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莫讓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成為兜底罪名
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或簡稱非法出售專票罪）一直被詬病的原因不是該罪名存在本身，而是司法適用問題。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或簡稱虛開專票罪）犯罪構成要件被逐漸厘清之后，當辦案機關無法證明開票方主觀上具有騙取國家稅款的目的，客觀上認定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證據不足時，就以非法出售專票罪兜底，由此導致近兩年來，該罪名數量激增。
很多原本以虛開立案、起訴，甚至已經開庭后，在2024年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后，再次組織開庭，變更罪名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要求具有騙稅目的，又要查明造成的稅款損失。在開票方與受票方通過網絡等方式進行交易，且案件可能牽連眾多的受票企業時，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處罰，辦案機關的證明責任非常大，當然難度也可想而知。
如果堅持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起訴和判決，很可能就達不到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
于是，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蔚然成風。
當一切以打擊犯罪為目標時，就不存在不構成犯罪的情形。自然就會造成刑法的無限擴張。
這種情況是人人都不想看到的，包括辦案機關。大部分辦案機關并不是為了辦案而辦案，而且還有這么大的證明責任，甚至可能承擔事后被追責的風險。
二罪為何能夠無縫銜接呢？主要在于量刑一致。
非法出售與虛開都屬于重罪，最高無期徒刑，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虛開還是有死刑的。如此嚴峻的刑罰，其危害性必然非常大。如果僅僅以行為定性，顯然讓行為人無法承擔刑罰之重。
之前我們討論過，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保護的是稅務機關發售專票的權力，其本意是打擊稅務機關工作人員和一般納稅人非法出售紙質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在金稅工程推行后，尤其是全電票模式推行后，紙質時代徹底結束，即便還保留紙質發票，與之前的空白發票也已截然不同。
因此，非法出售的變形就包括直接出售企業、稅務系統等變相出售的行為，這種行為按照非法出售處理，也直接反映了本罪本意是打擊出售空白發票和變相出售空白發票的行為。
基于此，虛開與非法出售就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在發票上填寫了相關信息，包括開票方和受票方等，而后者不體現任何信息。這才是二者最本質的區別。
但是，從行為后果上看，均屬于嚴重危害國家稅款的行為。但是，從犯罪構成要件上存在根本差異，犯罪構成要件直接決定證明責任和完成證明責任的難度，以及指控能否成立。
2025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典型案例中，法院在沈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中指出，“被告人沈某某利用公司平臺收取服務費，向沒有實際運輸業務的公司等單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導致國家稅款被抵扣，將本屬于合法的運輸平臺異化為倒賣發票的犯罪平臺，既擾亂了發票管理秩序，又危害國家稅收。
此意見將非法出售專票罪直接擴張到了非空白發票之外，但與此同時又從實質上與虛開專票罪的犯罪構成要件靠近。根據法院的意見，“國家稅款抵扣”似乎可以說也被列進犯罪構成要件。雖然并未區分納稅義務范圍內外，但本質上已經無限接近虛開。
基于此，我們就要嚴正指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已然發生了實質性變更，發票類型擴張，犯罪構成要件逐步明確，似乎不能再以行為犯輕易認定本罪。
此種傾向本質上也是因為本罪屬于極重量刑的考慮。如果僅僅以出售行為定罪，不考慮目的和結果，就會陷入罪刑失衡的境地。畢竟虛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造成納稅義務范圍之外的稅款損失，即在騙稅的情形才處以嚴峻刑罰。
如果按照典型案例的傾向，筆者倒是覺得非法出售愈發不應當作為兜底罪名。畢竟該罪犯罪構成要件所要求的證明責任和標準也不再那么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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