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園51號（西側）江澤涵、蔣守方夫婦

燕南園51號

文 | 徐泓

據數學家江澤涵先生的長子江丕桓回憶，他們家是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從老北大宿舍沙灘中老胡同32號搬進燕南園51號的。那時他已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兩個弟弟江丕棟20歲、江丕權18歲。

中老胡同32號的北大宿舍，由清末光緒年間瑾妃、珍妃娘家的王府改建而成，兩進四合院里先后住過30余戶北大教授，江家曾在那青磚瓦頂的平房里住過五六年。而燕南園則是西式別墅群，51號坐北朝南，一棟二層小洋樓，從中隔開分住兩戶，江澤涵家住西側，饒毓泰家住東側。樓前庭院開闊，門廊與矮墻圍合出一方小院，青磚鋪地、花崗石臺階，草坪鋪展，樹木蔥郁。江丕桓說，從1952年到1994年父親、母親先后去世，我家在燕南園51號住了四十余年。

江澤涵先生在這里教書、做研究、帶學生。42年如一日，深耕現代數學前沿，以《不動點類理論》實現關鍵突破，帶領弟子完成了創立中國拓撲學的代際接力。

一

19歲的江澤涵

江澤涵（1902—1994），安徽旌德人，家住黃山腳下的江村，地屬皖南古徽州，風景秀麗，粉墻黛瓦，文化發達。100多年前就有江村書屋，明清時期出過進士舉人百余人，民國時期有博士學士十余人。晚年的江澤涵在回憶自己童年時說：“由于故鄉的文風，人們對文章的崇敬，培養了我從幼小就有了讀書的觀念，能靜靜地、認真地讀書，并培養成能沉靜思考問題的性格。”

1917年江澤涵高小畢業考得第一，父親決定培養家中唯一的兒子繼續讀書。一個特殊的機緣助他北上求學，1919年江澤涵被南開中學錄取為二年級學生。1922年秋他考入南開大學理科，遇到了姜立夫先生，成為一生的轉折點。

姜立夫先生

姜立夫（1890—1978），浙江平陽人。出身農家，幼年失怙，由兄嫂撫養。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留美，與趙元任、胡適、竺可楨等第三批赴美，他先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繼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數學系，師從J.L.庫利芝（Coolidge）；他的博士論文《非歐幾里得直線球面變換法》，用代數與微分幾何方法研究射影空間與非歐空間對應關系。1919年獲數學博士學位。最后一年同時擔任哈佛大學另一位頂尖級數學家威廉·F.奧斯古德（W.F.Osgood，1864—1943）教授的助教，修讀博士后。

1919年10月姜立夫回到上海，行李只有兩箱書、一塊黑板。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把一座空教室的鑰匙遞給他，說：“先生，這里以后叫算學系。”于是，中國北方最早的現代數學系在一條長廊盡頭掛牌，初期僅姜立夫一人授課，史稱“一人系”。

江澤涵先生在《回憶姜立夫老夫子》一文中，講述了姜立夫先生如何指引他走上拓撲學之路：

1922年我考入南開大學理科，立夫先生是當時南開大學數學系唯一的教師。他為我講授初等微積分、立體解析幾何、高等微積分、高等代數、復變函數論，直至n維幾何與微分幾何。他講課極有章法，板書嚴謹，要求學生用方格紙做題，養成一絲不茍的習慣。我原本對文史哲抱有興趣，正是在他的課堂上，逐漸被數學的邏輯之美吸引，大二下學期毅然轉入算學系。

立夫先生對學生的要求，體現在每一份作業的批改里。他親自審閱，哪怕是標點符號的錯誤，也會一筆一畫改正。有一次我在極限證明中跳步，他沒有直接指出錯誤，只在旁邊寫了“再想想”三個字。我回去重做三遍，才補全了邏輯鏈條中最關鍵的環節。這份嚴格的訓練，成為我一生治學的底色。

1926年我從南開大學畢業，恰逢立夫先生接受廈門大學聘請。他第一時間聘我為助教，帶我一同前往廈大。那一年，我們同住一套房子，既是同事，也是家人。他白天教課、寫作，晚上便督促我備考1927 年暑假清華大學選派赴美數學專科生的考試——那一年，全國僅有一個名額。

