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翔：父親知道霍亂來了 | 天涯·散文·“我們的父親母親”小輯

天有際，思無涯。

點擊海報，一鍵訂閱2025年第6期

編者按

作家耿翔在其非虛構散文集《父親書》中所言：“我的文字，也是我立給父親的一塊石碑。”誠然，在這篇文章里，耿翔書寫父親走過了民國年間關中大饑荒的饑饉與蝗災，親歷了霍亂、麻風病的疫疾恐慌，以及與父親一同歷經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的余震的災難記憶······

“我們的父親母親”小輯中，肖思、傅菲、蔡瑛、耿翔把目光投放在自己的父親母親身上，生活的摩擦與哭笑，生命的成長與消逝，都在文字中留下印痕，并澎湃著情感的浪潮。

今日，我們首推耿翔《父親知道霍亂來了》全文，以饗讀者。

“我們的父親母親”小輯

父親知道霍亂來了

耿翔

被涇河攔回來的人

父親的成年禮，就是那場大饑荒。

確切地說，關中那場奇荒大災的伏筆，應該埋在民國十七年的夏天。

那時的父親，只有十幾歲，是一個失去了父親，在叔伯們的看管下，死后活過來的孩子。他住在飼養著牲口的草房里，每天的事情，就是擔水、割草和起圈，喂養著滿槽的牲口。寄人籬下的父親，懂得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提前學會。因此，從飼養著牲口的草房里出來，去到田野里，父親已經學會了犁地，也學會了割麥子。

那時的父親，還沒有災難意識。只要白天有一頓飯吃，晚上有一個地方睡覺，就沒有過不去的日子。他不會想到，在這塊土地上，一場巨大的災難，正在悄悄地臨近。它將用很長的時間，折磨和摧殘著這里的每一個生命。讓他們眼睜睜地看著：什么是饑餓？什么是瘟疫？什么是死亡？

人們要用五年的時間，在天地之間，上完這堂惶恐的生命課。

饑餓、瘟疫和死亡，也將伴隨父親，走到他的十八歲。

其實，在關中歷史上，還有一場更大的災難，發生在秦嶺以北的渭河一帶，史稱關中大地震，已經過去三百多年了。《明史》這樣記載：“（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陜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渭南、華州、朝邑、三原、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華岳、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這是世界地震史上，迄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距離三原最近的馬坊，那時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在地忽大震、聲如萬雷、川原坼裂的一瞬間，一定驚恐地看到了，自己身邊的高嶺山、五峰山和槐疙瘩山，是怎么晃動的。

從馬坊的上輩人那里，父親沒有記下這次大地震。

因此，他對災難的記憶，最遠是在民國十八年。

記得父親這樣說，民國十八年的前一年，地里一直干旱，麥子長不起來。到了收麥的日子，從地里收回來的，就是一把干枯的麥草。到了秋天，也沒收上秋莊稼，才知道一場大饑荒，正從關中平原上，越過禮泉的昭陵、乾州的乾陵，來到了永壽的虎頭山上。一年沒打下糧食，家家還能吃到口里的，就是積攢下來的一些陳糧。吃完了陳糧，到了年關，村上的男人，就背上褡褳，準備去后山借糧，卻被突降的大雪，困在了路上。

對于那場也降到鄰縣乾州的大雪，強文祥先生在他的《乾縣民國史稿》里這樣表述：“地面驟降暴雪，平地雪厚一尺有余，田間坎壕溝道形成的窖雪深可埋人，道路堵塞不通。積雪數月不化，樹木多被凍死。”

父親認為那場大雪，是老天要斷了人在地上活命的路，才劈頭蓋臉下的。

他也走在借糧的人群里。他的手腳，也被大雪凍壞了。

饑餓和寒冷，就這樣迫使馬坊人，走向大饑荒的深處。

熬過了年，也就是父親后來只要提起往事，都會提到的民國十八年。開春之后的土地上，沒落過一滴雨水。先是地里，起了一層虛土，再是麥苗，起了一層黃色。村東的澇池，一村牲口飲水的地方，也起了一層淤泥。只有一些野草，還長出一點精神。

