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照片總覺得清朝人很丑，那是因為這四點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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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極簡中國近代史系列的第31篇，感興趣的可以瀏覽前面章節(jié)。

歷史課本里你見過這張圖吧。

這是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選送去美國留學的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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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再看看數年后的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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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同一批人，你敢信？

為何會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是因為他們擺脫了四個方面的約束。

一、時代

二、服飾

三、辮子

四、營養(yǎng)

1872年，在中國第一位耶魯畢業(yè)生容閎的運作下，清政府最終同意了每年派出30名，4年共計派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學。

這些孩子都是貧苦人家出身，在家時吃不飽也穿不暖，更沒有機會接觸科學文化知識。

來到美國后，他們分散居住在周邊的美國普通家庭中。脫離了清政府統(tǒng)治下壓抑沉悶，死氣沉沉的中國。幼童們如饑似渴的吸收著先進的知識，補充著身體發(fā)育所需要的營養(yǎng)。

同時，他們也開始嘗試擺脫清廷套在身上的種種枷鎖，他們脫去了身上導致行動不便的清式長袍，剪掉了辮子。

換上精神衣服，梳起了分頭，臉上洋溢著自信陽光笑容的他們，仿佛昭告著世人，當挪走壓在身上的全部“四座大山”，清朝人一樣帥炸天際。

然而，這些舉動被清政府視為不祥的征兆，認為幼童們已經開始“夷化”，已經不再服從自己的管教。

對孩子們剪去長辮的做法更是定性為離經叛道，欺師滅祖。而這也為整個留學事業(yè)的命運蒙上了一層灰暗的面紗。

那么，雙方之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沖突，孩子們?yōu)榱思羧ラL辮，又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呢？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其中的故事。

上一篇我們說過，由陳蘭彬和容閎分別擔任出洋肄業(yè)局的正副監(jiān)督，帶領幼童們漂洋過海來到美國，三三兩兩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普通美國人家中。

不得不說，這些信奉教義的寄宿家庭，都是一些純真善良的人，他們給予了這些幼童家人一樣的關心。

第二批幼童李恩復被分到了斯普林菲爾德的威利夫人家，威利夫人一大早就乘著馬車前往迎接，一見到孩子她就熱情的給了個大大的親吻，讓不習慣西方禮儀的李恩復滿臉通紅，羞的說不出話。

第三批幼童朱寶奎抵達當天，寄宿家庭便為他們整理好衣服，準備好書桌、床鋪。兩個孩子同睡一張大床，床上早已鋪好了干凈的被褥。

女主人還細心地將幼童們使用的手帕縫了邊，囑咐孩子們拿蘋果來送給中國的師長，可見這些美國家庭不僅在生活上對幼童關懷備至，還精心地培養(yǎng)他們的言行品格，使得孩子們落落大方，舉止得體。

在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幼童的得到了飛速的成長，而且和寄宿家庭間也都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終其一生都念念不忘。在幼童們后來的回憶錄中，類似的記述屢見不鮮。

第一批赴美幼童黃開甲，在美國受到巴特拉夫人一家的熱情款待。回國以后，他致信巴特拉夫人，在信中寫到：“你的家庭曾給我許多愛和啟示，使我永念不忘。下次有機會赴美，我將首先來看你們，是您的家庭才造就了今日的我。”

還有寄住在美國人威利·諾索布家中的羅國瑞。他在1907年寫給威利的信件中說：“讀您的信，使我回憶起在西海芬我們共同的童年。那里有海灘與樹林，我相信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就是在那里度過的。人人是那樣和藹可親，而最使孩子們念念不忘的是那豐盛可口的食物。就在這種無憂無慮的環(huán)境中，我們共同步入成年。”

正如第二批幼童溫秉忠在回憶錄中所說，美國老師及監(jiān)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銘感不忘。“家長式的愛護”，這可以說是至高無上的評價了。

在享受關懷的同時，孩子們也在用他們的勤奮和努力，回報著這一切。有的孩子還因為學習過于刻苦，夜以繼日，導致生病住進了醫(yī)院。

他們有的有著優(yōu)秀的語言天賦，鄧世聰和陳巨鏞分別獲得哈特福德中學拼寫比賽一二等獎；霍普金斯語法班的李恩復獲得英文和希臘文第一名，周傳諤獲得拉丁文和書法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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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有著令人驚嘆的體育天賦，日后成為大清外務大臣的梁敦彥是最佳投手。鐘文耀是耶魯大學劃船隊的隊長和舵手，校際比賽經常由他指揮，由于他高超的指揮和技術水平，使耶魯大學連續(xù)在1880年和1881年擊敗了哈佛大學劃船隊，蟬聯(lián)冠軍，他也因而受到了同學們的敬仰。