備考期間，立夫先生為我量身定制復習計劃，從哈佛的經典教材到最新的研究論文，都親自挑選。他深知我偏愛幾何，卻特意提醒：“拓撲學是未來的方向，你要多留意。”那時拓撲學在中國尚屬空白，他已憑敏銳的學術眼光，為我指明了道路。深夜我做題時，常能看到他房間的燈還亮著 ——他在為我修改申請材料，連推薦信的措辭都反復斟酌。

1927年夏，我幸運地考取了那個唯一的名額。出發赴美前，立夫先生送給我一本他用過的《幾何基礎》，扉頁上題寫：“求真，求嚴，求新。” 他囑咐我：“去哈佛吧，那里有最好的數學傳統。”后來我才知道，他推薦的導師，正是他當年的恩師J.L.Coolidge教授的門生。

1927年9月，江澤涵乘“杰克遜總統”號郵輪赴美，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數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之后又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進行博士后研究，先后師從兩位著名數學家、拓撲學的奠基人。

一位是拓撲學“臨界點理論”開創者H.M.莫爾斯（Morse）。江澤涵的博士論文《論退化牛頓位勢的臨界點》（《On the Critical Points of Degenerate Newtonian Potentials》），就是把莫爾斯理論用于調和函數與變分問題，打通拓撲與分析，其核心結果被國際數學界稱為江澤涵定理。他1930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一位是代數拓撲學奠基人萊夫謝茨（Solomon Lefschetz，1884－1972）。1930—1931年江澤涵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師從萊夫謝茨（Lefschetz）修讀博士后，主攻不動點類理論（Nielsen 理論），這是他后來一生學術的核心方向。

1931年初，北大理學院院長劉樹杞以“姜立夫推薦” 名義，正式邀請江澤涵任教。江澤涵后來回憶：“當時我想到姜老夫子也是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后又任助教就回國教學的，我應該以他為榜樣，就接受了北大的邀請”。彼時北大數學系因經費長期拖欠，教學松弛、習題與考試形同虛設，江澤涵專攻的拓撲學在國內尚屬空白。赴任前，姜立夫對他作了至關重要的叮囑：“等到有了經過嚴格訓練的高年級學生，你才可以教一些拓撲學；反之，如果還沒有，你切不可在沙灘上筑大廈；要耐心從低年級的課程教起，隨班前進，先給學生以嚴格的訓練”。

江澤涵謹遵師命，第一學年僅在北大教授一、二年級基礎數學課，嚴格要求學生做習題、參加考試，即便遭遇部分學生罷課抗議，仍在院系支持下堅持原則。同時，他每周赴清華兼課，為陳省身、吳大任等研究生講授拓撲學——這是國內首次開設拓撲學課程。經兩三年深耕，北大數學系學風煥然一新，得以組織高年級討論班，研讀近代文獻、開展研究工作。

抗戰爆發后，北大、清華、南開南遷組建西南聯大，姜立夫、江澤涵同任數學系教授，江澤涵一度主持系務。姜立夫雖年過半百，仍承擔繁重課程，并專注圓素幾何研究；江澤涵則系統開設拓撲學課程，培養出一代青年學者。1940年以后，姜立夫出任“新中國數學會”會長，1941年又開始籌建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為戰后中國數學發展儲備力量，逐漸淡出教學科研一線。但他始終關注著江澤涵和拓撲學。

1947年夏，江澤涵獲教育部學術休假，原定計劃是重返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接續此前與萊夫謝茨的研究。臨行前，江澤涵收到恩師姜立夫從國外的一封來信，信中贊美H.Hopf“好整以暇，和藹可親。有大家之風”。江澤涵聽從了他的建議，改變了計劃，決定改去瑞士蘇黎世理工學院數學研究所H.Hopf處進修拓撲學。

1948年江澤涵在蘇黎世

多年后，江澤涵每每提及此事，都對恩師的遠見感激不已：“這是姜老夫子為我指明的最正確的方向。”

二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三校數學系合并，系主任資歷最老的江澤涵先生，坦然接受由最年輕的段學復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主任，他專任教授，主持拓撲學教研室，專注于不動點類理論與拓撲學人才培養。

江澤涵先生的辦公室就在燕南園51號自家的書房。書架上堆滿德文、英文拓撲典籍，墻上貼著復迭空間與纖維叢的草圖。拓撲討論班每周一次的討論，也設在燕南園51號客廳，幾張木桌拼在一起，江澤涵坐在主位，師生們圍著黑板推演、爭論。

