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山中，重大發現！

幾乎沒有一塊壁畫是完整的，尤其是佛像臉，要么被鏟掉，要么被戳壞，有些雙目被精準地戳中，傷痕累累。這里是吐峪溝石窟，位于新疆吐魯番鄯善縣。

石窟里壁畫保存得不多，人為破壞和外國探險家的掠奪，讓它們所剩無幾。但殘留的壁畫和出土文書，依然拼湊出一個消失的西域世界。

在盛夏，如果你從火焰山832米的最高峰俯瞰，會看到腳下纏繞著一條綠色“河流”。“河流”里蘆葦青翠，給山脈帶來清涼。正是這片罕見的綠意，滋養出吐峪溝石窟。

現存的一百多個洞窟，建在峽谷東西兩側山崖之上。吐峪溝石窟開鑿于5世紀，14世紀廢棄，綿延千年之久。“吐峪溝石窟是古代吐魯番地區營建規模最大、洞窟數量最多、洞窟類型多樣、延續時間最長的佛教石窟寺遺址群。”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副院長陳愛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座并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山，為什么竟被選作修行之地？難道是艱苦之地更容易抵達佛？

20世紀，新疆考古學家王炳華來到這里，頗為感慨地說，“它已被大多數人遺忘，失落在了人們記憶的塵埃之中”，研究新疆佛教和藝術史的學者，還希望有幸一睹真實面目。

所幸，從2010年開始的持續考古發掘，讓吐峪溝石窟在物理時空和歷史時空中的真實面目都逐漸清晰。

遠眺吐魯番鄯善吐峪溝石窟 圖/IC

飛鳥千里不敢來

吐峪溝石窟在吐魯番市東部約50公里，沿火焰山腳而行。那個著名的測地表溫度的“金箍棒”溫度計，就顯眼地立在路邊。火焰山傳統項目“沙子烤雞蛋”至今都是熱門打卡項目，展示著溫度造就的奇觀。

夏天，火焰山40多度是常態，從車上走下來，一股熱風會讓人窒息。然而7月16日，記者走進吐峪溝的這天，濃云阻隔著烈日，竟然落下了雨點。但幾乎沒人撐開傘，雨點入地就蒸發了。在吐魯番，這雨不算小了，整個夏天不會超過十次。

吐峪溝峽谷坐落在火焰山中段，綿延12公里，從北向南將火焰山縱向切開。東西兩側紅色山崖上，洞窟群遙遙相對。砂巖質的崖體上，風沙和地震留下深深的刻痕。很多洞窟已經無路抵達，被鴿子占為巢穴，它們像巖羊一樣掛在洞口。“每到傍晚的某個時刻，鴿子們會成群起飛，非常有靈性。”高曉麗說道。

火焰山下的高昌故城，依然保存大量遺跡。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麻扎村俯瞰 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高曉麗2025年從中央民族大學文博專業畢業后，進入吐魯番市文物局工作。站在溝底，她指向高處的一個洞窟。洞窟孤懸崖壁，洞外只有一塊薄薄的崖體可以下腳，下方是數百米的深淵。“為了進那個洞，費了很大勁，都沒有拴安全繩的地方。只能找一根棍子，極其小心地爬進去。”她說。

遺址考古已經告一段落，但資料整理和報告撰寫尚需時日，高曉麗的一項工作任務，就是參與考古報告編寫。為此，她需要再次進入每個洞窟，拍照、畫圖，記錄基本信息。還有一些損壞更嚴重的洞窟，如今只能遙望，無法涉足。

抵達石窟，要先經過麻扎村——“最古老的維吾爾族村落”之一。而去年“五一”才開放的吐峪溝石窟，只是游客參觀麻扎村之余順便打卡的地方。一位游客走進棚子看了一眼，脫口而出：“這有什么看頭？沒啥東西啊！”棚里只是一些土墻和土墩。展牌上寫著：丁谷寺遺址。這是古代西域的著名佛寺。

歷史記載中的吐峪溝石窟，宛如仙境。敦煌莫高窟中，保存著一件唐代《西州圖經》殘本，提到“丁谷窟”，稱其“寺基依山構”，“上則危峰迢滯，下則輕流潺湲，實仙居之勝地”。丁谷窟即為吐峪溝石窟。殘本記載，丁谷窟“雁塔飛空，虹梁飲漢”，如今俯瞰溝底翠綠的蘆葦河道，以及一處處寺院遺跡，依稀能想見往日景象。