父親說，那場雪災，把天上的雨水全部帶走了。

他沒有說錯。民國十八年的馬坊，莊稼沒有見過雨水，牲口沒有見過雨水，人也沒有見過雨水。沒有收下一顆糧食的人們，開始瘋了一樣想著糧食的事。從春天開始，打南邊過來的人，背著換糧食的土布，一群比一群多。馬坊人看見了，也跟著向北邊去了。身上沒背土布，就沿路乞討。

北邊是山，那里流淌著一條涇河。

山里再大，也是人煙稀少，存不了多少糧食。

被涇河攔回來的人，就想到挖著吃野菜。干得像瓦渣一樣的地里，能長出來的野菜，很快就被挖光了。于是，一村的人，眼睛都盯著看見的每一樣東西，看能不能代替糧食，填到肚子里去。父親說，那年他們吃過的東西，有當柴火燒的玉米芯、玉米殼，砸碎磨細，用水煮成很黑的糊湯。吃樹皮的時候，開始吃榆樹皮、香椿樹皮、洋槐樹皮，到了后來，臭椿樹的皮也吃過。

等到澇池里的水干了，村上有牲口的人家，就忍著心殺了牲口。吃牲口肉的時候，就是一家人，也是背過身去，不想讓熟悉那頭牲口的人看見自己的吃相。有人在宰殺之前，就哭著對牲口說：如果有下輩子，我變成牲口，讓你役使。

那一年，村里飼養的大小牲口，死的死，殺的殺，一個村子里，被一片死寂籠罩著。沒有了牲口的喊叫，偶爾能看見一個人，活著，走著，卻沒有聲音。

后來，有人在溝里挖到了一種很有黏性的白土，就試著吃了，果然能充饑。一村人就滿溝里尋找這種白土，還給它起了一個佛性的名字：觀音土。卻不知道，它是一種燒制瓷器的土。那時候，風從村子里穿過，帶不走糧食的味道。能帶走的，是家家在鐵鍋里炒著觀音土的味道。

父親說，這些東西吃下去，就像磚頭一樣，裝在腸胃里。很多人摸著自己的肚子，瓷實的一塊，村里人就說得了“臌癥”。那些死去的人，不是被餓死，就是得了臌癥，全是被玉米芯、榆樹皮、觀音土，結石在腸胃里，活活憋死的。

父親也得過臌癥，差點喪了命。

是他的姑姑，哭著把他從同樣處在大饑荒中，不知如何活命的叔伯家里，要了出來，領進馬坊村中，那座蓋得氣派的四合院里。父親記得，姑姑領他時，給了叔伯家里一些糧食。看見糧食的叔伯們，眼睛紅得要炸裂一樣。

父親一個人的饑荒，也就暫時結束在姑姑家里。

臉上落的全是蝗蟲

大饑荒帶著殺性，繼續在馬坊蔓延。

我從父親生前的一些口述中，好像在馬坊的大地上，看到了畫家蔣兆和的《流民圖》。按照他的記憶，每天都能看見逃難的人，從郭家嘴走上來，從營里溝爬上來。路上多是從乾縣、禮泉一帶，繞著五峰山下的河道，走了很多天的人。他們以為上了這土塬，在看見村莊之前，會先看見莊稼，至少會看見地里，還長著一些野菜。他們會顧不了顏面，也會放棄人世間，對人的所有行為的約束，而不顧一切地撲進莊稼地里，先生生硬硬地吃上一口，把一路上的饑餓，從腸子里壓下去。

這里讓他們失望了。地里沒有一棵莊稼，也沒有一棵野菜。干旱讓這里的地上，起了一層很厚的虛土，只要細風一吹，就直往人的身上落。他們在村頭，沒有看見一頭活著的牲口。他們看見的，是幾個灰頭土臉的人，也背上褡褳，走出了村子。

高嶺山以北，成了他們生死相依的方向。

一路走過去，新起的墳堆上，土還濕著。

饑餓也讓荒野里孤獨的狼，開始聚集起來，成群地出沒。它們學會了尾隨人群，這樣，不需要自己進攻，就會在這片被大饑荒籠罩著的天地之間，遇上饑餓而死的人。父親說過，那些吃了太多尸體的狼，它們的牙縫里，都沾了血。我能理解父親的話，就是他在那時見到的狼，比過去見到的兇悍多了。也是為了撕咬、爭搶、飽餐死者的尸體，它們把一身的狼性，徹底釋放在了人間。

