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邵鳳麗 | “援法入禮”：當代春節禮俗建設的意蘊與路徑

“援法入禮”：當代春節禮俗建設的意蘊與路徑

作者：邵鳳麗

摘要：禮俗是春節的核心構成要素，承載著春節厚重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對于中國人而言，春節不僅是休閑娛樂時刻，更是通過祭祀、宴飲、拜賀等禮俗活動來調和人與自然、社會、家庭以及自我關系的神圣時刻。在當前社會環境下，春節禮俗的建設應積極融合現代價值觀念，遵循“援法入禮”的原則，將現代法律、法規所倡導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念融入傳統禮俗革新之中，以推動傳統禮俗的現代化進程，從而實現時代精神與禮俗傳統的和諧共生。春節禮俗的當代建設不僅有助于提升個人素養，還能將個人行為融入家庭榮譽和社會責任之中，助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關鍵詞：春節；禮俗；禮法

春節，作為中華民族傳統大節，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在辭舊迎新的特殊時刻，人們參與到一系列豐富多彩的節日慶典當中，通過對祖先和神靈的祭祀，以表達對過往歷史的尊重和緬懷，同時也寄托了對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愿景。此外，人們還通過相互拜年、聚會宴飲等方式，表達新年的祝福與問候。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春節期間的祭祀、宴飲以及社會交往等民俗活動，常常伴隨特定的儀式規范與行為準則，進而構成了春節獨有的禮俗體系。這一體系不僅凸顯了春節在歷史文化傳承方面的關鍵地位，也憑借其規范性和約束性，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與人際關系的和諧。

禮俗，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概括性詞語，呈現出將禮儀融入日常生活習俗的文化模式。從民俗文化的演變看，禮與俗之間存在著既對立又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關系，共同塑造了一個禮俗交織、以禮節俗的社會整體格局。在傳統社會，通過“禮法融合”的獨特機制，禮俗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要素。然而，自清末民國時期以來，這一傳統逐漸發生了轉變，法律逐漸取代了禮俗的地位，導致禮與法之間出現了明顯的疏離。面對當前建設新時代禮俗文化的迫切需求，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禮與法的關系。本文以春節禮俗建設為具體切入點，基于“援法人禮”的原則，探索重構當代禮俗文化的路徑。“援法入禮”原則的核心，是將現代法律、法規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尊重誠信、和諧友善等社會核心價值觀念，融入傳統禮俗的革新之中，旨在實現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和諧共生，共同塑造一個既繼承傳統禮俗精髓又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禮俗文化新形態。

一、春節禮俗的主要構成

春節期間，民俗活動異彩紛呈，涵蓋了祭祀信仰、宴飲團聚、拜賀祝福、娛樂休閑、藝術審美等方面。在這些民俗活動中，禮俗元素較為集中地體現在祭祀信仰、宴飲團聚和拜賀祝福三個方面。

首先是感恩祈福的祭禮。對于祭禮的重要性，《禮記·祭統》中明確指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此外，《禮記·祭統》還強調：“祭者，教之本也已。”在傳統社會中，祭禮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對神靈的敬拜，更是調節君臣關系、父子關系以及貴賤等級等家庭倫理和社會關系的基石。

對于中國人而言，祭祖不僅體現了對祖先的孝順與崇敬之情，而且是一種重要的禮儀活動，它能夠將家族成員緊密團結在一起，共同表達家族認同與歸屬感。春節祭祖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其根源可追溯至《禮記》中記載的“大飲烝”，這是一項在歲末舉行的盛大的祖先祭祀儀式。在上古時期，原本用于祭祀百神的臘祭活動，到了秦漢時期逐漸轉變為祭祀祖先的儀式。進入漢代，祭祖禮儀已成為春節期間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動，正如漢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所描述的那樣，“正月之旦，是謂‘正日’，躬率妻孥，潔祀祖禰。前期三日，家長及執事，皆致齊焉。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家室尊卑，無小無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婦、孫、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家族組織的發展，春節祭祖成為重要的家族禮儀活動。同治年間湖南《臨武縣志》：“‘元旦’，臨俗旦日預置香案，設花燭、茶果等物，舉家長幼男女皆夙興盛服，擇吉時開門，燒紙錢，叩拜天地，以祈一歲之祥。次謁祠堂，無祠堂者即于祖先堂具香燭、茶果、酒饌列拜焉，然后拜于尊長，其下各以長幼為序而拜。”