唐代文獻沒有記載丁谷窟的酷熱，而邊塞詩人岑參補充了這個信息。天寶年間，岑參是名將封常清的判官，當時封常清獨掌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主持西域軍務，而西州位于交通要道。詩人隨主帥往返于北庭與安西之間，親眼見證了大唐西域最后一位統帥的奔忙身影。

行旅之中，火焰山的酷熱給岑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寫下多首驚嘆之詩，例如：“火云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赤焰燒虜云，炎氛蒸塞空”……主帥封常清與吐峪溝的關聯，比岑參的詩更深遠。一千多年后，他的名字將從石窟的廢墟里重新浮現。

吐峪溝66號窟主室門道北側天神像，原型應該來自祆教神祇。圖/受訪者提供

誰在火焰山里鑿石窟

你可能沒聽說過吐峪溝，但你可能聽說過麹文泰；如果你不知道麹文泰，你一定也知道玄奘。他們都跟吐峪溝有關。

吐魯番市往東，火焰山、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溝幾大景點連成一線，當地司機會推薦你用一天時間游玩。這些景區都與西域古國高昌緊密相關，麹文泰就是高昌國王。

1986版《西游記》中火焰山的戲份，就在高昌故城取景，劇中百姓靠在佛寺遺址墻角喘息。40年過去，那處遺址幾乎沒有改變，夯土建筑在干燥氣候中得以延壽。

高昌建城始于西漢屯田，魏晉時期屬于涼州政權，5世紀獨立建國。當時，北涼政權撤出河西，西遷至吐魯番，在高昌城落腳后，開始在吐峪溝開鑿石窟。石窟出土的“沮渠安周造寺碑”，記載了這段歷史。

幾十年后，城頭變換大王旗，麹嘉被擁立為王，建立麹氏高昌國，進入強盛期。麹氏王國也將佛教立為國教。629年，國王麹文泰聽說有位來自東土大唐的高僧即將到達伊吾（今哈密），立即派人迎接，盛邀至高昌講經。

這位高僧就是玄奘法師。麹文泰百般挽留，玄奘絕食以明志，最終兩人結拜成兄弟，約定待玄奘取經回來，在高昌停留三年，接受供養。玄奘出發時，麹文泰贈予黃金百兩、銀錢三萬枚、駿馬三十匹，以及幾十個侍從、仆役等，并寫下24封國書致沿線諸國。高昌的鼎力資助，讓玄奘從此踏上坦途。

吐魯番博物館內的吐峪溝石窟出土《維摩詰所說經》長卷 圖/視覺中國

那時，吐峪溝石窟正是高昌國的王家石窟，王族成員親自督造佛像、開鑿洞窟，大量僧人絡繹不絕。石窟與高昌國同步進入繁盛期。高昌國對丁谷寺的重視，刻在石上，也寫在紙上，出土文獻留下了不少記錄。比如，麹氏高昌國王曾親自書寫《金光明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佛經，供養于丁谷寺。

考古發掘也還原了這一時期的石窟擴建過程。在6世紀末7世紀初的麹氏高昌時期，西區高臺營建了一處規模宏大、布局規整的獨立窟院。同一時期，還出現了一種規模較大的新型洞窟——講堂窟，適合多人集會、高僧講經等活動。玄奘或許也曾來過這里講經。

“除了接受高昌城統治階層和民眾的供養外，這里更是吐魯番地區僧人禪修和結夏安居的場所，甚至吐魯番盆地以外的僧人，都前往吐峪溝巡禮或修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長聘副教授付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吐峪溝石窟群里并非始終只有佛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也曾在此停留。在壁畫和文書中，今天人們仍能看到多種宗教傳播過的痕跡。

在溝西區的66號窟，走入主室門道，可以看見門道兩壁各繪有一幅天神壁畫。天神雙手托著盤子，盤中有火焰寶珠、如意、甜瓜，一只黃犬匍匐在身后。“這是2016年發現的一個窟，國外探險家也沒有發掘過，保存得比較好，畫的其實就是非佛教內容。”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副院長陳愛峰說。

起初，對于這兩幅天神像的身份，研究者也不太清楚，后來發現其原型應該來自祆教神祇。祆教崇拜火，從古代波斯和中亞傳入中國。祆教與摩尼教、景教，這三種宗教都在吐峪溝留下過痕跡。

安史之亂后，唐朝逐漸失去對西州的控制，吐蕃與回鶻先后占據高昌城。9世紀西州回鶻政權建立，13世紀歸附蒙古，14世紀高昌城毀于戰火。而吐峪溝石窟也在政權更迭中逐漸荒廢。