因為對狼的兇殘記憶，我后來的成長，一直是父親揪心的事。記得小時候，沒有父親的準許，我是不能走出村子的。更不能去西壕里、北胡同那些空曠荒野的地方，就是去到莊背后，也是跟在父親的身后。直到長大了一些，才被允許跟著一群同伴，一起去地里挖草。因此，我在十歲之前，對村子里的地理，是一片模糊，不知道哪塊地里種著玉米，哪塊地里長著麥子。父親對我那樣的看管，其實是在心里，給他自己療傷。

那傷，就是那場曠日持久的大饑荒，日日夜夜落下的。

他看見的，他經過的，每一件落到他身上，都是一個傷口。

父親的臌癥，也奇跡般地好了。

那是他在姑姑家里，吃到了面食，那些結石在腸胃里的菜根、樹皮和觀音土，見到了熱飯熱菜，也就慢慢地化開了。其實，父親被姑姑領到家后，就請來了村中的老中醫，吃了好多中藥。那是一個中醫世家，我上中學的時候，那家人的孫子輩中，有一個還繼承著祖傳的醫術，在村上行醫。等到父親身上的力氣徹底恢復了，不愿意吃閑飯的他，就在姑姑家對門的園子里，幫他們喂牲口。

父親的姑姑家，是馬坊的大戶人家。連年干旱，讓他們種的地里沒了收成，但積攢在那座四合院里的糧食和銀圓，足以應對那場大饑荒。父親說，周圍村子里的牲口，都被殺光了，就姑姑家槽上的牲口，還被靜靜地飼養著。地里沒有了莊稼，牲口也就閑下了。晚上吃著草料，白天拴在太陽下，在它們的眼睛里，看不見一場大饑荒，正在戕害在耕種中役使過牲口的人。

熬到民國十九年，顆粒無收的秋收忙罷，老天下了一場雨。

落在地上的雨點，打起一地的虛土，起了一層土霧。

等到頭頂的一層土霧，落在了腳下，被大饑荒禍害得忘了世事的人們，這才靈醒過來：可以跟著落地的雨，種秋莊稼了！那些在村里等死的人，那些在村外逃難的人，紛紛回到土地上，收拾著農具。有人扛起木犁，才想起一村的牲口，都死在民國十八年了，就跌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場。

民國十九年，馬坊的田野上，那些沒有死去的人，都變成了牲口。

他們被套在沉重的木犁上，種下好些時日沒有見過模樣的莊稼。

父親在馬坊花園那塊地里，趕著他已經喂熟了的牲口，犁地的時候，被他的叔伯，以家里沒人種地為由，硬叫了回去。他放下扶慣了的犁把，放下吆喝牲口的鞭子，離開那座四合院，回到很久不見的村上，也被當成牲口一樣套進了木犁。

拉著木犁種地的父親，只盼著地里快些長出莊稼。

誰知死活種上的秋田，卻遇到了蝗蟲襲擊。父親說，不知道那些蝗蟲是從哪里飛來的，黑壓壓的一片，把天上的日光都遮住了。人們是親眼看著蝗蟲，從秋田里飛過去，地里的莊稼就不見葉子了，盡成禿筆，一片紅光。一群飛過去，又一群飛過來，伸出去的手一捏一把蝗蟲。有一次驅趕蝗蟲，父親實在困了，在地頭打了個盹，睜開眼睛，臉上落的全是蝗蟲，驚得他在地里跳著、跑著、叫喊著。

他應該是被蝗蟲當成田野里的莊稼，啃食醒來的。

人們用剩余的力氣種下的秋莊稼，就這樣被蝗蟲奪走了。

這是馬坊人在經歷了旱災、雪災之后，睜著眼睛看見的一次蟲災。

沒有了糧食，那些在村里等過死的人，挖著觀音土，繼續等死；那些在村外逃過難的人，背起了褡褳，繼續逃難。我的父親也丟下手中的農具，跟著村上的一群人，繼續走進那幅《流民圖》里，沿著北邊的那條涇河，不知死活地在天底下漂流著。

