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視土為威脅？以色列終于攤牌：美國靠攏安卡拉讓其不安

安卡拉在華盛頓眼中的價值上升，正在增強其地區影響力，同時也暴露出其與特拉維夫對抗的邊界。從現實層面看，土耳其和以色列目前都談不上對彼此構成生存性威脅。

兩國關系的歷史也遠比近年來敵對言辭所呈現的更久遠、更深厚。1949年3月28日，在以色列建國不到一年后，土耳其便承認了以色列，成為首個這樣做的穆斯林占多數國家。

埃爾多安執政時期，兩國關系在外交和輿論層面多次惡化，但其戰略和商業基礎卻表現出相當強的韌性。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曾支持美國主導的“大中東”倡議，并公開稱土耳其是這一倡議的共同主席之一。安卡拉還在重塑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的戰爭與政權更迭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7年9月6日晚，以色列戰機在“果園行動”中打擊了敘利亞代爾祖爾省疑似位于阿爾基巴爾的核設施。事后，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和加濟安泰普省發現了外掛油箱，顯示這些戰機返航時曾穿越土耳其領空。安卡拉就領空遭侵犯提出抗議，而時任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后來表示，如果以色列戰機確實進入了土耳其領土，他對此致歉。

經濟聯系同樣挺過了一次次政治危機。即便在以色列對加沙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期間，面對國內不斷加大的批評聲浪，安卡拉起初仍維持了與以色列的貿易。

2024年5月，土耳其正式停止與以色列的直接進出口貿易，但阿塞拜疆原油仍通過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漢管道和土耳其杰伊漢港運往以色列。這一區分使安卡拉既能為其禁運辯護，又能讓石油運輸繼續進行，因為后者不屬于雙邊直接貿易范圍。

因此，以色列對土耳其日益增長的敵意，源頭并不在于眼前的軍事威脅，而在于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擔憂。美國在黑海、高加索、中亞、東地中海和黎凡特對安卡拉的需求都在上升。以色列領導層擔心，土耳其影響力隨之擴大，最終會削弱以色列自身的戰略地位。

作為北約成員國，土耳其處在多個與美國政策密切相關的地區交匯點。無論是西方在黑海和高加索遏制俄羅斯、限制外部力量向中亞延伸影響，還是在西亞向伊朗施壓，土耳其都不可或缺。其地理位置、國防工業、對能源通道的控制，以及規模龐大且擁有實戰經驗的武裝力量，使華盛頓和北約越來越難以繞開它。

特拉維夫希望遏制土耳其實力，但土耳其對以色列最主要的支持者美國而言卻越來越重要。隨著安卡拉在美國主導秩序中的地位增強，以色列遏制土耳其的努力，可能會干擾華盛頓更廣泛的地區布局。美國明白這種張力，并試圖把兩國都維持在一個共同的戰略框架內。

美國駐土耳其大使湯姆·巴拉克在地區事務中扮演了異常廣泛的角色，有時與其說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使節，不如說更像華盛頓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和黎巴嫩之間的危機處理者。這一角色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防止土耳其與以色列的緊張關系脫離美國控制。

安卡拉自身的政治脆弱性，也限制了它的回旋空間。埃爾多安政府正面臨嚴重的國內合法性危機，而對反對黨的打壓、對政治對手的監禁，以及權利與自由的持續侵蝕，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

因此，它從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那里獲得的支持，價值也隨之上升。這種依賴限制了安卡拉對以色列能夠采取多大程度的行動，不論其公開言辭多么強硬。

盡管如此，當前爭端仍橫跨多個戰線，包括加沙和巴勒斯坦、敘利亞正在形成的安全秩序、東地中海的能源通道與海上主張，以及西亞更大范圍內的影響力競爭。這些分歧疊加在一起，已經開始影響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而華盛頓仍需要讓它們站在同一陣營。

美國正把自身的全球戰略轉化為北約戰略，讓聯盟成員圍繞主要由華盛頓設定的目標行動。今年早些時候在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峰會，已經顯露出這一努力帶來的緊張。

華盛頓希望北約加大對俄羅斯的壓力，在烏克蘭戰爭和對伊朗對抗中承擔更大角色，并把更多注意力轉向亞太地區。它還希望聯盟成員增加軍費開支、擴大軍力，而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支出最終會回流美國軍工產業。