拂去六百年的塵埃

30多年前，新疆考古學家王炳華走進吐峪溝村時，嬉戲玩耍的小男孩，好奇地尾隨在他后面，眼睛里流露出疑惑和畏怯。而今天，疑惑與畏怯早就從當地人的眼神中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司空見慣的自在和招徠生意的熱情。

王炳華來此就是為了尋找石窟，古代的路已無跡可尋，他在碎石亂草之中跋涉，最終數出46個洞窟。地上到處都有碎石瓦礫的堆積，因為這里位于地震帶，很多洞窟已被地震毀壞，被碎石掩埋。

長久未受到保護的洞窟，已經面臨嚴重險情，地質條件、氣候及人為破壞等多重因素疊加。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學研究院等機構組成聯合考古隊，啟動保護性發掘。經歷十余年持續發掘，石窟編號增加到157個，以及地面寺院3座、佛塔9座。考古隊還發現了1.5萬余件文書殘片，以及壁畫、紡織品、木器、銅器、鐵器、石器、植物遺存等大量文物。

被棄用600余年后，吐峪溝石窟逐漸拂去塵埃，展現出真實面目。2025年5月1日，火焰山深處的吐峪溝石窟正式對外開放，首批開放五座洞窟及溝東區北部石窟寺，每天限流300人。

這些洞窟依山而建，依稀能見到窟前建筑遺跡，但都已損毀，只留下黃土的殘垣斷壁。在東區北部的崖面上，36、37、38窟保存較為完整，構成了一組特殊的“品”字形洞窟組合，共用一個前室。三窟同時規劃設計、同時營建，十分特殊。

“僧人修行時，這三個窟是要一起使用的。”高曉麗站在前室說道，“僧人參觀學習有固定的順序：先看36窟，然后是38窟，最后進37窟。”

吐峪溝石窟溝西區中心柱窟壁畫 圖/受訪者提供

36窟在左手邊，規模最小，僧人繞中心立柱右旋，觀看四壁本生故事，復習釋迦牟尼從出生到涅槃的一生。這是序曲。出36窟，轉入對面的38窟，繞行四圈，根據壁畫中的圖像順序，完成對佛一生的觀看、對世間之苦的觀想、對極樂凈土的觀照，最后進入窟內的五個小禪室入定修行。最后一站，是規模最大的37窟，每面壁畫的中軸線，交匯于頂部窟心。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夏立棟研究認為，窟心的交匯點形成視覺焦點，禪僧跪于此處，頭頂華蓋，在諸佛共同注視下匯報成果。這是終章。

夏立棟說，三窟以空間秩序規定儀式行為，是研究石窟功能與儀式聯動的典型案例。那時的僧人，便在三窟之間循環往復，刻苦修行。

除了對這些洞窟的重新發現和解讀，考古中還有一類數量龐大而珍貴的出土物——歷代文書。文書殘片散落在各處，洞窟地下、洞外廢墟、垃圾堆，甚至廁所遺址……歷代的風將它們吹得到處都是，考古過程中，地層之下隨時都有驚喜。

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吐魯番學與敦煌學并重，正是因為吐魯番盆地保有的大量西域文獻，與敦煌文獻一樣意義非凡。而吐峪溝至今出土的1.5萬件文書殘卷，是一座有待開發的寶藏，學術潛力巨大，陳愛峰稱其為“一座延綿千年的文書博物館”。

西域秘史在殘卷中復活

每一件新的出土文書，或許都記錄著前所未見的歷史信息。

比如，吐峪溝文書中有大量練字的殘片，抄寫的是《千字文》《蘭亭集序》等漢文經典。學生用中原經典習字，陳愛峰說，這充分說明當時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儒家思想，在吐魯番地區得到了有效推行。最近，研究者們又發現了一件重要的文書殘片，是早已失傳的《漢書》音義本，這是此前未見記載的版本。

“以前阿斯塔那墓葬的出土文書，主要是唐早期到中期的，吐峪溝有大量的唐代中晚期材料，正好補上這一段。”陳愛峰說，這批文書有望還原安史之亂后吐魯番社會的真實運作，官府怎么管理，邊疆如何治理，僧人過著怎樣的生活。

當高昌城從唐朝版圖剝離，其后的幾百年歷史，長期是一團迷霧。“回鶻人在這里生活過長達600余年，大致相當于晚唐至明初，但傳世文獻記載相當零散和有限，導致人們對這段歷史缺乏認識。”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長聘副教授付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付馬第一次來到吐峪溝石窟，是2012年，那時他還是一名碩士研究生。“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吐峪溝遺址是一個歷時千年層累的堆積，時間最終凝固在佛教衰亡、寺院荒廢的那一刻。”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了當時的感觸。