對于蟲災，我是有一些記憶的。那是在村上讀小學的時候，一年的春天，天氣持續陰著，見不到晴朗的天空，田野里的地氣，也就升不起來，正在起身的麥地里，生出了很多蟲子。我見到的蟲子，不像父親說的蝗蟲，是從天空飛來的，它們是附著在麥子的根部，安靜地吃著葉子。學校就組織我們，帶上笤帚和簸箕，順著麥壟，用笤帚往簸箕里掃。一趟掃下來，半簸箕的蟲子，就在地頭挖坑埋了。其實，麥子根部生出的蟲子，比起會飛的蝗蟲，只算是小的蟲災。

幾十年后，不只在馬坊，在我們能走到的土地上，蝗蟲這種災難，基本被消滅了。就是田地里那些有害或者有益的蟲子，也都被消滅了。

那是農藥帶給人間的奇跡。

我們不再遭受蟲災了，我們有足夠的糧食了。可是，我們不再饑餓的胃里，卻被殘留在糧食里的農藥深深地毒害著。我們的悲哀是：

在大饑荒來臨的時候，我們會集體惶恐著去逃難。

而對于殘留著大量農藥的糧食，我們卻吃得安然。

父親知道霍亂來了

在小區封閉的日子里，我讀著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

他在開篇這樣說：“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我的目光，始終在他的這些文字上，帶著我的心抖動著：“這么多盲人往那邊走，像一群羊進屠宰場一樣，照常咩咩地叫，當然，還要相互擁擠，這是他們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皮毛蹭著皮毛，相互聞著呵氣和氣味。”“屋里傳出喊叫聲，笑聲和馬一樣的嘶叫聲。”

我在他的小說中，看見疾病怎樣摧毀文明所珍視的體面，看見疾病給人們帶來的隔閡和疏遠，也看見疾病映照出人性的灰暗和冷漠。我在封閉的日子里，像一直聽見薩拉馬戈的另一句話：

“抵達火星，遠比靠近我們的同類更容易。”

從父親的記憶里，我知道大饑荒的時候，有的父母，為了給兒女一條活命，半路上賣了他們；有的女人，為了不死在逃荒路上，重婚嫁到山里一些人家；有的壯漢，為了不被饑餓折磨，竟然進山當了土匪。一個地方的世事，就這樣突然不像世事了。后來，我在很多村子里，看見一些呆傻殘病的男人，和一個小他很多歲數的女人過活，就心生好奇，一打聽，都是大饑荒逃難來的。她們中的很多人，在那里生活了幾年，又回到原地去了。一些回不去的，就是我看見的，她們最后也就老死在那里。

饑餓讓人到獸的嬗變，似乎很簡單。那個時候，為了一口活命的吃食，人們輕易放下了屈辱和尊嚴。父親多次講過的故事，我也在《乾縣民國志》里找到了真實的記載：“有的饑民把搶到的饅頭，塞進路邊的牛糞堆中，待追要的人散去，再取出來，用手一擦就吃。”

饑餓讓人真的變得像動物一樣了。

那個時候的父親，能在地里挖到的，就是婆婆丁的根。它的根很密實，盤結在地下，一挖一把。好像是神知道饑荒要來臨，有意在地下為斷了糧食的人們藏下的。而煮熟后的婆婆丁的根，卻像牛皮一樣，很難嚼斷，更難咽下。

嚼著婆婆丁的根充饑的時候，父親知道霍亂來了。

那是民國二十一年。由海運登陸的霍亂，先入侵上海，然后沿著鐵路線，慘烈地流行。當時的陜西雖然沒有鐵路，但西安至潼關的公路，已經開通了。禍害過豫西大地，到了潼關的霍亂，便沿著這條公路，肆虐地進入了關中。