從1953年起，江澤涵先生在數力系開設拓撲專門化班，這是國內首個系統培養拓撲學人才的教學單元，他親自編寫《拓撲學引論》講義，從點集拓撲、代數拓撲基礎講起，每節課都寫滿一黑板公式，課后答疑到深夜。江澤涵的教學與研究，始終帶著姜立夫的嚴謹底色。他要求專門化班的學生每周都要參加拓撲討論班。截至1960年，江澤涵先生主持了六屆拓撲專門化班，培養了近50名拓撲人才。其中他發現了一個出色的學術苗子姜伯駒。

姜伯駒先生

姜伯駒，1937年出生在北平的一個小四合院，父親姜立夫已年近半百。他童年的玩具是父親從美國帶回的彩色玻璃球，球里嵌著莫比烏斯帶模型。他天資聰穎，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時剛滿16歲。他回憶：“我三年級做學年論文，指導老師就是江澤涵先生。他給我一篇匈牙利期刊上的論文，我很快發現其歸納法論證有漏洞。江先生起初不信，讓我反復講解，最后認可并鼓勵我修正或推翻。雖未成功，但這件事讓我明白：做研究不能迷信權威，哪怕是大家。”

彼時的姜伯駒，不過20歲出頭，抱著一摞講義和文獻，快步走在燕南園西口那個“大上坡”，迎面第一棟小樓就是51號。江澤涵先生在書房里講拓撲學史，指著書架上霍普夫、萊夫謝茨的著作說：“我們要做的，不是跟著西方走，是要在不動點理論這塊‘硬骨頭’上，做出中國人自己的東西。”

1957年姜伯駒本科畢業，因成績優異被江澤涵點名留校，成為最年輕的助教。姜伯駒回憶：“1961年起，江先生逐步把拓撲學專門化課程交給我。1962年他‘脫產’攻關不動點理論，選了一個國際停滯多年的方向。他說：‘這個領域卡住了，我們師徒一起，把它捅破’。”姜伯駒正式成為江澤涵的科研助手，兩人的合作進入黃金期。

江澤涵引導姜伯駒從基本群入手，每次姜伯駒拿出論證草稿，江澤涵都反復說：“我看不懂，你再講透一點，比前人高明在哪里？”逼他把論證寫得更透徹、更本質。如此反復七八次，才形成最終成果。1962年，25歲的姜伯駒在反復推演中靈光一閃：引入基本群的一個特殊子群，能有效計算一大類空間的尼爾森數。他激動地跑到燕南園51號，在書房黑板上推演給江澤涵看。江澤涵站在黑板前，沉默許久，緩緩點頭：“對，就是這個，這是中國人的創造。”姜伯駒贊嘆自己的導師：“他選方向的眼光極準，一下就打開了局面。”

江澤涵與姜伯駒合影

這個子群，后來被國際拓撲學界命名為姜群（Jiang subgroup），對應的空間稱為姜空間（Jiang space）。1964年，姜伯駒的成果發表在《數學學報》，迅速震動國際拓撲學界——停滯50年的尼爾森理論，因“姜群”的提出重新活躍。美國數學家R.布朗在專著《萊夫謝茨不動點定理》中，專門用兩章介紹江澤涵、姜伯駒師徒的工作，并稱他們為拓撲學界的“中國學派”。

江澤涵同時指導的另一位研究生、1963年入學的石根華，這時也在攻克尼爾森數的實現，師徒三人形成“江—姜—石”核心梯隊，燕南園51號成為國際不動點理論研究的一個中心。

1966年“文革”的暴風驟雨，中斷了拓撲學研究的大好勢頭。燕南園51號被抄家，江澤涵遭到批斗，他的拓撲典籍被搬空。姜伯駒也被下放到京郊農場，白天挑糞，晚上他把羊圈門當草稿紙，偷偷推導“姜子群”。他常去燕南園看望江澤涵，兩人在院子里散步，只談拓撲：“復迭空間的應用，是不是可以再拓展？”“尼爾森數的實現，還有哪些特殊情況？”