那時他已經開始學習回鶻語文，后來以西州回鶻王朝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唐西州時代終結后，高昌城的主人，就是西州回鶻王朝。

吐峪溝文書成為重建這段歷史的重要依憑。“吐峪溝文書的首要價值，是展現了當地佛教社會從高昌國一直到蒙古統治時期將近1000年中，其歷史發展脈絡和不同時期的日常生活場景。”付馬說，除了使用本族的回鶻語文外，漢文也同樣為回鶻人使用，乃至這里出土的其他語言文書，絕大多數也可以斷代到回鶻時期。

今年，付馬與合作者最新刊布了三件回鶻語文書，內容是摩尼教團所收到官文書和書信。“這些文書的出土地點，在不同的吐峪溝石窟寺遺址，說明回鶻時期這里一度被摩尼教團所占據，是此前并不了解的情況。”他說。

這些出土文書是系統性考古發掘所得，精確出土地點與層位有完整記錄。付馬說，出土文本信息能夠與考古學資料緊密結合、相互印證，相較于早年西方探險隊所獲取的文書，具備更加豐富的研究價值。

2025年，《吐峪溝石窟出土文書整理與研究》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文獻整理的第一步，是清理、錄文、定名、標點，目前已初步清理了將近一萬件。這只是開始，此后還要綴合、編連、斷代、定名、注釋、解題等。

上半年，陳愛峰專程去武漢大學待了一周，與專家一起研究這些文書，今年還要去一趟北京大學，跟專家們把重點文獻“再過一遍”。陳愛峰說，整個項目至少要持續十年左右。

絕命書與未完成的約定

與敦煌藏經洞一樣，吐峪溝文書以宗教經卷為主，但也有數百件記載世俗生活的文獻。這些殘卷中，有一件《封常清謝死表聞》殘片，不起眼地混在佛經里，但陳愛峰認為，它的意義特別重大。

安史之亂爆發后，封常清奉命東征，兵敗洛陽，與高仙芝退守潼關，被唐玄宗下令處死。臨刑前，他寫下謝死表，甘愿受死，懇切地表達了一片忠心。這篇《封常清謝死表聞》，在唐末是一篇流傳于世的名文。

此文在后世失傳，直到20世紀，敦煌藏經洞中發現其抄本，署名張議潮，時年十七歲。這份文書現藏于法國。封常清在表中寫道：“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尸諫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草軍前。回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

安史之亂后，吐蕃切斷河西走廊，敦煌與西域孤懸塞外。張議潮出生時，敦煌已陷落吐蕃三十余年，他從小“志在收復”，封常清或許就是少年張議潮的榜樣。數十年后，張議潮率軍收復河西十一州，重歸唐朝版圖。

一篇文章，從長安到敦煌，經敦煌至西域，眾人傳抄，成為流動的精神之河。安史之亂后，北庭、安西成為“飛地”，但仍在苦苦堅守，西州最終成為唐朝在西域的最后一座堡壘。“將士們不僅物質匱乏，精神上也需要激勵，《封常清謝死表聞》當時應該就起到了激勵作用。”陳愛峰說，“這篇表聞寫得特別好，不亞于諸葛亮的《出師表》。”

吐峪溝出土的另一件重要文獻，是一頁《大唐西域記》殘本。

離開高昌十多年后，玄奘從天竺啟程東歸。到達于闐（今和田）時，玄奘才得知，因為麹文泰聯合西突厥反抗唐朝，高昌已被唐朝覆滅，麹文泰驚懼而死。約定無法踐行，玄奘遂改道回長安。

1981年，吐峪溝石窟出土了一頁《大唐西域記》殘本，這是迄今發現的《大唐西域記》最早寫本。學者認為，文書來自內地，可能是玄奘親自贈送。而將其帶回西域的人，或許就是麹文泰之子麹智湛。麹智湛受封于唐朝，后又被任為西州刺史，返回故鄉。

麹文泰去世后，玄奘還與其后人保持聯系，可見他對麹氏的情誼。但在當時，這份情誼只能掩藏，因為麹文泰是唐朝的叛亂者。也因此，玄奘回到長安后，在《大唐西域記》的進表及其他場合，都表示西行仰賴大唐，沒有一句談到麹文泰。

“玄奘把麹文泰忘了嗎？沒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孟憲實說，玄奘與麹文泰的交往，以及麹對西行的資助，詳細記載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這部傳記由玄奘口述，弟子撰寫，甚至將玄奘給麹文泰的謝啟這樣的文書都全文照錄，不能不說，這是玄奘有意所為。他的感恩和懷念，已經灌注在這本傳記中。