霍亂之慘，有如虎狼，被民間叫成了“虎烈拉”。

父親說，那些染上霍亂的人，先是渾身發冷，冷得打擺子；接著上吐下瀉，眼眶塌陷，鼻梁也歪了；最后出現小腿抽筋，人就立馬亡去。他想不明白的是，那些染上病的人，肚子里沒有一粒糧食，怎么就吐個不停？也有人說，這是掏瓤子的病，只要染上了，整個人的腸胃，就像被腐化成了血水，一股一股吐出來，直吐到氣絕身亡。

抵擋不住霍亂的人們，就開始躲霍亂。

那個時候，發覺自己染上霍亂的人，就夾上一塊席片，背上一捆麥草，從村子里低頭走出去，在溝邊找一個放羊人留下的破窯洞，一個人住下來。白天在溝里，挖草根充饑，晚上躺在溝邊，等著病情發作。這樣赴死的人，在那時的每個村子里都有不少。沒有人知道在村外，在半夜里，他們是怎么死去的。有些聞到死亡氣息的狼，就蹲在遠處，一直看著那個人死去，才敢下口。在此之前，對于這場悲慘的死亡，那些兇殘的狼，卻是唯一的旁觀者和陪護者。

村子里的其他人，看著死去的人太多，都是用炕席卷了，埋在莊子的后邊，就集體逃離了村子。那些鎖了家門的人，一家一戶，就四散到周圍的山里去了。父親想到過去姑姑家，但看到那些躲霍亂的人，也就放棄了。他不知道姑姑找過他，他是一個人扛著一把?頭，沿著莊背后的那條路，翻溝去了高嶺山，在一個塌了一半的窯洞里住了下來，在一山的荒蕪和死寂里，躲過了那場霍亂。

霍亂過去后，活著回到村上的人只有一半。那一半沒有回來的人，就死在了周圍的溝里和山上。村上的人結成伙，去了溝里，去了山里，把那些破舊的窯洞都找了一遍，很想找到死者的一把尸骨。在那些年里，馬坊周邊的溝里和山里，經常出沒的狼群，成了霍亂之后的又一種恐怖。

霍亂過后，成年的父親帶著母親，再次進了馬坊村的那座四合院。

記得小時候，父親領著我去溝里砍柴，每見到一個破舊的窯洞，就說起躲霍亂時，一個死在這里的人的名字。后來，我在馬坊的山野里，只要看見住過人的地方，都有一種無名的恐懼，覺得那些地方，就是霍亂帶給馬坊的死亡之地。

那里，有一個塌陷在窯洞里回不了村的亡靈。

我也在馬坊見過一個走村串巷的手藝人。他的面相不只是丑陋，而是恐怖。每次見到他，我會有很長時間，在夜里睡不著覺。他的鼻孔是半截子，有一顆牙就戳在鼻孔邊上。他的嘴唇像被人用針線縫合過，很小，卻露出幾顆牙齒。他的聲音是從鼻腔里出來的，他的嘴唇不能自動張開，饅頭只能揉成碎塊，往嘴里慢慢塞填。父親說，那人命真大，得了霍亂，嘴鼻都塌陷了，還活過來了。

后來，我讀到一篇文章，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疾病對人而言，比性命之虞，更可怕的是“去人格化”。那些單純死于病痛的人，再多的痛苦和折磨，也無損他為人的體面。而像天花、霍亂這些扭曲人的面部或者軀體樣貌的疾病，才是人們真正恐懼的對象。

我見到那個手藝人的時候，霍亂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

為了生存，他放下霍亂時期的恐懼，也放下霍亂后期的體面，在流行過霍亂的大地上頑強地活著。

至于他活了多久，后來又是怎么去世的，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活過了霍亂時期。

合作得了麻風病

有天傍晚，母親正要點亮那盞放在炕邊的煤油燈，父親卻推開了屋門，帶著風雪的寒冷撲進來，說了一句話：合作得了麻風病。

聽了父親的話，母親的手僵住了，沒有再去點亮那盞燈。

那個夜晚，屋子里一直黑著。坐在炕上，我們的呼吸很粗。

經過霍亂時期的浩劫，馬坊人知道很多疾病，只要在人群中開始傳染起來，那是神仙也擋不住的。就像麻風病，不知怎么傳進來，我們溝西的渡馬，有一個村子，就是麻風病村。那個村子里的人，臉上沒有一塊地方不是疙疙瘩瘩的，看上去像是化著膿。他們住在村子里，從不會走出來，也沒人敢走進去。