春節期間，人們通過祭祖禮儀表達了對血緣倫理的深刻認同與實踐，同時，又通過祭祀灶神、財神等神靈，表達了對自然倫理的尊重和敬意。祭灶這一習俗，其歷史可追溯至先秦時期的《禮記·祭法》，書中記載“王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為“灶”，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至漢代，祭灶被列入大夫所祭的“五祀”之一，與門神、井神、廁神、中霤神共同守護家庭安寧。宋代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描述了當時臘月二十四夜祭灶的情景，“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帖灶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門，謂之醉司命。”這一習俗一直延續至清代，顧祿的《清嘉錄》中亦有臘月二十四夜送灶的習俗，“俗呼臘月二十四夜為‘念四夜’，是夜送灶，謂之‘送灶界’。”直至民國時期，《新民縣志》詳細描述了當時祭灶的儀式，“二十三日向晚，置桌于灶神牌位前，或就釜蓋以上不另設桌，陳列秫米、谷草、凈水、麥糖各一碗。又用粱秸編制鞍馬、雞、狗三事。將灶神像撕下，家主爇香三炷，叩首，亟將神像及鞍馬、雞、狗一并焚化。燃紙炮于戶外，連呼灶王升天。后待新年接神，始設香供。又是日，俗名為‘小年’。” 這些歷史記載表明，在中國傳統中，祭灶作為一項重要的節日習俗，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與傳承。

春節期間，除了祭祀祖先和灶王之外，還有眾多神靈需要人們的供奉與祭祀。在中國社會，門神因其守護家園、驅邪避兇和祈求平安吉祥的寓意而廣受歡迎。人們習慣在門戶之上張貼門神神像，以此來確保家庭的安寧。門神的概念最早可見于《山海經》，而“神荼”和“郁壘”則被視為最早的門神形象。在《禮記·喪服大記》中，鄭玄的注解提到“釋菜，禮門神也”，這顯示出在當時已有門神的祭祀習俗。到了宗懔所著的《荊楚歲時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正月一日，人們會“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用以驅邪。明代以后，盡管人們開始用對聯替代桃符，但門神的祭祀傳統仍然得以保留并傳承至今。

此外，財神也是春節期間備受人們重視的神靈。清代顧祿的《清嘉錄》中描繪了人們急于迎接財神以求財運亨通的情景，“五日財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時酬；提防別處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頭。”“抱路頭”即“迎財神”。而在民國八年的《鳳城縣志》中，則記錄了人們在除夕時貼新畫、春聯，更換天地、灶神、門神等神像，并準備香燭、果品供奉財神的風俗。“三十日，是為‘年關’，人家各貼新畫、春聯，粘掛錢紙（有服者否）。天地、灶神、門神各易新像，斗插紙馬，幾上壓銅錢成串（名‘壓神錢’），外陳香燭、果品，謂‘供財神’。”不僅如此，春節期間，人們還會祭祀天地、井神等其他神靈。例如，光緒年間的云南《普洱府志稿》中提到，“‘元旦’，以香燭、茶酒、齋品供天地，祀井灶、家神、祖先。禮畢，向父母、尊長稱祝。”而在民國的《盱眙縣志略》中，則描述了除夕之夜的活動：“‘除夕日’，以盛饌祭祖宗于寢。三鼓后，繼續接祀灶神、天地、財神，男子無論老幼均行跪拜禮，女子則不與焉。”這些記載充分展示了春節期間人們對各種神靈的祭祀活動之豐富多樣。

春節期間舉行的祭祀活動，構成了民眾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體現了中國人的血緣倫理觀念與自然倫理觀念。通過祭祀祖先和各種神靈，中國人表達了對祖先的深切懷念與崇高敬意，以及對大自然恩賜的感激之情，同時也寄托了對家庭幸福美滿、生活平安順遂的美好愿望。這些祭祀活動不僅承載并傳承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還增強了人們的精神力量，充分彰顯了春節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鮮明的時代價值。

二是團圓宴飲禮。團圓宴飲禮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另一大特色，它根植于悠久的飲食禮儀傳統之中。從《禮記·禮運》中的“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到《周禮》中的“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都強調了宴飲禮在家庭、宗族以及社交關系中的重要性。

