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深夜，他在20公里外睡覺，卻被判了爆炸罪——一份判決書上的“幽靈證人”與28年無法醒來的噩夢

（注：本文內容基于陳平昌本人提供的司法文書、申訴材料及陳述整理，相關事實有待司法機關進一步核實。本文不作定性判斷，僅呈現客觀存在的文書矛盾與當事人主張，期待有關部門依法核查。）

凌晨兩點，陳平昌又醒了。

窗外任何一點響動，都能讓他從睡夢中驚醒。59歲的他，至今無法睡一個安穩覺。1998年11月7日那個夜晚，他明明在陳四群家房子里的沙發上睡得好好的，可法律卻認定他在20公里外炸了別人的房子。

從此，他的每一個夜晚，都成了那一天的延續。

“我這一輩子，就毀在了一個我根本沒去過的夜晚。”

1998年，陳平昌31歲。那年10月，他剛從云南玉溪回到貴州老家——在此之前，從1996年到1998年，他整整兩年都在玉溪打工，貴州老家發生了什么事，他根本不知道。回到貴州后，他在梓椅村接了兩個修滾水壩的活兒，一個1200元，兩個就是2400元——在90年代末，這算一筆不錯的收入。他借住在工友陳四群家里，白天揮汗如雨修公路、筑水壩，晚上累得倒在沙發上就睡，陳四群還給他抱了一床毛毯蓋上。

日子雖苦，但陳平昌覺得有奔頭。

可這個奔頭，只持續了不到一個月。

1998年11月9日，一群沒有穿警服、沒有開警車、沒有亮證件的人來到陳四群家門口，用繩子把還在工地上干活的陳平昌綁了起來。工友們親眼看著，他們沒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續，封住了他的嘴，像對待一個重刑犯一樣把人拖走了。

“光天化日，當著那么多人的面，他們連一句‘你犯什么事了’都沒說。”一位當年在場的工友回憶。

陳平昌被關進了一個廢棄的客車站，沒有食物，沒有水，沒有解釋。兩天三夜，他被綁著，嘴里塞著東西，像一個被丟棄的物件。

直到被轉交到公安局、送進看守所，他才終于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

判決書上白紙黑字寫著：1998年11月7日24時許，陳平昌在雙井村用炸藥炸毀了陳定安家的房屋，犯爆炸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陳平昌拿著判決書，手在發抖。

他原本就是雙井村人，可1996年他就去了云南玉溪打工，之后整整兩年沒回過貴州。1998年10月回到貴州后，他直接去了梓椅村修公路，吃住都在工地上，梓椅村和雙井村之間隔了整整20公里山路。

案發那晚，他人在梓椅村的工地上睡覺。一個在云南待了兩年剛回來、一直在梓椅村工地干活的人，怎么跑去雙井村炸房子？

“我在陳四群家吃的晚飯，天擦黑就在沙發上睡了，蓋著一床毛毯。張佳平都能給我作證啊！”

更荒謬的還在后面。

判決書上赫然列著一位叫“馬米線”的證人，證明陳平昌有罪。陳平昌翻遍了腦袋，也想不起認識這么個人——他96年到98年人都在云南，貴州的事一概不知，怎么可能認識什么馬米線？ 他托了無數人去查——全國戶籍系統、人口信息庫，全部查無此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成了送他進監獄的“證人”！

“法院憑空捏造一個人出來當證人，這不是把我往死里整嗎？”

判決書上還有“陳平昌供述”四個字——白紙黑字，寫著陳平昌“承認”自己犯了罪。可陳平昌瘋了一樣搖著頭：

“他們抓我的時候，用封口膠把我的嘴封死了，我一個字都沒說出來過！開庭的時候，法官不讓我說話，我連‘我冤枉’三個字都喊不出來！我的供述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判決書上還認定了一個叫馬老慕的人是陳平昌的“妹夫”。陳平昌看到這行字，幾乎氣瘋了：

“我妹妹嫁的是趙二篩，這是事實。可96年到98年我人一直在云南，貴州的事我根本不知道，妹妹嫁人之后的日子怎么過的、家里什么情況，我完全不清楚。我根本不認識什么馬老慕！聯合國秘書長我也不認識，照這個邏輯，是不是也要抓來跟我一起判刑？”

每一個字都是假的。一份從頭到尾都在撒謊的判決書，把陳平昌送進了寧谷監獄。

開庭那天，公訴人陳桃紅當庭說了一句話，法庭里所有人都聽得清清楚楚——“陳平昌無罪，是公安機關搞錯了。”

這句話像一道閃電，劈在陳平昌心上。

公訴人——代表國家指控犯罪的人——當著法官和旁聽群眾的面，親口承認被告人無罪！

既然無罪，那為什么還要起訴？既然公安機關搞錯了，那為什么不放人？

可審判長劉桂琴也當眾說了一句話：“陳平昌什么都不知道。”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那憑什么判刑？

劉桂琴沒有回答。法槌落下，六年。

從公訴人當庭說“無罪”，到審判長說“什么都不知道”，再到法官李曉燕在寧谷監獄里對陳平昌說——“認罪放人，不認罪不放人。”