久而久之，那里成了一個孤村。

知道合作得了麻風病，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很害怕的樣子。那些有孩子在村西的寺廟里上學的人家，更是緊張得不行。我那時正上小學，父母的害怕，也就從那天傍晚停下點燈的那一刻開始了。

合作住在北胡同里。他的父親，我叫窯里四爺。他和他哥犢兒，是他母親從河南帶來的，村上人都叫他們帶犢子。他們在山里住得很久，回到村上時，合作已長得槍桿一樣。他和我們念書的時候，走在哪里，站在哪里，都有同學們圍著。圍著看他的手臂，很長地吊在衣袖外，像兩把黑鐵錘；圍著聽他的口音，河南話攪和著陜西話，更像個侉子。

他那么高的個子，卻是處處怕人的樣子，大家就叫他“大炮”。

我們欺負著他的時候，也羨慕過他。那是他得病的前一年，他哥犢兒參了軍，他們家成了軍屬之家。那個冬天，我們多數人光著頭，臉被凍得紅腫，他戴著他哥寄回來的火車頭軍帽，在學校里大搖大擺。我們就搶他的軍帽，這個搶過來戴一會，那個搶過去戴一會，他的尖尖的頭，在雪地里反光。

沒人知道他的麻風病是怎么檢查出來的，也沒人知道得了病的他，被送到哪里去了，更不知道那里的醫生，是如何給他治病的，只知道從那個冬天開始，村里再也沒有合作了。

有人說，得了麻風病的人，都是一個人住在山野里，死活看天。

有人說，合作得了麻風病，那是軍人家屬，才沒被丟棄在山野里。

這么說合作是在不幸之中，托了他哥犢兒的福。

我們這些欺負過合作的孩子，就經常聚在一起，說著合作的一些事。有時放了學，我們不敢走大路，怕被村上的人看見，因為從那時起，合作的家里就沒人敢去了。我們就從癟子家的坡道溜上去，走過很多家后窯背，躲在對面的胡同邊，看他回來了沒有。我們經常等到天黑，也沒看見合作的家門被人掀開過一次。

他家的窯背上，那時種了很多花椒樹。往年花椒成熟了，整個西村的人都在那里摘過花椒。自從合作得了麻風病，村上再也沒有人去他家窯背上摘花椒了。那些紅成血的花椒，寂寞地開著，也寂寞地落著。沒人采摘的花椒樹，也就自然干死了，鐵黑色的樹枝，帶著一身的長刺，站在他家經常失去煙火的窯背上。

村上的人偶爾看見合作的母親，也是相互躲避著。

我能記起那個冬天里，合作的身上裝著很多花生，不時掏出一粒，在嘴里嚼著。在我們那里，花生是稀罕之物，多數人都不認識。合作告訴我們，他舅家在河南，那里的沙土地上種的全是花生。還說去他舅家，要在西安坐火車，還要過黃河。我們就在生長麥子、玉米和高粱的馬坊之外，記住了火車能開過的黃河，那里生長著我們沒有見過的花生。

整個冬天里，合作的嘴唇都是破著的，一直往外流血。

我們以為那是吃花生把嘴吃爛了，不知道他已經病了。

合作從村子里消失后，一村人都從心里挖掉與合作的交往。以為那是一攤稀泥，一攤帶病的稀泥，必須清理出去。我也忘了，合作給我吃沒吃過花生，合作的火車頭軍帽我戴過沒有。我最清楚的，是他笑的時候，那樣子很像哭。

合作的災難，就那么難看地掛在他的臉上。

一年之后，村里人知道合作的麻風病沒治好，他在外面死了。

也是一個冬天，合作被焚化了的尸體裝在一個木頭匣子里，送回了村上。合作是我們村有史以來，第一個被火化的。也是因為麻風病，合作沒有留下全尸，只有在烈火里，把自己和身上的病毒一起焚燒了。