1973年，國際拓撲學界再次關注到中國學派的工作，有學者來信詢問江澤涵、姜伯駒的研究進展。江澤涵得知后，不顧年邁體弱，開始撰寫《不動點類理論》專著，系統總結他與姜伯駒、石根華等人的研究成果。那時的51號已擠住進多戶人家，給江家祖孫三代留下僅有二層的一個套間。他不得已向系革委會借了一間辦公室寫作，但只能在系革委會不開會的時候使用。于是人們經常看到一位七旬老者，拎著一個書包、一個暖水瓶，蹣跚地來往于燕南園和數力系辦公室之間，星期天和節假日也不中斷。1976年初，他終于寫完了《不動點類理論》上冊，基于當時惡劣的出版環境，他自費請人刻鋼板油印100冊，為避免無妄之災，他署名“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數學專業”。

《不動點類理論》

1978年，終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江澤涵、姜伯駒、石根華因不動點理論的開創性工作，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79年江澤涵專著《不動點類理論》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學者在拓撲學領域撰寫的第一部專著，被國際同行譽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

姜伯駒:育人是我們的第一使命

1983年，46歲的姜伯駒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

燕南園51號的拓撲討論班，從江澤涵時代延續到姜伯駒時代。

江澤涵說：數學是長跑，跑的不是速度，是接力。

三

江世才一家人在北平（攝于1931年10月），后排左起：胡祖望、蔣守方、江澤涵、江冬秀、江靜秀，前排左起：胡思杜、江世才、江丕桓

在《數學家江澤涵》紀念畫冊中，這張照片的說明是：一家人在北平（攝于1931年10月）。

為什么在家人中出現了江冬秀、胡祖望、胡思杜？要知道他們是大名鼎鼎的胡適先生的夫人與兒子啊！查家族譜系方知，江冬秀的父親江世賢與江澤涵的父親江世才是兄弟。江冬秀年長江澤涵12歲，他倆是堂姐弟的關系，年幼時同住在江村一個叫“悅心堂”的大宅子里，姐姐在生活上很是照顧這個弟弟。

1917年12月，美國留學回來的胡適與江冬秀完婚，次年6月江冬秀來北平定居。1918年11月23日胡適日記：“得家母噩耗，即日南歸奔喪。江冬秀同行。”16歲的江澤涵在江村見到堂姐與姐夫，他日后回憶說：“冬秀姐知道我想讀書，就在胡適先生面前極力說我好學，希望他能帶我去北平。胡適先生答應了，說回北平時帶我一起走。”

摘胡適日記：1919年1月“從績溪上莊出發，攜江澤涵、侄子胡思聰一同北上。”江澤涵晚年回憶：“這是我人生的大轉折。”

胡適遺稿中保存有江澤涵致胡適的47封書信，是兩人關系密切的第一手資料。摘自江澤涵早期至胡適先生的信：

“1919年1月，隨先生、冬秀姐自績溪動身，經蕪湖、南京、天津到北平。同行尚有思聰侄（胡適侄子）。”

“去年（1919）1月，隨先生到北平，考入南開中學二年級。”

“初到北平，一切生疏，幸賴冬秀姐多方照料，得以安心讀書。”

“蒙先生攜之北上，始得脫離鄉塾，入新式學校，此澤涵一生之大幸也。”

“澤涵不才，唯知努力向學，以報先生與冬秀姐提攜之恩。”

1923年江澤涵在書信中多次提及南開轉系、是否學數學的糾結，最終在胡適的支持下確定了跟著姜立夫學數學。在史料爬梳中，我注意到胡適與姜立夫同是庚子賠款第三批赴美留學生，他知道姜立夫的學問和品行。

1927年9月家人在上海到郵輪上歡送江澤涵赴美。左起：胡適、江冬秀、蔣守方、江澤涵。前排的兩個小孩（左起）胡祖望、胡思杜。

胡適、江冬秀帶著兩個孩子胡祖望、胡思杜再次出現在江家珍存的老照片中。這張照片的說明：1927年9月家人在上海到郵輪上歡送江澤涵赴美。

1927—1930 年江澤涵在書信中頻繁地向胡適匯報留美備考、哈佛錄取、博士論文（拓撲學）的進展，得到胡適在經費、推薦信上的支持。

江澤涵1931年回國任北大教授、1934年起任北大數學系主任。此時胡適正在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任上，江澤涵與他仍有書信往來，多為匯報系務、師資聘任、課程改革、經費申請等，就系里重大決策請示，都得到了胡適的支持。

