。

周而復聞言拍案而起回答道：我為寫這本書被批斗，又在農村勞動改造幾年，我回北京已經3年，四人幫也已粉碎，《上海的早晨》就要再版，桑偉川怎么還是個罪犯？退一萬步，哪怕一部小說真是毒草，也不能因為有不同看法而判刑啊！

周而復 圖源網絡

周而復為此憤憤不平，在當年5月召開的文聯第三屆擴大會議上，他憤怒聲討這件令人發指的文字獄。他的發言，引發全體文藝工作者巨大反響，紛紛呼吁，四人幫在文藝界實行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所犯下滔天罪行，一定要清算。

周而復的聲討，文藝界呼應，引發群情激憤。

終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禮堂隆重舉行大會，宣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桑偉川同志予以平反的判決書。判決書讀完，全場掌聲雷動，人心大快。

隨后，周而復來到上海，他與桑偉川在賓館見面，兩人訴說各自的經歷，感慨不已。

周而復

1981年的一天，周而復途徑上海，徑直去了桑偉川家，他想看看桑偉川和他的母親，遺憾的是，桑偉川外出未歸，就此錯過，但是，能見到他的母親，與苦盡甘來的老人，互訴衷腸，很是欣慰。后來，周而復給桑偉川寄錢治病，希望他早日康復，他們互相通信，互致敬意。從此兩人建立友誼，通信往來。桑偉川終于明白，“《上海的早晨》事件的意義絕非僅為一部小說，這是政治斗爭的一種表現形式。我不畏當時權貴，逆潮流而動，反對強大的極左思潮，對歷史多少有了點貢獻。”

四、探望桑偉川

2017年1月20日，因王師傅傳遞的桑偉川信息，我和愛人周魯衛去看望桑偉川。

瑞通養老院坐落在上海楊浦區通北路888號，桑偉川住在306室34床。他的床位挨著窗，窗臺上養著兩小盆仙人掌，頂著粉紅色肉骨朵，在白色的房間十分顯眼。桑偉川坐在床邊一張陳舊的咖啡色藤椅上。我們自我介紹，握手。他淡淡地微笑，隨即沉默。

他臉色白皙清秀，殘酷的歲月沒有在他臉上刻上皺紋，他不像80歲的老人。即便微笑，眉宇間依然透出些許憂傷。他的背駝得厲害，整個人陷在椅子里顯得矮小。他說這是當年批斗造成，他被批斗過300多場，低著頭，脖子上掛著大大的木牌，還被推搡毆打，脊柱越來越彎，如今骨質疏松，再也直不起來了！我們聽了一陣唏噓。

桑偉川 2017年1月20日，上海瑞通養老院

他抬頭問我愛人周魯衛：你父親沒了？

是的，周魯衛回答，他是2004年1月8日去世的。

桑偉川點點頭，哦！然后沉默。

我說，桑先生，你為周而復的一本小說吃那么多苦頭，太不可思議，我們太歉疚了！

他說，這不是一部小說的事，我的經歷不是周而復先生個人情感能夠承受的，那是政治。

再次沉默。

我轉換話題，我說，很感激你煤氣公司的老同事王師傅與我通電話，我才知道你的情況。

他神情嚴肅地說：他是好人啊，是一個愛讀書的好師傅！

我們問他身體狀況，他告訴我們：前年腦梗昏迷，醒來就在這里了。

桑偉川與母親相守一生，文字獄使他失去戀愛的機會，他1935年出生，1978年平反后，他已是大齡青年，終身未能成婚。他在信中向周而復傾訴，說想找個伴，想成家。周而復告訴他，婚姻可遇不可求，緣分很重要，要等待機遇，桑偉川也認同。最終，他沒等來機遇。母親去世后，他一個人住，居委會不放心，幫他安排住進養老院，他說：我現在身體還行。

我給他帶去一堆書籍雜志，放在他病床上，我說：你喜歡看書，聽說你在農場還要你母親寄書，你媽媽賣掉家里的東西才有錢買書，她是個偉大的母親，以后你需要什么書，和我們說，我們帶給你。

他看著床上的書和雜志，淡淡地說：我這輩子，死在書里了！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任何有過桑偉川經歷的人，書是個極其刺激的敏感詞。不過 ，他又說，吃了那么多苦頭，還是想讀書，農場釋放回家近四十年，讀了不少書，上海作家的書讀得比較多，宗福先、陳村、王安憶，還有程乃珊，很多！他說在農場干完活能做什么呢，只有讀書。體力勞動再苦，比批斗會舒服多了，批斗要掛牌子，頭頸實在吃不消，可是干活，身體是自由的，讀書，思想是自由的。