村里人給合作釘了四頁板的薄棺材，把那個匣子放進去，埋了。

那天，合作的母親抱著合作穿過的衣裳、用過的東西，在墳里燒了。

也是那一把火，燒去了一村人埋在心里的恐懼。

埋了合作的第二年，犢兒復員回村了。他叫上村里的匠人，把他家的那院窯莊重新刨銑了一遍。換了鍋灶，換了炕席，換了家具。有人說，犢兒這是準備娶媳婦了。也有人說，犢兒這是要把麻風病人合作活著時留下的陰影，從家里徹底清理干凈。

穿著一身摘了領章也摘了帽徽的軍裝的犢兒，后來當了生產隊長。

找他說話的那些人，也忘了他的兄弟合作幾年前死于麻風病。

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聽說國家派人來了，住在溝西的那個麻風病村里，幫著人們看病。再后來，聽說聯合國也來專家了，在那里研究麻風病的防治，也從生存環境上改變他們的現狀。我們這些惦記著合作的孩子，就想他們要早來幾年多好，那樣麻風病就不會奪走他的生命了。

只要他活著，我們就能見到那時候很稀罕的花生。

麻風病已從我們那里消失了好多年。那個被稱為麻風病村的村子是否也消失了，我不得而知。記得我在縣上工作的時候，總想著去那個村子看看，但因各種原因，終歸沒有去成。

或許，是想著死于麻風病的合作，我才有意退避了。

雨聲包圍著防震棚

我和父親的內心都有了焦慮，應該是在1976年。

回村種地一年多了，到底是留在土地上，還是從土地上走出去，我們都日夜想著，卻都沒有一個辦法。看得出來，父親每天在用憂郁的眼神，不時地看著我，也不時地躲著我。我也覺得，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給一塊土地，也是一件很憋屈的事。

帶著這種焦慮，我和父親從那年的春天，走到了那年的夏天。

收麥子的時候，父親意外地用鐮刀割傷了自己。傷口是在左邊的小腿上，竟然有那么多的血，把一片割倒的麥子從麥穗到麥稈很醒目地染紅了。那染在麥芒上的血，在太陽的照耀下，像能聽見父親內心那種炸裂的聲音。

這得是使出多大的力氣，才能割下的傷口？

那一瞬間，父親肯定是看到我彎腰在麥地里，正在他的前邊，艱難地揮動著鐮刀，而心生出更多的焦慮時，一下子走了神，竟讓很遠地伸出去又猛然用力收回來的鐮刀，越過一片厚實的麥子，落在自己的小腿上。

父親用虛土和婆婆丁根上的白色汁液，涂抹在流血處。又從汗涔涔的衣服上，撕下來一溜布條，纏綁在腿上。父親瘸著腿，收完了地里的麥子，幾天后解開腿上的布條，不小心撕下一片肉，里邊全是發臭的膿血。坐在墻根下，父親用了很長的時間，把傷口里的膿血一滴滴地擠出來。我看父親咬著牙，每擠上一下，都像用刀切下一塊肉。我看得心疼，卻又幫不上忙。擠完了，父親從一個紙包里挖了一塊貒油，抹在了傷口上。他沒有去村上的醫療站，他的身上沒有可以用來包扎傷口和買藥的閑錢。

忙罷了，父親腿上的傷好了，我也臨時去了縣上。

我和父親心中的焦慮，也因此減緩了一些。

文化館召集了十幾個人，集中在永壽村采寫孫天柱的英雄事跡。他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永壽歷史上的第一個烈士。一次民兵演習，為了撲一顆沒有甩出去的手榴彈，他犧牲在同伴身邊。我們去了他的墳墓，去了他的家里，去了學大寨的工地，也去了村上的賽詩會。有一天，我們坐上卡車，去了鄰縣旬邑，參觀新修的方塊田。回來的時候，我們坐著卡車翻過頁梁，從舊縣城罐罐溝腦，過了虎頭山，進入離縣城最近的蒿店，看見西蘭公路上，站滿了揮手、喊叫的人群。我們站在疾馳的卡車上，聽不見人群喊什么，只聽見一路的風聲，從耳邊呼呼掠過。

