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新中國建國后《社會學》學科的取消與恢復

文/秦慶武

5月份，我看到山東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林聚任教授發了一系列文章，圍繞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成立40周年，搞了一系列紀念活動。文章中說，山東大學社會學系于1986年秋設立，已歷經四十載春秋，而今發展壯大為擁有本、碩、博、博士后完整人才培養體系的一級學科，成為國內社會學領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山東大學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大學，為什么社會學系直到1986年才成立呢？我找了一系列材料，才了解到社會學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經歷了很多波折，這里介紹一下。

新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其“取消”與“恢復”并非單純的學科調整，而是與當時的國家政治路線、意識形態建設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緊密相連。以下是這一歷史過程背后的原因：

一、 社會學被取消的原因

（1952年）

1952年，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被全面取消。其主要原因包括：

意識形態與理論沖突：建國初期，國家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已經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因此不需要再保留一門專門研究社會的“資產階級學科”。

社會學被視為帶有唯心主義色彩、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學問，與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理論上的對立。因此被定位為“資產階級學科”而受到取締。

另外一個意識形態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共產黨強調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而社會學則是講社會階層和社會流動，在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里，顯得特別不合時宜。

蘇聯模式的影響：建國初期，中國在高等教育和學科建設上全面“一邊倒”學習蘇聯。在蘇聯的學科體系中，社會學同樣被視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而被取消，中國隨之效仿，將社會學的內容拆解并融入到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等課程中。

國家治理模式的轉變：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系的確立，國家認為可以通過行政指令、政策文件和思想政治工作來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

在這種“單位制”和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下，客觀、實證的社會調查和獨立的社會學研究被認為是不必要甚至可能干擾國家政策的。

二、 社會學恢復的原因

（1979年）

1979年3月，中國社會學會成立，標志著社會學正式恢復。其背后的推動力主要來自現實危機與思想解放：

現實社會問題的倒逼：經歷了“文革”十年動亂，中國社會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如知青返城、就業困難、婚姻家庭危機、青少年犯罪、人口老齡化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等。

僅靠傳統的行政手段和思想政治工作已無法有效應對這些復雜的結構性問題，國家迫切需要一門能夠提供科學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的學科。

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學術界開始反思過去將社會學等同于“資產階級偽科學”的教條主義錯誤。

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明確提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strong>這一最高層的定調為社會學的恢復掃清了政治障礙。

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隨著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改革開放帶來了劇烈的社會結構變遷。國家在進行宏觀決策、制定社會政策、推進城市化與工業化時，需要社會學提供關于國情、民情、社會分層、社會流動等方面的科學依據。社會學從“批判的武器”轉變為“建設的工具”，其應用價值得到了重新確認。

老一輩學者的呼吁與努力：以費孝通、雷潔瓊等為代表的一批老一輩社會學家，在恢復初期積極奔走，通過創辦培訓班、重建研究機構、開展大型社會調查（如小城鎮研究）等方式，迅速搭建起了學科重建的框架，用扎實的研究成果證明了社會學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不可替代性。

總結來說，社會學的取消源于特定歷史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以及蘇聯模式的影響；而社會學的恢復，則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回歸，更是中國在走向現代化、應對復雜社會轉型過程中，對國家治理科學化提出的必然要求。

三、社會學恢復以后 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

1979年社會學恢復后，費孝通等老一輩學者并沒有將目光局限于書齋里的理論構建，而是迅速將學科發展與國家“改革開放”的宏大進程緊密結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標志性成果就是“小城鎮研究”。

1980年代，我在無錫市工作。對于費孝通先生等老一輩社會學家，對于小城鎮研究和蘇南模式的研究有所了解。感覺到社會學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還是有著重要推動作用的。

這項研究不僅是中國社會學恢復后的“破冰之作”，更直接影響了國家關于農村改革、鄉鎮企業發展以及城市化道路的頂層決策。以下是具體的影響脈絡：

1. 敏銳捕捉時代痛點：從“農村剩余勞動力”切入

改革開放初期，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后，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但也暴露出一個巨大的現實危機：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往哪里去？如果大量農民盲目涌入大城市，勢必引發嚴重的城市病和社會動蕩。

費孝通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核心矛盾。他提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不能單靠農業，也不能僅靠大城市，必須尋找一條“離土不離鄉”的新路子。這為國家探索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支點。

2. 提出“小城鎮，大問題”：重塑國家城市化戰略

1983年，費孝通在江蘇省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進行深入調研后，發表了著名的《小城鎮 大問題》一文。他通過實地考察蘇南地區的經驗，向中央提出了極具前瞻性的觀點：

蓄水池作用：小城鎮是連接城鄉的紐帶，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

經濟節點：小城鎮是農村商品經濟的集散地，發展小城鎮是繁榮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這一論斷打破了當時“限制大城市、發展小城市”的保守思維，直接推動了中央將“積極發展小城鎮”確立為國家重大戰略，深刻影響了后來中國幾十年的城鎮化格局。

3. 總結“蘇南模式”：為鄉鎮企業崛起提供理論背書

在小城鎮研究中，費孝通及社會學界對蘇南地區“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鎮企業現象進行了系統總結，提煉出了著名的“蘇南模式”。

他們指出，農民利用集體土地和積累的資金，在城鎮周邊發展工業，實現了“農工相輔”。這一研究從學術上肯定了鄉鎮企業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極大地鼓舞了基層探索，為后來中國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農村工業化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支持和理論背書。

4. 倡導“行行重行行”：奠定科學決策的實證基礎

社會學恢復后，費孝通大力倡導“行行重行行”的田野調查作風。他不僅研究蘇南，還考察了溫州的個體私營經濟（溫州模式）、珠三角的外向型經濟（珠江模式）以及內地的邊區開發。

這種基于大量一手數據、腳踏實地的社會學調查，改變了過去僅憑主觀意志或單一行政指令制定政策的習慣。它促使國家決策層意識到，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改革開放不能“一刀切”，必須因地制宜。

總結而言，費孝通等學者推動的小城鎮研究，是中國社會學“學以致用”的典范。它成功地將一門曾被取消的學科，轉化為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智庫”力量，不僅解決了當時農村發展的燃眉之急，也為中國探索出一條不同于西方傳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與現代化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四、山東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成立和發展

1990年，我由無錫調入山東社會科學院的時候，當時已經有了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是邵景鈞研究員。以后又由彭立榮和李善峰研究員繼任所長。

山東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比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成立還早。社會學研究所聚焦社會發展理論、戰略規劃及社會轉型期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女性與家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社區規劃、社會發展與預測、社會階層與民營經濟、社會政策和項目評估等。

1997年我被聘任為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以后，比較重視田野調查。特別是與日本東北大學農村社會學家小林一穗教授合作，進行農村社會發展和社會變遷研究，出了一系列成果。實際上也把農村社會學研究作為一個重要方向。

2009年，我由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轉任山東社科院省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社會學所合并到省情研究中心，成立了山東社會科學院省情研究院。我退出一線領導崗位，由原社會學所所長李善峰同志擔任研究院院長。

李善峰研究員是山東大學最早培養的一批社會學學者，曾經長期擔任山東省社會學研究會會長。他在農村社會學研究方面，特別是梁漱溟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最近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成立40周年紀念活動，他還接受了專訪。

山東社會科學院把省情研究和社會學研究合并在一起，也應該是一種探索。這既有利于發揮智庫作用，又有利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入開展。我也可以說是與社會學研究有不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