春節期間的飲食，相較于日常，被賦予了濃厚的禮儀色彩。早在南北朝時期，《荊楚歲時記》中記載：“歲暮，家家具肴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酣飲，請為送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為去故納新，除貧取富也。”歲末之際，家家戶戶準備豐盛菜肴，祭祀祖先，以迎接新年到來。即便是年夜飯后的殘羹剩飯，也需以特殊方式處理，以表達“去故納新，除貧取富”的美好祈愿。南宋時《夢粱錄》載：“家家飲宴，笑語喧嘩。此杭城風俗，疇昔侈靡之習，至今不改也。”春節期間，杭州城家家戶戶大擺宴席，宴飲歡笑的風俗歷經歲月變遷一直保留下來。清代蘇州，“除夜，家庭舉宴，長幼咸集，多作吉利語，名曰‘年夜飯’，俗呼‘合家歡’。”年夜飯不僅是一頓飯食，更是家人間情感交流與祈福未來的重要儀式。民國十五年（1926年）《興城縣志》中載：“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是日也，……備筵合家聚飲。至夜具新衣冠遍拜尊長，謂之‘辭歲’。合家或坐談或捏面餃謂之‘守歲’，……歸，煮面餃食之，謂之‘食元寶，喝元寶湯’。” 團圓飯作為春節期間最為豐盛的一餐，不僅是物質上的盛宴，更是情感與禮儀的集中展現。無論身處何方，漂泊在外的人們都會盡力歸家，只為這頓意義非凡的年夜飯，共同舉杯慶祝新年的到來，傳遞著家的溫暖與對未來的美好祝愿。

春節期間，除了豐盛的年夜飯外，還有其他諸多重要的飲食禮儀。例如，古代就有歲首飲酒的習俗，據《荊楚歲時記》記載，“凡飲酒次第，從小起。”又載：“董勛云：俗有歲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貢尊。正月飲酒先小者，以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后與酒。” 清代顧祿則描述了蘇州人在春節后相互邀請飲酒的風俗，“元旦后，戚若友遞相邀飲，至十五日而止，俗稱‘年節酒’。”而在民國時期的四川《新繁縣志》中，也提到了唐代長安的習俗，“《秦中歲時記》：‘唐長安風俗，每歲元日以后，遞相邀迎，飲酒賀節，號‘傳坐酒’。縣俗，于‘元旦’后競邀飲宴，謂之‘春酒’，蓋其遺也。”這些歷史記載不僅展示了春節期間飲酒的豐富禮俗，更凸顯了親友間團聚歡飲、共享和諧的溫馨氛圍。

[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姜彥稚輯校：《荊楚歲時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春節期間，宴飲禮蘊含了祈福的深刻寓意，從菜肴的選擇到敬酒的次序，每一個細節都富含特定的象征意義，這些不僅為節日增添了喜慶色彩，也寄托了人們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同時，宴飲禮也是親朋好友交流互動的關鍵場合，是家庭成員增進情感聯系的橋梁，可以有效提升個人身份認同和共同體的凝聚力。

三是拜賀社交禮。人無法獨立于社會、群體而存在，需要在社會群體中進行生活。社交禮主要是從社會交往層面對個人行為進行的約束和規范，以保證社會交往的有序進行。中國傳統禮儀中非常重視社交禮，在《論語》和《禮記》等經典文獻中都有體現和闡釋。《論語》中強調，“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在與人交往過程中，個體要重視“敬”與“恭”的表達。同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通過道德引導和約束，從而實現社交禮維護社會秩序、促進人際和諧的重要價值。在具體交往中，《禮記》中“禮尚往來”的原則進一步強調了人際交往中的互動性。因此，對于傳統中國社會而言，社交禮不僅有助于維護個人的形象和尊嚴，更能促進人際關系的和諧與融洽。

