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六歲的梅梅(化名)被推進一間治療室。她的父母杰森和琳達(均為化名)守在門外,心里交織著希望與不安——女兒即將接受一項從未在人體上嘗試過的基因治療,試圖改寫一個寫在基因里的“說明書錯誤”。這原本不是一個危及生命的疾病,但它讓梅梅從小就比同齡人慢上好幾拍。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這一次通往未來的嘗試,卻在不到一周的時間里,變成了一場無法挽回的告別。
這是《科學》雜志與《撤稿觀察》在2026年7月23日聯合發表的一篇調查報道中所還原的悲劇。梅梅的故事此前從未被公開披露過,而主導這項實驗性治療的科學家也從未在公共平臺上提過這次死亡事件。在女兒離世一年多之后,杰森和琳達選擇打破沉默,希望用自己家庭的遭遇警示后來者,讓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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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致命的基因“錯字”
時間回到2023年,那時梅梅被診斷為“全面性發育遲緩”——這是醫學上給發育比同齡人慢的孩子貼上的一個寬泛標簽,涵蓋了說話、走路、理解等多項能力的滯后。杰森和琳達隨即為女兒做了基因測序,才發現根子遠比想象的更深:梅梅患上了一種叫作Snijders Blok-Campeau綜合征的罕見遺傳病,病因是CHD3基因上的一個突變。
CHD3基因負責編碼一種特殊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在一個聽起來很微觀、實則至關重要的細胞活動里扮演著關鍵角色:它幫助細胞“折疊打包”那一卷卷長長的DNA。說人話就是,我們的DNA如果全部拉直,每條細胞里的長度將近兩米,可它必須被妥帖地塞進直徑僅幾微米的細胞核里,就像把一整團亂七八糟的數據線收進一個小小的收納盒。CHD3蛋白就是“收納盒”的設計師之一——它不僅負責把DNA有序地纏繞、卷緊,還能在需要時把特定區域打開,讓基因可以順利地被讀取、被翻譯,也就是讓該“開”的基因開,該“關”的基因關。
這聽起來像個細枝末節,但在大腦早期發育階段卻牽一發而動全身。人的大腦不是按照固定圖紙一口氣蓋好的房子,而更像一座邊拆邊建、隨時調整的立體都市。哪個區域先發展、哪些神經元搭在一起、什么時候修剪多余的連接,都受到一系列基因精確的時序開關控制。CHD3基因正是這套精密調節系統的關鍵齒輪之一。一旦它出了問題,DNA在特定時間沒能按照正確的方式“打開”或“關上”,就會導致腦部發育軌跡出現偏差。在Snijders Blok-Campeau綜合征的患者身上,這種偏差常常表現為語言發育遲緩和智力障礙,嚴重時還會伴有癲癇發作、心臟問題等。
然而好消息是,這種綜合征本身并不會直接危及生命。患者通常擁有正常的預期壽命。梅梅恰好屬于癥狀較輕的那一類——她沒有癲癇,也沒有心臟異常。在父母的安排下,她接受著語言訓練、職能治療,還有特殊教育的支持,雖然進步緩慢,但生活依然在徐徐向前。
一條群聊帶來的希望
作為父親,杰森卻無法停止對未來的擔憂。他預想著女兒在學校里可能會一路落后,也許永遠無法獨立生活。那種希望她獲得更完整人生的迫切感,驅使他開始在網上四處搜尋可能的治療方向。
在微信上,杰森和琳達加入了一個由自閉癥及類似發育障礙孩子家長組成的群組。正是在這個群組里,他們第一次聽說了一個名字——Zilong Qiu。這是一位任職于上海交通大學腦科學中心的神經科學家,同時還創辦了一家名為Lanqi Xintu Gene Technology的基因治療公司。群里的家長們都在談論Qiu正在開發的實驗性療法,尤其是他針對另一種破壞腦發育的遺傳病——Rett綜合征所開展的基因治療研究。
這讓杰森看到了一線光明。CHD3突變帶來的綜合征和Rett綜合征一樣,都跟早期大腦發育中的基因表達失靈有關。如果能用一套類似的思路,“修補”CHD3基因的問題,女兒是不是就有可能追回那些失去的發育時間?他主動聯系上了Qiu。
這個決定,將一家人徹底拉入了一個充滿未知的醫療領域。彼時,Qiu團隊所開發的一套針對CHD3突變的基因療法,還從未在人身上測試過。在動物模型或者細胞培養皿里,它或許已經展現出效果;但對于一個活生生的孩子,抗體、免疫反應、長期安全性,所有這些都還是大大的問號。
一周:從希望到永別
2025年3月,梅梅在上海新華醫院接受了這次“第一類”基因治療。具體的給藥方式和技術路徑,調查報道并未詳細展開,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種試圖通過引入正確基因拷貝來彌補突變缺陷的實驗性手段。
在基因治療的整體邏輯里,科學家通常會利用一種“載體”——往往是經過改造、不會致病的病毒——把功能正常的基因送進細胞內。就像把一段修正后的代碼通過一個無害的快遞員,投遞到細胞深處的“控制中心”,希望它能取代原來那段出了錯的指令。然而,這個“快遞”過程本身就可能帶來重重風險:免疫系統可能對載體本身產生激烈反應,新的基因可能會在錯誤的位置著陸,甚至引發無法預料的炎癥風暴。這些問題在基因治療發展史上都曾真實地發生過,也是任何新療法踏入人體試驗時最難繞開的暗礁。
在治療完成后的幾天里,梅梅的情況急轉直下。僅僅一周之內,她離開了人世。這個原本被診斷為輕度發育障礙的女孩,最終被一場旨在改善她生活的治療帶走了生命。
令人不安的是,在此后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無論Qiu本人還是他所在的學術機構,都沒有公開提到過這起死亡事件。參與研發和給藥的研究者保持了沉默,而這一致命結果也從未出現在任何科學論文或備案公告中。如果《科學》與《撤稿觀察》沒有啟動這項調查,公眾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在基因治療快速沖刺的軌道上,一個家庭曾付出過怎樣的代價。
沉默之后的開口
梅梅的父母并不想將Qiu個人推上風口浪尖,他們也并非要全盤否定基因治療本身。他們選擇在一年多后接受調查報道的采訪,只是為了把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擺到桌面上——一個非致命的遺傳病,一次從未在人體上被試過的治療,以及一個在極短時間內出現的死亡結局。他們希望監管機構、醫療機構和更多的家長們能看到,在把“希望”遞進家長群之前,還有多少安全圍欄需要扎緊。
這起事件旋即引發了對中國基因治療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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