1940年西南聯大辦學期間，戰時的昆明極度匱乏國際前沿學術資料。胡適時任中國駐美大使，他給江澤涵寄來一本英文拓撲學新著，為節省郵費，撕去書的硬殼封面僅寄內頁，并在扉頁上親筆題字：I know nothing about science, but it may be useful to Zehan.大意為“我不懂科學，但澤涵可能有用”。江澤涵的兒子江丕權、江丕棟回憶：“姑父胡適從美國寄來一本新出的拓撲學著作，書到昆明，算學系所有人都來手抄。”“這本撕去外殼的書讓父親如獲至寶，立即組織拓撲研究組閱讀、開討論會。”不過談到這本書最后的命運，江丕桓說：“‘文革’一來，父親怕惹禍，把有姑父題字的那一頁撕了。”

江澤涵與胡適的書信往來，到1949年8月徹底中斷了。那一年5月，江澤涵從瑞士歸國途經倫敦時，收到胡適從美國發來的電報，電文：Go to Taiwan（到臺灣去）。在此之前胡適已多次寫信勸江澤涵赴臺，承諾在臺灣大學為他安排教職，希望他留在自己身邊。江澤涵1949年6月到臺灣時，胡適已赴美，但仍從美國寄信給江澤涵，再次勸他留臺。江澤涵在江冬秀家見到時任臺大校長的傅斯年，傅斯年當面轉達胡適的挽留之意，希望他留在臺灣參與臺大數學系建設。但江澤涵最終還是選擇返回北平，復任北大數學系主任，并致信胡適婉拒邀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卷25收錄有江澤涵1949年8月致胡適信：“弟已返平，妻兒團聚，決意在此辦學，望兄保重。”江澤涵在臺灣與堂姐江冬秀見了最后一面。之后僅能通過海外親屬零星互通消息，再無書信往還。

因與胡適的親屬關系，江澤涵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受到牽連，長期不敢與胡適家人直接聯系。江澤涵說：“胡適的信件，我是一封也不敢去看”。

1974年，胡祖望從美國寫信給江澤涵，詢問留在國內的弟弟胡思杜的情況。江澤涵當時不敢回復，將信上交組織；1976年以后才敢回信，告知胡思杜已于1957年去世。

江澤涵始終以胡適為人生與學術的引路人，晚年多次回憶起堂姐夫帶他北上、助他求學的恩情。

四

青年蔣守方

蔣守方（1905—1994），又名奎貞，浙江東陽人。1922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后轉入本科數學系，1926年后曾在廈門大學和上海大同大學借讀，192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系。1929年赴美留學，入哈佛大學Radcliffe學院半工半讀，1930年轉學至拉特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研究院數學系學習并獲數學碩士學位。1952年以后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任教，講授基礎數學。曾協助江澤涵完成中國第一本拓撲學教材的翻譯、《拓撲學引論》的編寫，以及不動點類理論研究的資料整理與校對。

為什么要為蔣守方專門作以上一條簡介呢？因為她被埋沒得太久了！在人們以往的印象里，江澤涵夫人就是一位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通過這次寫作，我才發現她也是一名數學家，留過學，獲得名校的碩士學位，在北大教過書，長期以來作為“第一助手”深度參與了江澤涵的拓撲學研究。她與江澤涵是一對令人稱羨的學術伉儷。

《數學家江澤涵和他的老師、朋友、學生和家人》

翻閱江丕桓、江丕棟、江丕權編著的畫冊《數學家江澤涵和他的老師、朋友、學生和家人》可知，他們父母的初識很可能就在姑父胡適家里，母親在那里做家教。

1927年夏，江澤涵與蔣守方低調完婚，婚后不久江澤涵即啟程赴美，胡適、江冬秀帶著兩個孩子陪著蔣守方，把江澤涵一直送到郵輪上。

1929年夏天，蔣守方跨洋赴美，到了江澤涵就讀的哈佛大學，他們租住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一處寓所，蔣守方進入哈佛大學Radcliffe學院半工半讀，我查了一下，這是一所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女子文理學院。

1930年7月，他們的長子江丕桓出生。隨后江澤涵赴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助教一年，蔣守方也轉學至拉特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研究院數學系，并獲得碩士學位。我再查了一下，這所大學即新澤西州立大學，其研究院數學系至今仍屬全美前25、世界前30的頂級公立數學強校。由此可見蔣守方所獲碩士學位的含金量。