作為歲首慶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春節期間一系列豐富多彩的社交禮充分展示了傳統禮儀的深厚底蘊及其生活價值。拜年這一慶賀新年、表達敬意的社交禮，其歷史演變與發展歷程深刻揭示了春節發展特征。南朝時，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載，“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當時的拜賀主要是在家庭成員內部進行。唐代以后，拜賀的對象不再限于家庭內部，拜年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具有社交意義的禮儀行為。宋代的官僚顯貴、文人士大夫對拜年禮儀追捧備至。但是直至明清時期，拜年禮儀才發展成為全民共享的節日禮儀。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記載明代時北京城春節的拜年禮儀十分盛行。初一以后，京城里的貴族官員、普通百姓，紛紛出門拜年，“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蘇州人也很重視拜年，顧祿在《清嘉錄》中說蘇州人過春節時男女在家里給家長拜年之后，家長帶領諸人，“出謁鄰族戚友”，如不能親自拜訪，“或止遣子弟代賀”。即使平時因某些原因不愿相見的人，過年時也要相互拜年，彼此化解矛盾，“至有終歲不相接者，此時亦互相往拜于門”。作為傳統春節禮俗的重要構成，拜年不僅可以表達對長輩的尊敬與感激，增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同時也能加強鄰里和朋友之間的聯系。因而，作為年節期間社會交往的重要媒介方式，拜年不僅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更增強了社會整體的凝聚力與和諧度，在構建和諧、緊密的人際關系網絡過程中持續發揮著積極作用。

二、當下春節禮俗建設的價值意蘊

在中國文化中，禮的起源深遠且內涵廣博，它與制度、教育、宗教、法律及風俗等緊密相連，共同塑造了中國人的日常行為規范。禮主要由三大要素構成：禮義（或禮意）、禮儀（或禮法、禮文）以及禮器（或禮物）。禮義，即禮的內在精神與價值，它體現了禮的深層含義。《禮記·中庸》：“義者，宜也。”義是符合規范的行為思想，要不偏不倚，符合中庸思想。而禮義是專指禮的內在精神和價值，幾乎涵蓋了傳統社會儒家倡導的人倫、風俗、社會、政治等方面。禮儀，是禮在實踐過程中的儀式程序、行為動作等外在形式。古籍中常將禮與禮儀區別論述，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間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這里將禮與儀區分開來，禮是一個綜合體，而儀特指外在形式。關于禮儀、禮義的關系，古人多有評說。例如《禮記·檀弓上》記載子路云：“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余也。”這里的哀與敬是指喪禮、祭禮的內在意義，而禮則是指外在的禮儀形式。但是在后世發展過程中，隨著語言習慣的改變，禮又常稱為禮儀，因而對于禮與禮儀的具體所指內容，需要在具體語境中理解，不能簡單劃分。禮器，則是禮在實踐過程中所需使用到的各種物品。從三者關系角度看，禮儀、禮器是有形的禮的外在體現，而其精神意義正是禮所強調的，即“禮尊其義”。

春節是中國人舉行辭舊迎新儀式的重要時刻，全家人團聚一堂，鞭炮聲聲，共同展現著對未來幸福生活的熱切期盼。盡管如今社會不斷發展，春節的傳統習俗也面臨著現代化的挑戰與變革，但春節禮俗作為在人與自然、社會、家庭及自我關系處理中形成的獨特文化模式，具備在繼承傳統精髓的同時，不斷自我調整與適應的能力，以應對生活變遷所帶來的需求。春節禮俗的當代意義具體展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一是順天應時，辭舊迎新。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跨越千年，至今仍充滿活力，根源在于中國人堅毅不拔與持續不斷的堅持，以及他們擁有的不斷向前看的時間更新觀念。盡管外表上可能給人以穩重保守的印象，但中國人內心深處對改變現狀、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始終強烈。這種獨特的時間觀念特性，在中國的節日習俗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體現辭舊迎新的觀念方面，中國人創造了一系列富含象征意義的春節禮俗符號。這些禮俗，如臘月二十三送灶王爺上天述職，象征著對過去一年的總結與告別；除夕之夜接灶神歸家，則表達了對新年到來的熱烈歡迎與期盼；正月初五迎接財神，更是寄托了對未來財富與福祉的美好愿景。這些禮俗不僅體現了中國人對宇宙規律的尊重與順應，同時也反映了對時間流逝的敬畏之情，以及對舊歲的告別與對新年的期盼。盡管自然時間本身并無特定的人文屬性，但中國人卻為其賦予了深厚的文化內涵與象征意義。春節作為辭舊迎新的重要時刻，其核心意義之一便是代表了從過去向未來的轉變與更新。中國人深信，新的一年將帶來新的希望與機遇，而春節期間辭舊迎新的禮俗活動，則成為摒棄舊日困境與不幸，迎接新年好運與繁榮的象征。通過這些具有過渡性質的禮俗活動，中國人不僅實現了時間的更新，更在精神層面上煥發出了永恒的生命活力。