據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白杉菊回憶，鐘文耀會事先到要比賽的河道，把準備好的木塊扔進水中，觀察風力如何推動木塊在水中運動，從而推知水流和風會如何作用于行船。然后，在比賽指揮時便胸有成竹。

如此優(yōu)秀的表現(xiàn)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身邊的美國女孩子再也看不上美國男孩，她們認為這些來自中國的青年很英俊，很優(yōu)秀。這也讓美國男孩嫉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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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讓人感動得是，這些孩子雖然身在異國他鄉(xiāng)，享受著優(yōu)渥安逸的生活，但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國家。

那幾年哈特福德高中的畢業(yè)典禮，留美幼童奉獻了一個個經典的演講。比如梁敦彥的《北極熊》，痛斥了沙俄侵吞中國領土的無恥行徑。蔡紹基的《鴉片貿易》，揭露了英國可恥的鴉片貿易，并代表那一批留美幼童，用英語喊出內心的聲音：“中國沒有死，她只是睡了，她終將會醒來，并注定會驕傲地屹立于世界。”

是的，如果清政府能一批批的堅持派出優(yōu)秀的青年，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知識，中國是有可能像日本一樣，在近代逆勢崛起的。不過很可惜，清政府的頑固和落后，讓他失去了這樣一次絕佳的機會。

在幼童們迅速融入當地社會，飛速成長成才之際，他們同清廷的矛盾也開始愈加尖銳。

1875年，第三批幼童赴美后，容閎獲得清政府批準，在哈特福德市中心修建的出洋肄業(yè)局大樓也正式啟用，這是一棟三層的精美建筑，畢竟，清政府一向是把臉面看的高于一切的。

然而，就是這棟本應當被幼童們當做溫暖的家的精美大樓，卻被大家唯恐避之而不及，還給起了一個可怕的稱呼：地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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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變成了“地獄”，這跟出洋肄業(yè)局的正監(jiān)督陳蘭彬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曾國藩和李鴻章之所以選用陳蘭彬作為出洋事務的正監(jiān)督，而讓明顯更在行，更懂美國的容閎作為副監(jiān)督，是有自己的考慮的。

首先，陳蘭彬跟曾國藩搞過洋務，對西方的科技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幫助幼童更好的學習。其次，他是翰林出身，這個身份則有助于讓朝中那些頑固的守舊派們更好接受。

換句話說，陳蘭彬是一個洋務派和守舊派都能接受，雙方妥協(xié)后的任命。

而這也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站在支持留學的曾國藩一方，更希望幼童們能多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把時間都用在這上面。

然而守舊派則要求幼童必須分出大量的時間接受中國的傳統(tǒng)教育，要讀經史，拜孔孟。尤其要求進行忠誠教育，要對皇帝進行遠程跪拜。防止這些孩子被西方文明所“異化”。

站在今天，我們很難說孰對孰錯，畢竟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雖然有糟粕，但也有許許多多的精華。國學和西學同時學，是沒有問題的。

但站在當時看，很明顯曾國藩的要求更加務實。中國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了。幼童留學的機會很難得，清廷需要撥付大量經費，負擔沉重。在這種時候，應當分清主次矛盾，把有限的學習時間都用來吸收更多更寶貴的現(xiàn)代科學知識。

至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等到將來回國后慢慢再補習也不遲。至于那些忠君愛國教育，更是多余。事實證明，雖然這些孩子們吃著面包喝著牛奶，但是絕大部分，終其一生，都完完全全的忠于自己的祖國，為祖國奉獻了自己的畢生所學。

可是，作為局內人的陳蘭彬，卻很難完全不去顧忌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他見識過朝野輿論積毀銷骨的威力，連奕訢、曾國藩這樣的人物都抵擋不住，更何況小小的自己。

因此陳蘭彬為幼童們制定了許多的條條框框，比如帶領他們誦讀《圣諭廣訓》、舉行遠程跪拜大清皇帝的儀式，并且為了讓孩子們有更多的學習傳統(tǒng)文化的時間，他還會干預諸如做禮拜、踢足球、穿西服等瑣事。