1937年7月，江澤涵全家在北平景山東大街寓所合影。左起：江丕桓、江澤涵、江丕棟、蔣守方、江丕權

這張照片攝于1937年7月，江澤涵一家五口在北平景山東大街寓所。

江澤涵休學術假去美國進修一年回來，到家的日子是1937年7月6日，第二天七七事變爆發。

8月，江澤涵全家乘火車離開北平到天津，然后經南京、蕪湖、宣城輾轉回到了安徽旌德縣江村老家。一路逃難，江澤涵行李中只帶了兩本德文拓撲學專著。

1937年9月北大、清華、南開遷到湖南長沙，成立了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1月臨時大學遷到云南昆明，4月國立西南聯大正式成立。江澤涵奉召到西南聯大教書，他分兩次千辛萬苦地把家人從江村老家接到昆明，直到1939年5月，才在昆明郊外西山華亭寺內安頓下來。三個孩子均未入學，蔣守方在家啟蒙授課。江澤涵每天下山乘船過滇池，到昆明市內的西南聯大上課。

1945年年初，西南聯大在昆明西倉坡建了一個教職員宿舍，這是一個有23戶的大跨院，院內都是瓦頂平房。江澤涵一家住在第5號。

《拓撲學》

江澤涵在艱苦的環境中，1943—1945年發表多篇高水平論文，并翻譯《拓撲學》，成為第一本中文的拓撲學教材。這些成果中包含著蔣守方的心血。我注意到有幾篇回憶文章都談到：江澤涵的拓撲學著作、論文、講義，蔣守方幾乎都逐字逐句校過。她數學功底扎實，又極細心，是他最信任的“第一讀者”。

江澤涵多次表示：“夫人守方幫我整理文稿，照料家事，沒有她，我做不成什么事。”長子江丕桓對母親的評價：“她是全家的主心骨，再苦再難，她都鎮定自若。”

江澤涵、蔣守方夫婦

談到在燕南園51號渡過的歲月，江丕桓、江丕棟、江丕權回憶：

父親生活極有規律，每天早上準時到數學系辦公室，傍晚回家。在家時，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房看書、寫文章、研究拓撲學。家里沒有什么講究的陳設，最多的就是書，書架從地上頂到天花板。

母親也在數學系工作，主要從事教學和資料整理。她話不多，性格安靜，一輩子都在默默支持父親。父親的論文、書稿，很多都是母親幫助校對、整理、抄寫。兩人感情非常好，互相尊重，互相照顧，幾乎沒有紅過臉。

母親是父親的得力助手，也是最理解他的人。晚年，父親聽力很差，后來又患喉癌，說話困難，情緒有時不好，都是母親耐心陪著他、安慰他。

馮友蘭先生住在燕南園57號，是江家的鄰居，當年在昆明西倉坡時就與江澤涵家對門而居，他的女兒宗璞曾提及江老先生晚年的境況：“他老來聽力極差，又患喉癌，說話困難，常常十分煩躁，江家諸弟便開導他：‘看看人家馮先生，從來都是那么心平氣和’。”

江家諸弟指的是江丕桓、江丕棟、江丕權，而江澤涵先生總是隨著三個男孩稱宗璞為馮姐姐。宗璞說：“記得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正值修理房子，屋里很亂，江先生用點表示家具什物，用線表示距離，做了一個圖論的圖，以求搬動的最佳方案。他向我講解，可惜如對牛彈琴。江家老二說江先生的墓碑上要刻一拓撲圖形。想到這拓撲圖形將也摻雜在擁擠的墓碑群中，很是黯然。”

江家三子感念父母從小給于他們的家教與家風：“‘凡事要自立，不要依賴家庭、不要依賴親戚。’父親常講：‘路要自己走，學問要自己做，飯要自己掙。’母親常說：‘求人不如求己。’我們從小就自己洗衣、劈柴、種菜。”

江澤涵是拓撲學大家，蔣守方也是數學家，但他們從未要求兒子必須學數學，鼓勵他們依興趣選擇方向。三個兒子先后畢業于北大、清華，分別從事了力學、生物物理等領域的教育與科研工作。

1992年，江澤涵九十壽辰。江澤涵夫婦把所有的積蓄都拿出來，在北大數學系設立了“江澤涵獎學金”。

1994年3月，蔣守方因病去世，十天以后，3月29日，江澤涵與世長辭。小兒子江丕棟說：

“父母相守一輩子，最后在同一個月里先后走，僅差十天，像是約好了一樣。”

“他們一生同甘共苦，最后生死相隨，這是他們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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