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例腦部基因編輯，6歲女童治療3天后死亡，責任團隊被指數據存疑，官方已介入

“媽媽，我想回家。”

這是六歲女孩小A被推進重癥監護室前，留給母親的最后一句話。三天前，她剛剛接受了全球首例針對人腦的體內基因編輯治療——一項被寄予厚望、有望改寫罕見病患者命運的“革命性技術”。三天后，她的腎臟停止工作，血小板跌至危險水平，生命戛然而止。

這起悲劇的發生地，是上海一家頂尖三甲醫院。操刀這項試驗的，是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在學界聲譽卓著的神經科學家。而支撐這場嘗試的，是一份被批準的倫理批件、一份簽了字的知情同意書，以及家屬籌措的超過460萬元人民幣。

然而，隨著事件發酵，更多細節浮出水面：治療啟動前，關鍵的安全評估報告尚未完成；而近日，關于該研究發表的相關論文，也有學術打假博主公開指出了數據上的可疑之處。這一切，究竟是在探索未知中難以避免的個體犧牲，還是從實驗室到臨床的轉化路徑上，早已埋下了遠比技術本身更危險的“地雷”。

圖源：微博視頻號

要理解這場悲劇的根源，或許需要先回到基因編輯這項技術本身——在醫學界，一項新科技的希望與風險，從來都如影隨形。

基因編輯是希望的利劍，還是風險的刀刃？

2025年3月24日，醫生將攜帶堿基編輯工具的AAV9病毒注入6歲女孩的脊髓腔。這是全球首例針對人腦的體內基因編輯治療。

選擇AAV9，是因為它能夠穿越血腦屏障，將編輯工具遞送至中樞神經系統；選擇堿基編輯，是因為它理論上可以在不切斷DNA雙鏈的前提下完成單堿基校正，比傳統的CRISPR-Cas9風險更低。兩項技術的組合，被視作攻克罕見神經發育障礙的“王牌方案”。

打個比方：我們的DNA像一本長達30億字母的生命說明書，一個字母的拼寫錯誤就可能讓整句話變成病句。基因編輯，就是找到這個錯別字，把它改回正確的字母。而堿基編輯，更是在不撕掉整頁紙的情況下，只修正那一個字母。

然而，任何基因治療都繞不開兩大風險：載體引發的免疫反應和編輯工具的脫靶效應。AAV病毒載體本身并非“惰性”的運輸工具，它可能激活人體的補體系統，引發級聯炎癥反應，其中最兇險的后果之一，是血栓性微血管病（TMA）——一種以微血管損傷、血小板驟降和多器官衰竭為特征的嚴重綜合征。一篇綜述指出，AAV基因治療相關TMA的發生率雖然較低，但后果可能極為嚴重，且目前缺乏經過驗證的生物標志物來預測高危患者。

在已獲批的AAV基因治療藥物Zolgensma的臨床應用中，約1400名患者中就有9人出現TMA，其中1例死亡。

圖1 TMA發病機制示意圖（DOI: 10.1055/a-2413-4345.）

這并非基因治療第一次敲響警鐘。

1999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8歲的Jesse Gelsinger因鳥氨酸氨甲酰基轉移酶缺乏癥接受腺病毒載體基因治療，四天后因多器官衰竭死亡。事后調查發現，研究團隊未在知情同意書中披露此前動物實驗中已有猴子因同樣治療方案死亡的事實。這一事件直接導致FDA暫停了賓大所有基因治療臨床試驗，并重塑了全球基因治療的不良事件報告制度。

二十六年過去了，Jesse的悲劇為何又以相似的面貌重演？

本次治療采用了鞘內注射（直接注入脊髓腔），理論上可以繞過肝臟和腎臟，降低全身性免疫反應。但這并不意味著風險消失——腦脊液中的病毒載體仍可能激活中樞神經系統的炎癥反應，而血腦屏障的存在，使得這類炎癥更難被常規監測手段及時發現。小A在治療后第3天開始發燒、隨后腎功能受損、血小板驟降，正是TMA的典型病程軌跡。

當一項技術本身已經攜帶如此明確的歷史警示和固有風險時，我們是否做好了足夠充分的準備，來迎接它進入人體？

而這場悲劇，是否原本可以避免？

圖2 Jesse Gelsinger：利他主義試驗參與者

事件治療經過

據《科學》雜志調查報道披露的詳細時間線，這起悲劇的起點可以追溯到2023年。患兒小A（化名）出生于2019年，4歲時因在幼兒園表現出畫畫、說話落后于同齡孩子而接受系統檢查，最終被確診為CHD3基因突變導致的Snijders Blok-Campeau綜合征。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神經發育障礙，全球已知病例僅約237例，臨床表現譜系較寬，從輕度語言發育遲緩到重度智力障礙、癲癇和心臟病不等。小A的癥狀屬于較輕的一端：她能夠正常參加跑酷課程，可以在普通幼兒園就讀（雖然留過一級），經過語言治療后日常表現與正常兒童差異不大，且該疾病本身并不危及生命。