二是敦親睦鄰，友善和諧。社會性是春節禮俗的重要特點之一。春節是一個重要的社交時機，人們通過拜年、互換祝福、禮物饋贈等各種社交禮儀，拜訪親朋、結交新友，進而加強了社會聯系和交流，促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和諧，同時也傳承和弘揚了地方文化和民族傳統。春節拜賀和互祝美好的習俗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拜年，雖然辛苦，從本能上不情愿做，但出于年俗禮儀的要求，不得不做、不做不行從而主動去做，在大家都認真遵守拜年禮俗、自己也參與其中時，自己就能從中獲得從屬于這個群體的基于文化認同的滿足感，并由此覺得這種過年方式夠年味”。春節期間，家人、親戚、朋友和鄰居之間互相拜訪和饋贈，表達對彼此的關心和祝福，也增進了親情和友情，強化了自身的身份認同。

三是孝親敬祖，仁愛厚德。中國傳統文化尤為強調家庭的和諧穩定，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互親互愛。家庭倫理關系被視為社會和諧和個人修養的根基。作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在強化家庭倫理關系、促進親情表達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春節期間，人們會更加注重個人家庭角色的確認以及家庭關系和諧的強化，使得春節具有了突出的孝親敬祖和仁愛厚德的人倫特性。春節期間，人們回到家中，與父母、祖父母等長輩團聚，同時通過年夜飯、拜年等富有象征意義的禮俗活動，表達對長輩的敬愛和孝順之情。此外，春節祭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倫理觀念的重要體現，通過莊重而虔誠的祭祖禮儀，人們不僅緬懷先祖的功績與德行，表達對祖先的尊敬與感恩，更在這一過程中強化了對家族歷史與文化的認同感，體現了對孝道精神的傳承與弘揚。

四是以人為本，進取向上。中國傳統節日禮俗歷來強調對個體生命的關懷，尤其關注身體健康、長壽及吉祥幸福。給壓歲錢、守歲、飲屠蘇酒等，均源于對個體身體健康、生命長久的考量，從而形成的獨特的節日禮俗。給孩子們的壓歲錢、紅包寓意祝福他們茁壯成長，家庭聚會上的屠蘇酒象征著驅邪辟惡、祈求福祉，守歲則表達對新年的迎接和對生命長久的珍視。這些春節禮俗，無不反映出人們在辭舊迎新的關鍵時間節點，對生命的敬畏之情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

作為歲末年終大節，春節是中國人處理人與自然、社會、家庭以及自我關系的重要時間節點。古人將順天應時、辭舊迎新，敦親睦鄰、友善和諧，孝親敬祖、仁愛厚德，以人為本、進取向上的價值觀念蘊藏于一系列春節禮俗當中，讓人們在踐行節日禮俗的同時，感悟并傳承中華優秀價值觀念。

三、當代春節禮俗建設的實踐路徑

在探索構建當代春節禮俗的路徑時，追溯禮俗的歷史演變并從中汲取智慧顯得尤為關鍵。禮，其源頭深植于民俗之中，遵循著“因俗成禮”的邏輯，是在民間習俗的基礎上逐漸固化而成的行為規范。隨著時間的推移，禮不僅吸納并超越了這些習俗，更發展成為承載社會共同價值觀、衡量個體行為的重要標準。從根本上講，禮是社會秩序的基本準則和規范。然而，隨著社會的持續進步，社會規范體系逐漸擴展，法律應運而生，成為與禮并行的重要規范力量。荀子提出的“禮法”觀念，強調了“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認為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應體現禮的精神，維護禮的價值。這一思想在《唐律》中得到了深刻體現，該法典因嚴格遵循禮的精神而著稱，成為禮法結合的典范。

