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伯拉罕協議》與沙土巴結盟：無心插柳助推伊斯蘭世界百年愿景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7日在麥加簽署共同防御協議，明確規定，對其中任何一國的武裝攻擊將被視為對三國的共同攻擊。隨后披露的信息顯示，這一條款在技術上相當于北約憲章第五條。此外，三國還將成立部長級委員會和駐沙特常設秘書處，埃及也被列為潛在加入者。沙土巴合作由此越過一般的軍事交流和雙邊防務合作，開始形成具有明確共同防御義務的制度安排。

如果只從當前的中東戰事觀察，沙土巴達成共同防御協議，很容易被理解為三國面對安全壓力的一次抱團取暖。但拉長時間尺度就會發現，它觸及了一個延續百年的問題：伊斯蘭世界能否把共同身份、共同安全關切以及分散在不同國家手中的資本、軍工和軍事力量，轉化為穩定的自主合作能力。

2026年8月7日，沙特阿拉伯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中）、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左）和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沙特麥加出席簽字儀式。

奧斯曼帝國崩潰后一直被遏制的“聯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奧斯曼帝國的政治空間瓦解。1924年，延續千年的哈里發制度被浴火重生的土耳其共和國廢除，民族國家進一步成為伊斯蘭世界政治組織的基本邊界。此后一個多世紀里，泛伊斯蘭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和各種地區聯合不斷出現，卻始終沒有形成能夠持續整合主要伊斯蘭國家戰略資源的跨區域力量中心。

內部利益、民族、教派和政體差異當然是重要原因；西方大國的長期塑造并維持地區力量分立同樣不可忽視。

殖民時期，英國等歐洲列強一直警惕泛伊斯蘭主義突破殖民疆界。真正令殖民體系擔憂的，不是殖民地的共同宗教認同，而是這種認同可能轉化為跨越印度、阿拉伯地區、北非等地的政治組織能力。二戰以后，美國和蘇聯取代英法成為中東最重要的域外力量，對地區自主聯合力量的戒備又以新的形式延續下來，尤其以美國試圖重塑中東格局最為突出。

1958年前后的美國政策文件已對此留下清晰記錄。面對埃及總統納賽爾推動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迅速勃興勢頭，美國一方面認識到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統一訴求具有強大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又主張限制其影響繼續擴大，防止主導整個阿拉伯世界。冷戰時期的《巴格達條約》能夠獲得西方支持，納賽爾推動的自主阿拉伯聯合卻受到持續牽制，其中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地區聯合由誰組織、服務于什么樣的戰略體系。

以色列的特殊地位進一步固化了這種力量結構。美國2008年通過法律，要求向以色列以外的中東國家出售武器時，不得損害以色列“質的軍事優勢”。有關法律定義甚至明確考慮以色列面對單個國家以及“可能的國家聯盟”時仍應保持軍事優勢。也就是說，中東地區并不是按照各國軍事能力平等發展的原則構建安全秩序，以色列相對于周邊國家乃至潛在的“國家聯合”保持優勢，本身就是美國地區安全政策的重要制度原則。

《亞伯拉罕協議》打開了一扇“門”

真正具有轉折意義的，是2020年出臺的《亞伯拉罕協議》改變了地區國家建立新組合的政治規則。美國推動這一協議，原本是為了突破長期存在的阿以政治壁壘，使以色列通過外交正常化、經貿合作和安全聯系更加深入地進入地區體系，特別是阿拉伯世界。此后，美國又不斷推動沙特加入，希望進一步形成以美國為主導、以以色列融入地區為重要方向的中東一體化結構。

但這一進程產生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制度外溢。為了推動以色列進入地區體系，美國主動突破了過去許多被視為難以逾越的政治和陣營邊界，并推動少數國家圍繞現實安全和經濟利益建立跨陣營、小多邊合作。然而，這種規則一旦被打開，就很難只服務于一個方向。

既然阿拉伯國家可以跨越長期的阿以對立，根據現實利益重新組合外交和安全關系，那么伊斯蘭主要國家同樣可以跨越阿拉伯與非阿拉伯、海灣與南亞、北約成員與非北約成員之間的界線，尋找新的安全伙伴。美國為推動以色列融入中東而打開的地區重組空間，客觀上也為其他國家運用相近規則組織自身合作提供了機會。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是在這一變化后的地區環境中推進長期醞釀的合作。土耳其方面披露，有關談判已經持續兩年八個月，這說明三國共同防御并不是《亞伯拉罕協議》的直接產物，更不是當前波斯灣戰爭突然催生的臨時安排。但美國推動地區小多邊化所帶來的規則變化，與近年來中東戰爭暴露出的安全焦慮相互疊加，顯然使這種合作獲得了更加有利的政治環境。

這一點在近期尤其值得關注。7月下旬，美國再次把與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同沙特加入《亞伯拉罕協議》聯系起來，希望繼續推動沙以關系正常化。兩周后，沙特卻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共同防御機制。兩件事并不構成簡單的因果關系，卻揭示出沙特戰略選擇正在發生變化：它并沒有離開美國安全體系，卻開始同時建設不完全依賴美國組織的另一層安全關系。

麥加協議與以往伊斯蘭合作機制的不同

三國的特殊之處，還在于其戰略資源具有較強互補性。沙特擁有資本、能源地位、伊斯蘭教兩圣地影響和海灣戰略位置；土耳其擁有規模居前的常規軍力、較完整的國防工業和較強的體系化作戰能力；巴基斯坦擁有龐大軍隊、較強空軍，同時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數國家中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過去這些能力分別存在于不同國家和安全體系中，現在第一次被一個明確的共同防御義務連接起來。

這與以往很多伊斯蘭合作機制存在明顯區別。伊斯蘭世界從來不缺組織，也不缺團結聲明，真正長期缺少的是把政治認同轉化為軍事義務，再把軍事義務轉化為常設執行機制。此次協議的意義正在于此：共同防御原則已經確定，部長級委員會和常設秘書處開始搭建，合作還向其他國家保持開放。

當然，現在將本次合作稱為成熟的“伊斯蘭北約”仍然過早。三國面對的主要安全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共同指揮、防空反導、情報共享、軍事增援和軍工協同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都有待現實檢驗。如果未來埃及以及更多重要地區國家加入，其戰略意義才可能進一步放大。

但無論如何，一個過去長期缺失的變量已經出現。過去一個多世紀，伊斯蘭世界一次次提出聯合，卻很少能夠把主要國家的軍事、工業和戰略能力長期組織在一個具有強制性義務的框架之內。西方主導的地區體系并不排斥處于其戰略框架內的地區國家擁有相當實力，卻始終高度警惕脫離其組織框架的跨國力量整合。

《亞伯拉罕協議》原本要解決的是如何讓以色列更加深入地進入中東。帶來的結果卻未必符合美國的最初設想。地區國家也開始發現，舊有安全邊界并非不能突破，新的聯合方式也并非只能由西方設計。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利用這一變化，把過去分散的雙邊關系推進為共同防御機制。這份協議還不足以改變中東力量對比，但它已經提出了一個比三國軍事實力本身更加重要的問題：未來的中東，究竟由誰來組織地區安全。

（孔德軍，蘭州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