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不缺詭辯，缺的是共情

微博上有人感嘆，無法理解體制內的人怎么能對自己護照被收走反應如此平淡，難道安穩的生活就是一切？

底下有人揶揄：“‘平淡地接受’，這個段位，低了。我見過以收走護照為自豪的。原話是：‘他居然能自由出入國門而不受管理，可見社會地位也就那樣?！?/p>

自然也有人不以為然，有一位“real谷智軒”（不知是不是那位時政評論員本人）反唇相譏：

有一位在旁觀這場罵戰后，不屑地認為上述對立雙方都不過是陷在自己繭房里的可憐蟲：

網上不少人都說這場論戰著實精彩，但這其實是詭辯。

當 有人批判一種現象時，詭辯者的策略不是討論現象本身，而是攻擊批判者的姿態——這其實是向壁虛構的，難道批判體制內對護照態度的，就一定是什么矯揉造作的“世界公民”嗎？而把這兩種不同的立場看作是不分彼此、互為鏡像，又進一步攪渾水，最后消解了批判的意義。

當“三旬木”批判這一現象時，其論述有問題嗎？無疑是有的。

他的“震驚”意味著，他內心無法理解體制內的朋友為何能對護照被收走如此反應平淡，進而將之解釋為一種麻木：這些人滿足于已到手的安穩，“ 如果一切偶爾順利，比如沒有加班，正常放假，相親碰到平平無奇但是正常的人，他們甚至覺得幸?！?。

問題就在這里：他不自覺地采取了一種“外部視角”，這既讓他顯得“旁觀者清”，卻也表明他無法從內部視角出發去體會和理解當事人的處境。本來，他的“震驚”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他卻停留在這門口，并沒有走進去，多問一句：“他們為什么會這樣？”

這就好比你看到一個女性深陷在痛苦的婚姻里，卻又難以掙脫，此時僅僅震驚于她沒能像你期望的那樣做出明智的決定，那說不定適得其反，因為她需要的不是傲慢的“旁觀者清”，而是慈悲的共情理解：她之所以無法離開，肯定有著復雜的原因。

各國持有有效護照的人口比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手里有護照的中國人還不到12%（截至2025年7月，全國共1.6億本普通護照），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出過國，也沒覺得這是多重要的權利——這就好像你本來就對那些高檔餐廳沒什么興趣，那要是有一天被禁止去就餐，你可能也沒啥感覺。

如果本來也難得出國，那么護照被收走，對體制內的人來說，只不過是小小的不便，但如果力爭自持，必然就要跟單位鬧翻，自此辦任何申請都拿不到在職證明，護照到期也無法換新。也就是說，收益很小，代價卻很高昂：你得在旅行自主權和體制內工作之間二選一。何況，本來進入體制就得放棄掉一部分自主權，再多放棄掉一點又怎么了？

當然，在“平淡接受”的外表之下，同是體制內的人，心態也形形色色：有的人將之視為必須遵守的紀律；有的人本來就無意出國，真心擁護；有的人只是無奈接受；確實也有人自豪地看作是特殊待遇，但也有人不過是自嘲……不論如何，就像我一位體制內朋友說的，這樣的事多了，你就會覺得，“不然又能怎么樣呢？”

這與其說是那種“爭取權利，活出自我”的做派，不如說是一種生存之道：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利，找到能安穩度日的一個蘿卜坑，熬過這漫長的一生，太太平平就好。

人都有自我合理化的本能，因為無論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如果你不能認同這種活法，那必然會相當痛苦，因而每個人都會生出一種自發的沖動，說服自己相信那就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你心底里清楚這并不是真正好的，那么這種自我欺騙是無法承受真實的：當被人戳破時，難免感到分外刺痛。

對中國人來說，“過日子”具有存在論的意義，他們想聽到的是理解，而不是那種“你這活法不對”的批判，這會被自動視為對他整個人格的否定，為了避免內心坍塌，本能的反應就是直接攻擊批判者，因為這是恢復心理平衡的最簡單辦法。

這樣，彼此處境的差異，最后往往使得爭論焦點模糊，偏離了方向，陷入雞同鴨講的境地。因為詭辯者的目的并不是爭論問題本身，而是在表達一種情緒，是“對人不對事”的——當他把批判者扭曲成一個可笑的形象時，就獲得了一種自我安慰：我無須聽這種人說三道四。

也就是說，他們關心的并不是問題本身，而是提出問題的人，哪怕他們自己也知道有問題，但你說出來，他們就疑心你不懷好意，旨在讓他們丟臉，于是反過來質疑你沒有資格批評。

2005年冬，我第一次去東北，在去長春的火車上，鄰座得知我是上海來的，感慨“上海好啊”，然后就滔滔不絕地數落長春這些年來城市發展的種種問題：轉型緩慢、經濟缺乏活力、年輕人看不到希望……聽到后來，我都有幾分尷尬，說：“其實上海也有自己的問題，像長春這樣的小城市自有其好處?！彼戳宋乙谎郏瑖@了一聲：“長春再怎么說，也是三百來萬人的大城市，怎么在你們上海人眼里，就成小城市了？”

這是我后來在各地訪談中一再遭遇的現象：很多地方的人并非不知道本地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有時甚至自己也有尖刻的批評，但你務必小心翼翼照顧他們的自尊心，因為批評家鄉乃是他們留給自己的一項特權——同樣的一番話，他們自己說是“愛之深責之切”，從我嘴里說出來，就難逃被譏諷“上海人的優越感”。

不得不承認，這種模糊問題焦點的戰術，在現實中確實有效，然而這一成功卻是有代價的：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問題本身仍然沒有解決——如果連面對問題的勇氣都沒有，那談何成長與進步？

到最后，針對我們這個社會的任何批判，都會被消解成“無意義的爭論”，因為在一些看客們眼里，彼此都不過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比誰更高明——這表明，這些看客盡管抱有一種置身事外的心理優越感，但實際上早已喪失了相應的判斷力。

理解當事人的處境當然有必要，因為缺乏內部視角的批判，常常不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也難以準確地擊中問題的關鍵。然而，如果公共討論的目標是為了通過批判現實、促進反思，那么，重要的就不是誰在說、有沒有資格說，而是他說得對不對。

現代社會早已不是傳統那種熟人社會，單看一段陳述，你很難猜中對方是由于什么樣的經歷、又出于什么樣的動機，單憑自己一廂情愿的想像，除了迂回地表達一下自己的怨懟之氣，其實沒什么意思，那甚至根本談不上“辯論”，卻徒然增加了溝通成本。

出現這種狀況，缺乏公共討論的規則當然是首要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也是因為能好好說話的人太少。“好好說話”并不只是脾氣好，那是一種能力，意味著此人能不卑不亢地清晰表達自己的觀點、堅持自己的立場，但也能心平氣和地面對異議，簡言之，這是人格成熟的外顯。

我當然也清楚，到如今，人與人之間的處境相去甚遠，想要讓參與公共討論的人有耐心去共情他人，不免強人所難，太多人都不過是直覺反應，發泄一下情緒罷了，但我相信，真誠的表達，自會有人看見——正因當下的輿論場如此一言難盡，我們才深知找到一個能好好說話的人有多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