在探討人的行為規范與社會秩序時，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理論框架。美國學者孫末楠（William G.Sumner）提出了“俗、禮、法、制”的方法論，用以理解“民俗社會”中秩序的形成機制。而在對中國社會進行分析時，瞿同祖則運用“俗、禮、法”的框架，揭示了從習慣到法律的演變路徑。黃石則采用“風俗、禮、制”的分類，對紛繁復雜的民俗現象進行了系統梳理。梁漱溟則進一步指出，“社會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禮俗、習慣。一種秩序，即一套法制禮俗；而其社會之如何組織、如何結構，也即安排規定于其中。”盡管這些學者在分類上存在細微差異，如對概念的廣義、狹義理解不同，以及討論問題的側重點不同，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了在社會生活中，禮與法之間存在著緊密而復雜的關聯。鄧子琴曾指出在中國傳統社會禮與法作用相似，但是動因不同。“夫禮與法同為條理節度，以整齊規范人民者，而其異趣，則禮為內力推動，系自發性。法為外力束縛，系強制性。”雖然禮與法存在差異，但是在中國文化中能融合互通，“中國古代，則以禮融法。”鄧子琴認為中國古禮中包含了法令的意義。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禮與法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到了民國時期，出現了“以法代禮”，“而最近趨勢，則似欲以法代禮。”梁治平對此進行了總結，“回顧禮法之觀念史、制度史，大體可以說，三代以禮為法，禮、法無分；春秋戰國至于秦，法出于禮而獨立，儒法對立，禮、法分隔；漢以后，儒法合流，禮入于法，又造就一新的禮法秩序；而至晚清，西風東漸，世事不變，民主、法治觀念大興，傳統之禮法秩序無以為繼，至是，禮、法再度分立。”從前人對禮法關系的研究中可見，自漢代至清代，傳統禮儀之所以能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得益于其與法之間的協同一致，禮法相融合，盡管作用方式不同，但核心價值觀念長期一致，共同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秩序。

自20世紀初以來，“以禮融法”的傳統逐漸轉變為“以法代禮”，導致禮儀在正式制度和場合中的地位顯著下降以致消亡，但是作為生活規范的人生禮俗、歲時節日禮俗、祭祀禮俗等依然是民眾生活的重要構成，實現了中華禮儀文脈在生活中的綿延賡續。但是進入21世紀后，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以及社會結構調整，春節禮俗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打破了傳統的社區結構，鄰里關系日益疏遠，使得很多集體性的傳統禮俗活動難以組織和實施。同時，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也在發生變化，他們更傾向于追求高效便捷的生活，對傳統禮俗的認同感和參與熱情相對較低。此外，全球化趨勢也對傳統春節禮俗的傳承造成了沖擊。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多，西方的節日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逐漸滲透進中國社會，影響了年輕人的文化偏好。一些年輕人可能更傾向于慶祝西方的節日，而對傳統春節禮俗缺乏足夠的了解和興趣。在此時代背景下，要構建新時代春節禮俗文化體系，需要借鑒歷史智慧，以保障春節禮俗能夠與現代生活相融合。春節禮俗之所以要與現代生活相融合，源于其本身的活態屬性。《禮記·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南宋朱熹在編訂禮儀著述時也強調“因時制禮”，尊重時俗，“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圣人復起，其于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禮的傳統并非一成不變，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禮的形態內容、結構功能、意蘊價值等層面也要隨時代變化而發生變化。因此，當代春節禮俗建設應對傳統禮俗進行大膽革新和調試，以服務于現代生活為指向，充分體現時代特色。對于現代社會而言，禮的意義和價值已發生了重大轉變。在當今社會，禮治已不再是規范人們日常生活的主導制度，而應將傳統禮儀與人倫道德融入個人的私德修養之中。重建禮儀的過程應當在個人品德培養與私德范疇內展開，使之成為現代人多元化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這種重建，實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融合的過程，旨在構建一個基于自由平等原則之上的新型家庭倫理秩序。同時，重建傳統禮儀必須在尊重個體尊嚴與價值的基礎上進行，摒棄那些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的元素，同時保留并弘揚那些能夠體現親情紐帶與現代價值觀念的內容。因此，當代春節禮俗建設迫切需要與現代生活、時代精神進行融合。在如何進行融合方面，可借鑒禮俗發展歷史經驗，增強“法”的內容，但是需要明確的是這里的“法”，但它并非指某一具體的法律、法規，而是法律、法規中所體現的自由平等、尊重誠信、和諧友善等當代社會核心價值觀念。在具體建設方面，傳統禮俗應主動與當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結合，遵循“援法入禮”與“以禮行法”的原則使得禮與法二者相互滲透、融合，最終促進禮的更新發展及法的普及認同。“援法入禮”旨在將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融入對傳統禮儀的革新中，達到時代精神與文化傳統的和諧交融。而“以禮行法”則強調借助傳統禮俗的教化功能，提升公眾的法律意識與道德自覺，使現代法制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強制力，更是一種內在的道德追求。因此，當代春節禮俗的建設將成為一個連通古今的橋梁，消除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與現代法制精神之間的隔閡，將新時代的價值觀念轉化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實踐。這一過程不僅能促進傳統禮儀的更新，還將加速現代價值觀的廣泛傳播與接納，深化人們對這些觀念的理解與認同。