到了縣城，才知道唐山地震了。那天是7月28日。

隨后，我們參加采寫的十幾個人也被解散了。

我回到村上的時候，父親正在門前的井邊，用玉米稈搭著防震棚。一個村子里，各家各戶都在自己的門前，搭著大小不一的柴草棚子，村上的干部也在挨個地督促著。看見我從縣上回來了，父親說不上高興，也說不上不高興，蹲在防震棚前，潦草地吃了一鍋旱煙，又動手干著沒有干完的活。

幫父親搭好了防震棚，我去了大隊。在搭在大隊院子的防震棚里，我每天的任務就是接聽上邊打來的有關防震的電話。不像以前在辦公室里，把門關上，可以讀書，可以看報紙。大隊院子的西邊是醫療站和代銷店，人來人往，很多人從那里出來，就坐在防震棚里打聽著一些事情。

一天中午，我想在父親搭的防震棚里躺上一會兒，發現我家的毛線口袋里裝滿了麥子，橫放在防震棚的口上。我的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淚水。我想到了，父親在土地上守了一生，他能隨時帶在身邊的也只有這些糧食。在他的心里，一把糧食就是他生命里的細軟。

我的印象是：唐山的地塌了，馬坊的天塌了。

那段時間里，馬坊一直下著雨。有天傍晚，雨下得特別大，下成了大白雨。公社通知說，各村要徹夜防震，把人集中起來，守在空曠的地方。那么大的雨，人不能戳在雨地里，大隊副書記玉德說，把學校的一排教室騰了，鋪上麥草，讓全村人住進去。教室的前邊是菜地，西邊是操場，一有情況，人就能從教室里跑出來，站到菜地里和操場上，也就安全了。

我是在雨地里，背著母親，踏著兩腳泥濘去的學校。

父親的身上披著一塊塑料紙，跟在我們的后邊。

半夜里，我從大隊出來，想去學校里看看，路過西村時，看見一點火星透過密織的雨，在我家的防震棚里時明時滅著。

我走了過去，看見了父親坐在毛線口袋上。

他說不放心防震棚里的糧食，就一個人回來了。

我沒有說什么，也沒有讓父親再回到學校里去。

父親在防震棚里，住了一個月時間。按說那個時候，不應該下那么多的雨，可天塌了的馬坊，就是陰雨連綿。好像季節被地震提前趕進了秋天，讓父親拖著僵硬的身體，潮濕得睡不著覺，每夜雨聲都包圍著防震棚。

等他被潮濕浸得渾身的骨頭更加麻木的時候，天才慢慢放晴了。

睡不著的時候，他可以從防震棚里走出來，繞著我家的莊子轉一圈。

隨著地里的農活多起來以后，防震的事情就松弛了下來。父親也拆了防震棚，把那一毛線口袋糧食又扛回了家中，才背上犁鏵，下到地里犁地去了。至此，父親在經歷了大災荒、大蟲害、大瘟疫和大地震之后，他剩下來的日子里，再沒有這么大的天災和疫情讓他置身其中，從而擔驚受怕了。

也是一個陰天，我扛著鋤頭，從村南的地里走出來，碰上副書記玉德，他說剛聽到廣播，毛主席去世了。我沒有反應過來，愣在地頭上，不知該怎么去接他的話。還是他提醒我，是9月9日零時10分。

回到家里，我給父親說了，他說這是比地震還大的事。

開追悼會的那天，我跟著各村的幾十個人，從公社出發，一路走到了縣上。設在縣中學大操場上的追悼會場，黑壓壓的幾萬人，站在滂沱的大雨里，聽著高音喇叭播放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追悼大會的實況。站在人群中，我的身上落滿了帶著哀樂的雨水。

我沒有去遮擋，任由它在我身上漂泊著。

那年十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公社廣播站工作。我背過通知我的人，捂著臉哭了起來。抹去壓抑在土地上的淚水，我告訴自己：天空在頭頂上，今天放晴了。

我去公社的那天，父親把我送上碾子坡，就轉身去了地里。

我看見他的那次轉身，是很輕松的，也是很愉快的。

他為了我，積壓在心里的那些焦慮應該消失了。

耿翔，作家，現居西安。主要著作有《長安書》《父親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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