陳平昌盯著她：“我沒罪，我怎么認？公訴人都說我沒罪了！”

“不認罪，那就繼續關著。”

六年，2190個日夜。陳平昌在監獄里，每一天都在想同一個問題：我到底做錯了什么？

他什么都沒做錯。他只是在一個不該被抓的時間，待在了自己應該在的地方。

公訴人親口說了無罪，審判長親口說什么都不知道——可判決書上依然是“有罪”。法律的白紙黑字，比不上某些人鐵了心要判的決心。
這么多年下面當事人身心疲憊已經沒有力氣抗爭下去了，晚年的陳平昌要的不多，讓公訴方能因為錯誤逮捕，能公開認個錯，幫他平反，給予這些年的冤情相對應的補償，這樣他也就釋然了

2001年，轉機來了。

六盤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無罪判決，撤銷了水城縣法院的原判，委托水城縣法院放人。

陳平昌在獄中聽到這個消息，渾身血液都熱了。正義要來了！

然后，什么都沒有發生。

水城縣法院像沒收到這份判決一樣，繼續關著陳平昌。無罪判決被故意隱瞞、被雪藏、被當作一張廢紙扔進了抽屜。

2004年，六盤水市中院又出了一份裁定——（2004）黔六中刑一終字第60號，“維持原判”。

維持的是哪份原判？是1999年的有罪判決？還是2001年的無罪判決？兩份判決內容完全相反，怎么可能同時被“維持”？

陳平昌想不通。他只知道，他繼續在監獄里待著，直到2004年刑滿釋放。

六年，一天都沒少。2004年11月15日，陳平昌走出監獄大門，一無所有，無家可歸。16日，他去了丫口村的老丈人家暫住，20日便離開貴州，去了湖南下井挖煤。

一個剛出獄的人，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只能去煤礦賣命。

出了獄的陳平昌，開始了一場貫穿他后半生的戰斗。

他去了水城縣法院、六盤水市中院、貴州省高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他去了信訪局、政法委、人大常委會。他向所有能想到的部門遞交材料，先后申訴100多次，委托律師8次，媒體曝光100多次。
在北京檢查站攔截信訪人兩次，在火車站3次，共計在北京攔劫信訪5次。

他曾經把材料借給郵電局的領導，希望通過正規渠道遞交到上級機關。可那些材料交出去之后，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沒有回音。材料是被攔劫了，還是被人故意壓下了？陳平昌不知道。他只知道，每一次他把證據交出去，換來的都是沉默，派出所筆錄在我手中，是攔劫信訪人的依據

他還給最高層寫信反映情況。

每一次，他都帶著厚厚的材料，每一頁都寫滿了“我在睡覺，我沒犯罪”。

而每一次，他得到的回復都像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唯一一次讓他看到希望的，是水城區委書記陳石在接訪大會上說的那句話：“封禁原判，重新處理。”

8個字，陳平昌記到現在。

但“重新處理”最終變成了“繼續拖延”。聽證會上，有法官當著所有人的面說：“今日制造冤證恐怕不行。”——連制造冤證都“不行”了，可另一些人還是強行讓17個人簽了字，炮制出一份新的“證據”。

更諷刺的是，那次聽證會，陳平昌從頭到尾沒說過一句話——而會后整理的筆錄里，又出現了“陳平昌供述”

“我一句話沒說，‘供述’又跑出來了。他們想讓我說什么，我就‘說’了什么。我這個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需要一份‘供述’。”

2021年，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出具了“涉訴信訪終結告知書”。這意味著，陳平昌連申訴的權利都被正式剝奪了。

2026年3月，六盤水市檢察院回復：“最高人民檢察院已作出審查結論，不再受理。”

28年。從31歲到59歲，陳平昌從一個壯年漢子，變成了兩鬢斑白的老人。

他的牙齒掉了，頭發白了，背也駝了。這28年里，他本該掙的錢、本該建的家、本該享受的天倫之樂，全都沒了，“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希望有關部門能對此事的是非曲直給出權威認定，并及時跟進處理。

“我什么都沒干，我只是在那天晚上睡了一覺。就因為我睡了一覺，他們判了我六年，又折磨了我28年。”

陳平昌說，他告狀只堅持一個原則——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這是最樸素的道理，也是最基本的司法底線。

可現在呢？無辜的人坐了六年牢、申訴了28年；真正制造冤案的人，至今還在崗位上。

現在只有一條路——通過媒體曝光臺，把真相公布出來。把真相公布出來讓相關部門來管，讓平民百姓也能看到。加大頻率，猛力推動宣傳，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平反冤案，賠償損失，之后什么都好說了。

陳平昌知道，這可能是一場打不贏的仗。但他已經打了28年，不在乎再打下去。

他今年59歲了。他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等來一句“判錯了”。

他只是想讓人看看那份判決書——看看那些荒唐的時間、荒唐的證人、荒唐的“供述”——然后問所有人：公訴人當著法庭說“無罪”，審判長說“什么都不知道”，卻還是判了六年。一個人在自己家睡覺，到底犯了哪條王法？

一個普通的農民，用了大半輩子，只是想證明一件事：

1998年11月7日24時，他在睡覺。

就這么簡單。

就這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