小A的父母通過罕見病患者互助微信群了解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松江研究院神經科學家仇子龍團隊正在開展神經系統疾病的基因治療研究。仇子龍是“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曾在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從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回國后長期致力于神經發育疾病的基因治療研究，并在2018年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作為聯署科學家之一公開譴責了違背科研倫理的行為。2023年，小A的父親向仇子龍發送郵件說明女兒的基因檢測結果，并表示愿意承擔高昂的治療費用，13分鐘后即收到回復，隨后雙方安排了會面。

在會面中，仇子龍向家屬表示，該團隊一年前尚不敢聲稱能夠開展此類治療，但目前已到達技術臨界點；同時他也明確指出，由于小A的病情并不危及生命，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的門檻會很高，而且療法需要在小鼠和猴子身上進行長達兩年的動物實驗，療效無法保證。據家屬提供的錄音資料，仇子龍還表示，將病毒直接注入脊髓液而非血液中，可以繞過腎臟和肝臟，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全身免疫反應風險，且像新華醫院這樣的一流醫療機構可以確保不會發生安全事故。家屬基于對專業權威和醫療機構聲譽的信任，最終籌措了約86萬美元（折合人民幣超過460萬元），用于支付病毒生產、非人靈長類動物實驗以及后續治療的相關費用。

2025年1月2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了這項臨床試驗的申請。然而，2025年2月17日，由家屬付款委托四川一家合同研發機構（CRO）完成的靈長類動物毒理學研究最終報告才正式出具。該報告顯示，所有4只接受治療的猴子，無論劑量高低，均出現了中度至重度的肝損傷；其中1只接受高劑量病毒的猴子還出現了腎臟損傷，以及可能導致死亡的TMA。這意味著，當倫理委員會在1月初批準臨床試驗時，最終的安全性評估報告尚未完成，委員會并未審查到這份包含嚴重安全信號的數據。

2025年2月19日，小A一家來到新華醫院簽署知情同意書。2025年3月23日，6歲的小A入住新華醫院兒科病房，行李箱里裝著毛絨玩具和存滿動畫片的平板電腦。次日，醫生將兩種攜帶堿基編輯工具的AAV9病毒注入她的脊髓腔。從醫學史的角度，這是全球第一例針對人體大腦的基因編輯治療。

治療后第3天，小A開始發燒。之后，小A的狀況并未如預期般好轉：輸液后她一直沒有排尿，提示腎臟受到嚴重損傷；醫生因此限制液體攝入量，導致她極度口渴；血液檢查顯示血小板下降到危險水平。腎功能受損和血小板驟降，正是知情同意書中曾警示過的潛在嚴重不良事件。在被送往重癥監護室的那一刻，小A對母親說出了最后一句話：“媽媽，我想回家。”次日清晨，醫生告知父母，小A已經去世。醫院倫理委員會隨后認定死亡“肯定與治療相關”。

學術打假與制度拷問：比技術風險更可怕的，是什么？

2026年7月27日，知名學術打假博主“耿同學”發布視頻，公開質疑仇子龍團隊發表在《自然》雜志的論文存在學術造假行為。

耿同學指出，論文中的兩組數據“前半部分高度相似，后半部分不一樣”。他公布的對比數據顯示，在“Total dendritic length”這一核心指標上，多個數據點呈現出高度一致的數值模式。耿同學評論道：“這與各位杰青院長的造假技巧如出一轍！”

來源：耿同學自媒體賬號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已成立專項工作組對事件進行全面調查。上海市楊浦區衛生健康委也表示正在跟進處理。

來源：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關于學術造假的指控，目前仍處于質疑階段，最終結論有待權威部門的調查結果。

關于臨床試驗的倫理審批、知情同意、資金安排等細節，同樣有待調查組的全面核查。

基因編輯技術本身固然存在一定的固有風險，這是任何前沿醫學探索都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然而，不規范、不透明、不完整的操作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比技術本身的風險更為深遠。尤其是在醫學領域，每一個決策都直接關系到人的生命，任何環節的疏漏、任何數據的隱瞞、任何程序的不完整，都可能將一個家庭推向不可逆轉的深淵。

結語

基因編輯承載著治愈罕見病的巨大希望，但希望從來不能替代規范，夢想永遠不能繞開程序。這起事件暴露的，遠不只是一次技術應用的失敗，更是前沿探索中的深層矛盾：創新的速度與安全的底線、個體的迫切求治與制度的審慎守護、科研成果的呈現與臨床實踐的真實之間，存在著遠比想象中更為復雜而脆弱的關系。在追求治愈的道路上，我們是否真正建立起了足以匹配這份野心的審慎與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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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醫學論壇網

編輯：薄荷

審核：梨九

排版：藍桉

封面圖源：由AI生成

（文章中部分圖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