同時，陳蘭彬和容閎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愈發(fā)尖銳。在接受傳統(tǒng)儒家教育的陳蘭彬看來，幼童理當保持“長衫馬褂”的裝束，以示效忠清廷；參加戶外活動和體育運動則屬于“沉迷游戲，荒廢學業(yè)”的不端行為，因體育活動而改換服裝，則更是屬于“大不敬”。

但容閎認為體育鍛煉對學生的身心健康具有積極作用，反而鼓勵學生參與體育活動，更不會因為學生參加運動更換洋裝而反對。

在學生參與禮拜這一問題，陳蘭彬禁止學生參加宗教活動，認為這是西洋邪教。然而容閎本人是基督教徒，并不反對學生參與禮拜。

陳蘭彬的守舊，在容閎看來，是因為其早已習慣將朝氣蓬勃的孩童束縛住，壓制孩童們自主革新的精神和率真的性情。而孩童們在出洋后，卸下了昔日內心所受的壓力和約束，歡呼雀躍地去追求自由與靈性的舒展，在陳蘭彬等守舊派眼中，便屬于極為嚴重的離經叛道行為。

但是，把雙方的矛盾完全歸咎于陳蘭彬也并不妥。因為能被曾國藩看中派來主持留學事宜，說明陳也并非無能之輩，在對外事務上，他做出的成績可圈可點。

他曾赴古巴調查華工遭虐待情況，簽訂了《古巴華工條款》，解決了華工的生活境遇和人身自由等問題，受到了交口稱贊。

而且陳蘭彬離開出洋肄業(yè)局正監(jiān)督位置后，清廷又派來的三任正監(jiān)督，都和容閎有著不同程度的矛盾。

究其根源，還是清政府的體制出了問題，清政府壓根就沒有想過真正的改革，他們只想培養(yǎng)一些掌握了先進技術的“奴才”為己所用。在這個前提下，對留學幼童的任何“不規(guī)矩”行為都會嚴防死守，任何鼓勵或者支持這種行為的官員都會被朝野所不容。

在這種輿論氛圍內，又有誰，真正的敢站出來為幼童們說話呢？

矛盾的激化發(fā)生于1880年，這一年，留美幼童計劃已經進入了第八個年頭。當年的幼童們大部分已經從幼年步入青年，并逐步進入了中學院校繼續(xù)深造。

隨著年齡的增長，潛在的反抗意識也開始逐漸地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再加上剛到任的出洋肄業(yè)局第四任正監(jiān)督吳嘉善大力整頓教學風氣，對學生們要求極為嚴格，更加加劇了彼此雙方的矛盾。

1880年，幼童容揆高中畢業(yè)，考入哈佛大學。畢業(yè)前，他加入了當地的基督教會，并且剪去了長辮。這就徹底觸碰了吳嘉善的底線，他勃然大怒，當即勒令容揆終止學業(yè)，立刻回國。

與他一同被送回國內的，還有首批幼童譚耀勛。當時譚耀勛已經在耶魯大學就讀二年級，罪名同樣是信教和剪去長鞭。

面對命運的巨大變故，兩名年輕人沒有選擇屈服，而是勇敢進行了抗爭。當火車經過斯普林菲爾德市，他們借口要與友人告別，趁機下車逃脫并躲藏起來。兩人拒絕了遣返命令，抗旨不歸，宣布脫離出洋肄業(yè)局。

在日記中，容揆這樣寫道：“一只生下來就被囚禁的鳥，感覺不到森林的氣味。可一旦讓他舒展飛翔的翅膀，這時再豪華的禁閉空間，也不能遏止他希望飛到自由天空的愿望。即使天空滿是暴風驟雨。”

盡管拒絕接受清政府的管控，但是他們并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兩人在美完成學業(yè)后，畢生都在為中國服務。尤其是容揆，在中國駐美使館工作了一輩子，并全程參與了美國歸還庚子賠款的事項。

然而就是這兩只鳥兒扇動翅膀帶來的自由空氣，傳遞到大洋彼岸的清朝，卻引起了滔天的狂風暴雨。

1880年11月，清廷發(fā)布上諭，要求李鴻章等人嚴查赴美幼童中私自信奉基督教的情況，若有信教的幼童，即刻撤回國內。

那么，等待孩子們的命運又將是什么呢？這些少年歸國后，受到了什么樣的待遇？又取得了何等成就？下一節(jié)，我們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