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份遺囑，兩種權屬判定：知名畫家朱乃正書畫確權風波

知名畫家朱乃正2013年離世后，遺留大批書畫、手稿，引發跨度十余年的確權糾紛。

美籍學者曹星原長期照料朱乃正起居、全權打理其藝術事務，她持有朱乃正多份自書遺囑，主張案涉全部藏品歸自己所有。與之對簿公堂的是朱寧——朱乃正親生兒子，系法定第一順位繼承人，以及朱乃正第二任妻子安玉英的一眾親屬。雙方糾紛先后訴至北京兩級法院。

2025年北京東城區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藏品屬于附義務遺贈，將多數作品判歸曹星原；2026年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僅認可曹星原享有作品整理、代管的事務性權利，駁回其確權訴求。

澎湃新聞注意到，兩級法院均認可核心手寫遺囑形式合法，卻在遺囑解讀邏輯、遺產法律關系定性層面存在根本性分歧。二審敗訴后，曹星原近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交再審申請。

朱乃正，1935年生，浙江海鹽縣人，1958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曾任青海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等職，中國國家畫院顧問、院委、研究員，中國油畫學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油畫藝術委員會主任。

藏品封存，前后兩場遺產訴訟

朱乃正1985年與安玉英結婚，二人共創百余幅書畫，安玉英2007年離世；2008年，朱乃正與安玉英之女安粟簽訂《備忘書》，分割安玉英個人財產，并約定安粟不再主張備忘書以外的遺產份額。

2013年朱乃正離世前，委托律所立下三份遺囑，對房產、存款、書畫手稿等遺產作出安排。同年，安粟兩次前往朱乃正門頭溝工作室取走藏品、手稿，雙方報警協商后，將全部書畫文稿統一封存于中央美術學院，確權糾紛由此產生。

2017年，曹星原率先提起遺產訴訟，案號為（2017）京0101 民初14715號。該案僅審理房產、存款、車輛、工作室使用權等財產，未涉及封存于中央美院的書畫與文稿。東城法院2019年12月出具生效判決，確認2011年、2013年兩份自書遺囑合法，各方當庭約定：存放在中央美院的藝術品另行訴訟分割。朱寧不服判決上訴，因未按期繳納上訴費，一審判決自動生效。

7年之后，2024年年初曹星原另行向東城法院起訴，要求確認中央美院封存的全部書畫、文字資料歸自己所有。

2011年9月6日，朱乃正自書《我的遺囑》，寫明所有繪畫、書法作品由曹星原整理后捐獻給公立藝術機構。

一審：拆分遺囑，認定附義務遺贈

案件受理后，東城法院赴中央美院現場清點封存藏品并制作清單，于2025年7月11日作出（2024）京0101民初11753號一審判決。

判決書認定，該文件中“從現在起，我把我存留的所有作品……全部遺贈曹星原”與“最終她會根據我的意愿，將作品歸類妥存，有序地捐贈給國內外藝術與學術機構收藏”構成兩層獨立約定。法院據此將本案定性為附義務遺贈：遺贈是所有權轉移的核心約定，捐贈是曹星原取得藏品所有權后需要履行的附加義務。

法院還結合2013年6月朱乃正簽署的《聲明書》進一步佐證，該文書明確排除一切法定繼承人對案涉作品、文稿的繼承權利。

同時，法院考慮安玉英多年輔助朱乃正創作、操持家事，酌定曹星原向安玉英全體繼承人支付 40 萬元補償。財產劃分方面，油畫《高原秋谷》判歸朱寧，安玉英私人攝影、友人贈畫交由李一帛，其余封存書畫、文稿均判由曹星原持有。

2013年6月29日，朱乃正簽署《聲明書》，寫明各類作品、資料相關繼承權排除其他法定繼承人。

二審：定性為公益代管安排

朱寧不服一審結果提起上訴，提交病歷、證人證言等材料，提出曹星原外籍身份或造成國內藝術文物流失，安玉英一眾親屬均支持其上訴主張。

北京二中院于2026年6月30日作出（2025）京02民終13414號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曹星原索要書畫的訴求。

澎湃新聞注意到，二審法院雖認可2011年及2013年2月的遺囑文件形式合法有效，但認為其內容不構成將書畫作品所有權轉移給曹星原的遺贈。

二審判決認定，朱乃正訂立多份文書的最終核心訴求，是將書畫作品捐贈給公共藝術機構，而非將所有權完全移轉給曹星原。法院將遺囑中“遺贈曹星原”的內容視作階段性管理安排，認定曹星原僅擁有整理、保管、研究作品的事務性權利，不享有書畫物權。

針對落款日期2013年6月29日的《聲明書》，法院依據民法典打印遺囑相關規定認定無效：見證人未逐頁簽字、未全程參與文書制作，不滿足法定生效要件。

對于手稿、個人生活用品，因封存清單無法清晰界定范圍，本次訴訟不作處理，各方可另行起訴厘清。二審判決同時判令一、二審全部案件受理費均由曹星原負擔。

2013年2月22日，朱乃正書寫《申明》，寫明所有作品贈與曹星原，約定整理研究后向國內外藝術機構捐贈。

遺囑解讀之爭，當事人申請再審

一、二審法院對同一份遺囑作出完全不同的法律定性，核心分歧集中在三個方面：遺囑文本解讀上，一審以原文標點為依據拆分兩層獨立約定，二審整合全文表意將捐贈作為遺囑核心目的；法律關系定性上，一審適用附義務遺贈規則認可所有權先行轉移，二審否定該定性，認定“遺贈”僅為代管；證據采信上，一審優先采信書面遺囑，二審將證人關于朱乃正生前口頭提及捐贈的陳述納入綜合判斷。

這也意味著，兩種認定會帶來截然不同的財產處置結果：若按附義務遺贈，曹星原完整持有作品物權，捐贈是需要履行的法定義務；若認定僅為代管，她僅有整理研究權限，藝術品最終歸屬公立機構。

二審判決下達后，曹星原于2026年7月14日向北京高院遞交再審申請。據再審申請書，她提出四點異議：一是二審合并遺囑兩段獨立語句、改動原文斷句，同時未采信她對接美術館洽談捐贈的證人證言；二是審理未適用附義務遺贈相關法律，口頭證人證言優先級高于經律師見證的書面遺囑，證據采信標準不當；三是法院沒有圍繞“遺贈還是代管” 這一核心爭議單獨組織法庭辯論，侵害其辯論權利；四是一審已完整查清案件事實，二審無新證據直接改判，且全部訴訟費由她一人承擔缺乏法律依據。據此，曹星原請求北京高院撤銷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全部判項，并要求其他當事人共同承擔兩審訴訟費用。

截至目前，北京高院尚未就再審申請作出立案決定。這場橫跨十余年的藝術遺產糾紛仍未有最終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