“每與弟子談及西域之行，玄奘與麹文泰的感激就溢于言表，終于有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誕生。”孟憲實說，“麹文泰是雪中送炭，唐太宗是錦上添花。麹文泰與玄奘的故事，堪稱絲綢之路上的一段歷史佳話。”

麹智湛將《大唐西域記》帶回高昌后，供奉在丁谷寺，保存了千年之久的這一頁殘卷，背后是如此生動而深厚的情誼。

傷痕、守護與想象

敦煌藏經洞的故事，在吐峪溝也發生過。

自19世紀中葉起，吐峪溝石窟與同在火焰山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就引起了外國探險家的興趣。1877年，俄國植物學家雷格爾率先到此調查測繪，此后，德國人來了，日本人和英國人也來了，各自裝走了文書、割走了壁畫，運走了一箱又一箱。

1902年至1914年間，德國“皇家吐魯番考察隊”先后四次進入吐魯番。在吐峪溝東部一個洞窟里，探險家勒柯克發現里面堆滿了文書經卷。他推測那是一個類似敦煌藏經洞的窟室，一次就拿走了兩口袋。“那個洞窟現在已經空了，對普通游客來說，沒什么觀賞性，也沒什么壁畫。”陳愛峰說。

流失海外的吐峪溝文書，如今主要收藏在德國國家圖書館和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2016年，陳愛峰曾在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訪問了三個月，調查流失海外的吐魯番文物。那個博物館收藏的紡織品、繪畫、木器、銅器等，大多來自德國探險隊在吐魯番的盜掘。

“關于吐峪溝遺址出土非漢文文書的話語權，長期掌握在國外學者手中。”陳愛峰說，德國甚至成立過專門的吐魯番學研究所，“我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人手太缺了，做不過來”。

同樣嚴重的破壞，來自自然災害。

1916年，吐魯番地區發生大地震，大量吐峪溝石窟頃刻間灰飛煙滅，隨著山體徹底消失。1905年，勒柯克還曾在這里見過一座緊緊依附于巖壁的佛寺，這次地震后完全摧毀。吐峪溝位于地震帶上，歷次地震一次次搖撼著峭壁上的石窟。

新中國成立后，曾于1952年、1961年兩次組織專家到吐峪溝考察，但此后數十年幾乎沒有更多關注。變化始于2009年，國家累計投入7135萬元用于吐峪溝石窟崖體加固等10項工程，2025年新增588萬元用于重點洞窟修復。

在這些開放的洞窟背后，需要更漫長的日常守護。

每天晚上，文保人員在山上的遺址區值班。麻扎村在山前，值班宿舍的臨時板房在后山。周五和周六，是高曉麗值班的日子。獨自值班的夜晚，四周一片死寂，聽到風聲，常有一陣恐懼襲來，她擔心是野狼。“后來他們說這邊根本沒有狼，因為山上太荒了，狼沒什么吃的。”她笑道。

這片峽谷曾因高僧大德而令人向往。千年之前，僧人在窄小的禪修窟內靜坐修行。千年以后，文保人在窄小的板房里，獨自面對夜晚。有時，高曉麗會夜巡石窟，瞥見火焰山上干凈的星空，那是古人看過的同一片夜空嗎？

每一次親臨吐峪溝，付馬都會產生新的歷史想象。他說，正是這些新史料，為學者構建多層次的復雜歷史想象提供了抓手。

“我們的研究，是從出土的殘篇斷簡中盡量拼合出不同歷史斷面的圖景，根據不同的研究材料想象出多種歷史場景。”他說，“我可以想象唐西州與回鶻易代之際，佛教社會面對回鶻摩尼教團侵入時的惶恐；可以想象隨著回鶻統治者和民眾浸染佛教，吐峪溝佛教達到伽藍密布、香火興旺的鼎盛之景；亦可以通過晚期游方僧人在大寺講堂留下題記，想象后來社會凋敝、佛教衰微的蒼涼之景。”

文物保護者與學術研究者，共同喚醒著這座沉睡的石窟。

參考資料：孟憲實：《漢唐時代的絲綢之路：使者·絹馬·體制》；付馬：《唐元之間的西域與絲綢之路歷史研究》；夏立棟：《石窟空間與儀式秩序：重建吐峪溝東區第30—32窟禪觀程序》，《故宮博物院院刊》；劉韜、夏立棟：《佛窟中的祆神——吐峪溝西區中部回鶻佛寺壁畫“四臂女神”圖像與樣式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發于2026.8.3總第124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吐峪溝石窟：火焰山中“藏經洞”

記者：倪偉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