根據“援法入禮”原則，春節禮俗的實踐路徑主要體現在對禮儀內容和形式的調適上。首先，對于那些依然與時代生活相契合的春節禮俗，應繼續保存并弘揚。以宴飲禮中的年夜飯為例，這一習俗不僅承載著家庭團聚的溫馨時刻，更是尊老愛幼、孝親敬老等傳統美德的生動體現。在傳承這一習俗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將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如平等、尊重、愛與關懷——融入其中，使傳統禮俗更加貼近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傳承這一禮俗的過程中，“援法人禮”還體現在加強對青少年的禮儀教育上，讓他們了解并遵守傳統禮儀，例如教導他們在長輩入席前不得擅自動筷，用餐時要保持安靜，不得大聲喧嘩，以及如何在用餐過程中表達對長輩的敬意和感激。在餐桌上，我們還可以分享彼此的生活感悟和成長經歷，從而增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系。

其次，對于部分與現代生活節奏和價值觀不太契合的春節禮俗，需要進行調適和創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堅守核心內涵，創新形式。在“援法入禮”原則的指導下，應該保留那些與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相契合的春節禮俗，同時通過創新，使這些傳統習俗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這一過程中，我們既尊重傳統，又勇于創新，旨在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和諧共生。以祭灶為例，這一禮俗本是表達對灶神的感恩與祭祀，也是對家的認同，其禮儀意義至今仍有積極價值，但是這一傳統習俗原本涉及復雜的物品準備和儀式流程，使得它在現代生活中難以實際操作。在現代社會中可以對形式進行創新，采用更為簡潔、環保的方式來實現。例如，可以組織家庭成員共同制作象征性的祭品，這樣的活動不僅簡化了傳統流程，還增強了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與參與感。同時，通過講述祭灶的歷史故事和文化內涵，可以讓年輕一代在參與中深入了解傳統文化的魅力，從而加深他們對這一習俗的理解和認同。這種創新實踐不僅成功地保留了祭灶的核心意義，還使其更加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二是保存形式，調整意義。針對那些承載著時代意義的禮俗，我們可以根據時代發展調整其內在含義。以祭神禮俗為例，我們無須局限于對神靈的信仰和崇拜的單一理解，而應將其看作是一種傳遞感恩之情、延續歷史文化的方式。春節期間的祭神、廟會，都是給予人們機會向祖先、自然以及社會表達感激，同時尋求內心的平和與安寧。這種精神內核與現代社會所倡導的感恩、尊重及互助精神高度契合，生動展現了“援法入禮”中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智慧。

綜上所述，禮俗作為春節的核心構成部分，不僅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和文化價值，更是當代社會弘揚傳統美德、強化家庭紐帶、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載體。在當代春節禮俗建設過程中，應遵循“援法入禮”的原則，將當代社會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念有機地融入春節禮俗實踐當中，既保留禮俗的莊重與神圣，又賦予其時代特色與現實意義，促進春節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進而引導人們將個人的行為舉止與家庭榮譽、社會責任相結合，共同營造和諧、美好的社會環境，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

作者簡介

邵鳳麗，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民俗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先后在《光明日報》《民俗研究》《文化遺產》等報刊發表論文50余篇，出版《朱子〈家禮〉與傳統社會民間祭祖禮儀實踐》《家風家訓與鄉風文明建設：山西聞喜裴柏村的個案研究》等著作。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子課題2項，以及多項省級科研課題，獲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三等獎、中國民俗學會生命樹獎、遼寧大學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獎項。

原文刊于《民間文化論壇》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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