特朗普長期反感歐洲依賴美國保護，這一立場也塑造了此次峰會。他要求歐洲國家承擔更多責任、提高國防開支，這一要求主導了會議進程。峰會并未解決過去兩年里華盛頓與歐洲盟友之間不斷加深的分歧，只是暫時控制住了這些矛盾，從而促成新的承諾。

華盛頓把重新武裝描繪成解決這些分歧的辦法。其直接目標，是推動北約成員把國防支出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并建立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武器采購循環，而美國制造商將是主要受益者之一。

根據《安卡拉宣言》，北約承諾在2026年向烏克蘭提供700億歐元，約合797億美元，用于軍事裝備、援助和訓練；峰會發布的聲明還包括數百億美元的新采購計劃。

土耳其在這一新興“北約3.0”中的角色正穩步擴大。它正被塑造成一個前沿國家，承擔華盛頓賦予的重要任務。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對安卡拉發生政治變動興趣不大，并且在更大戰略利益攸關時，仍愿意對該政府的強硬治理做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對華盛頓而言，土耳其的價值首先在于其地理位置和軍事能力。它位于黑海、東地中海和西亞的交匯處，是北約南翼的核心支柱。土耳其通向黑海，毗鄰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又是進入高加索和中亞的門戶；再加上不斷增長的國防產業和豐富的實戰經驗，使其擁有其他多數北約成員難以復制的作用。

因此，土耳其正逐漸超越其作為北約邊緣國家的傳統定位。在聯盟不斷演變的姿態中，它越來越被視為一個中心樞紐和前沿基地。阿達納第6軍團新設總部，以及北約設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海上組成司令部，都是明顯信號。

特朗普借安卡拉峰會釋放出美土防務關系可能重啟的信號。他承諾取消因安卡拉購買俄羅斯S-400系統而施加的《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制裁，并表示土耳其可能重返F-35項目。圍繞美國批準土耳其“可汗”戰斗機項目所需發動機和其他部件的討論也在繼續。

這些舉措仍面臨法律、國會和技術層面的障礙，談判也仍在繼續。但其政治方向本身已具有重要意義。以色列公開反對恢復土耳其獲取F-35的渠道，擔心這會改變地區力量平衡，并削弱以色列戰略所依賴的“定性軍事優勢”。

土耳其與以色列之間日益敵對的言辭，是否可能走向戰爭？美國和北約又將如何應對？從理論上看，直接的大規模戰爭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在可預見的近期內，這種可能性很低。更現實的危險，是間接對抗、代理人升級，或在敘利亞發生意外沖突。

多重因素都在約束雙方。兩國并不接壤，同時都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足以讓對方付出高昂代價。美國和其他北約主要國家也會努力阻止直接沖突，因為這可能破壞東地中海和西亞的穩定。一旦局勢升級到那一步，對能源通道、商業和金融市場造成的全球后果，也會讓外部力量有更強動機提前介入。

更可能引發沖突的路徑在別處。土耳其和以色列戰機可能在敘利亞領空對峙，而錯誤情報或誤判也可能引發有限軍事事件。無人機或導彈打擊、特種部隊行動，以及借助地區武裝組織升級局勢，都為雙方提供了在不正式宣戰情況下施壓的手段。

因此，即便公開戰爭得以避免，政治、外交和情報層面的競爭仍會持續加劇。敘利亞和東地中海，仍是最可能發生有限沖突的場域。

如果戰斗擴大，北約的反應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沖突從何處、以何種方式開始。如果以色列直接攻擊土耳其領土，北約第五條可能被援引，但該條款允許各成員自行決定其認為必要的援助方式，并不保證一定進行軍事干預。

如果沖突涉及土耳其在敘利亞的部隊，或者安卡拉被認定為戰爭發起方，那么觸發集體防御的可能性就會小得多。華盛頓很可能首先尋求控制沖突，同時繼續維持對以色列的雙邊軍事和情報支持，這意味著土耳其幾乎無法確信自己會得到北約有實質意義的支持。

安卡拉幾乎沒有多少辦法能夠抵消這種失衡。它與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不斷加深的防務聯系，不太可能發展成一個類似北約第五條的獨立集體安全條約，因為土耳其的北約成員身份限制了它加入一個競爭性軍事集團的能力。

土耳其對華盛頓的價值正在上升，其國防工業不斷擴張，在周邊多個地區的影響力也越來越難被以色列忽視。它身處美國主導的聯盟結構之內，這一位置仍在限制它在兩國利益發生沖突時，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挑戰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