這話讓我心里震動。為了一部小說寫評論文章被批斗過三百多場的人，依然對自由充滿真誠的渴望。

屋外有點冷，偌大的病房卻暖融融。十幾張病床，燈光很亮，病房門一開一關，病人、護工、探視者進進出出，我們斷斷續續談著話。

走廊里傳來飯車的聲音，飯菜香味飄了進來，開飯了！

我拿出紅包和禮物送給他，他搖搖手，我不要錢，錢對我有啥用？我的錢侄子幫我管著，又說：我坐牢7年，平反后政府賠我3千多元，按當時物價，3千元算很多了！

他平靜地敘說，我聽得很不平靜，七年監禁啊，才3千元賠償，他竟然很知足。他心里的創傷呢，失去的年華呢，如何彌補？誰來補償？我悄悄把紅包放進他的口袋。

我們讓他先吃飯，他硬是不肯。于是只好與他告別，我們緊緊握手，我說，電話留給你了，有什么困難告訴我們，我們想法幫你。他搖搖頭說：等死的人，有啥困難？

一時語塞，我說：你讀了那么多書，吃了那么多苦，你是反抗四人幫的英雄，你活著就有意義，我們都要向你學習的呢！他淡淡一笑，隨后又輕輕說了一句什么，我沒聽清：你講啥？

他說：……我喜歡安樂死。

我趕緊說：桑先生，生與死，不是我們自己能左右的呀！他說，我沒什么用了，不想麻煩人。

我無言以對，我能說什么？面對一個沒有婚姻沒有子女沒有伴侶的孤獨老人，這是我一生最失敗的對話，我只是，只是緊緊摟住他的肩膀，說著最無力的話：“要活著，好好活！”

回來后，我一直想再去看看桑偉川，他是十年動亂文字獄的受害者，我想把他的事一一記錄下來。我有許多問題想問他，但是他不愛說話，如果和他漸漸熟悉，或許他能對我敞開心扉。可是，想起他說的那幾句話：“我是死在書里了！”“等死的人有什么困難？”“安樂死”這些與死有關的話，讓我很怕再見到他。

隔了一年，2019年春節，我決定再去看桑偉川。我撥通了桑偉川的手機，語音提示：你撥打的電話是空號，我的心咯噔一下，隨即，打電話給瑞通養老院，電話轉接多次，他們終于幫我查了檔案，告知我：

桑偉川先生已經于2019年1月24日去世。享年84歲。

無限的悲哀略過心頭，腦海浮現桑偉川清秀白皙的臉龐。中國，一個當代文字獄受害者去世了！我的心沉下去，我非常后悔，沒能送他最后一程。

桑偉川去了遠方，與他母親相聚。阿根廷圖書館館長博爾赫斯寫過這樣的詩句：我在心里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桑偉川先生去的地方，一定是圖書館的模樣，他可以自由閱讀、自由思想、自由評論，那里永遠不會有文字獄！

五、拒絕遺忘

那位俠義心腸給我打電話介紹桑偉川的王師傅，此后與我通過數次電話。他把桑偉川事件中煤氣公司哲學小組被整成反革命集團的事件記錄下來，好幾千字，請我拿到《文匯報》發表。我說這事有點困難，我不是報社編輯，我們投稿的文章要通過編輯層層審查才能發表。他堅持讓我提交。我給他報社地址和編輯電話，請他直接寄給《文匯報》試試。他說不來事的，人家不認識我，只有經過你介紹才可以發表。我說王師傅，我真的沒有這個權力。他說你是周而復的家人，你是作家，你應該讓我把這個悲劇發表出來，否則對不起那些被整被抄家的哲學小組成員，他們中有幾個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我說文革被整的人千千萬萬，家破人亡的也不少，這些歷史很多已被記錄下來了，你放心，我們不會忘記！

王師傅不甘心，過幾天，又來電話。正說著，電話里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旁邊罵他：儂還要作死啊？儂不要活了？我嚇了一跳，隨即識相地掛斷電話。

又有一次，王師傅來電話，他在電話里繼續要求我把稿子寄給《文匯報》發表。我其實可以收下他的稿子，但明知不可為的事，我答應他就是哄騙。我說王師傅，你們煤氣公司發生的悲劇，還有十年浩劫發生的大事，許多已被記錄下來，成為歷史。我們老了，要保重身體，好不好？你要爭取長壽！他說：我不把這些事情告知天下，長壽有什么用？

電話里再次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對著話筒說：對不起啊，伊是腦梗病人，儂不要跟伊多纏！我趕緊說對不起對不起！掛斷了電話。

此后，王師傅又來過兩次電話，他說妻子收掉了他的手機，不讓他亂打電話。等她出門去，他找回自己手機，想和我說說話。我很同情王師傅，理解他的心情，他告訴我，他們的單位從前有多好，都被造反派搞壞了，他致死不能原諒這些人。他說他的記錄并非個人恩怨，而是為了桑偉川事件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人。聽得出他非常執著。他是病人，我只能安慰他，反復說，那個年代發生的事，大多被記錄，文革史也有出版，你放心王師傅，歷史不會忘記，你安心養病就是。

此后幾年，疫情來了，口罩來了，靜默封城，王師傅再沒來過電話。他比我大好幾歲，文革他們挺了過來，這一次他是否挺得過新冠疫情。我不敢撥打他的手機，那手機握在他妻子手里。她妻子是好心的，希望丈夫不要糾纏歷史不放，好好活下去。可是王師傅不甘心。

我想告訴王師傅，其實對《上海的早晨》的不同看法和爭論，一直都存在，這種爭論，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變化。問題在于，對一部小說是香花還是毒草的評論，不應該被批斗，不應該被判刑坐牢。

不能再有文字獄！

我在心里默默祈禱王師傅健康長壽，也希望王師傅放心，歷史拒絕遺忘，我們要有信心。

寫于2024年11月23日

修改于2026年4月14日

作者：王周生，1947年出生，作家、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退休），著有長篇小說《陪讀夫人》、《性別：女》、《生死遺忘》；專著 《丁玲——飛蛾撲火》、《關于性別的追問》等。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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