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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廣永國資受讓10%后,廣州金控系合并持股將升至18.5%,成為第三大股東。
文/每日財報 栗佳
7月16日,珠江人壽一紙公告揭開了新一輪股權變動的帷幕。公司第三大股東衡陽合創將其持有的6.7億股股份(占總股本10%)轉讓給廣永國資。轉讓后,衡陽合創持股降至8.96%,廣永國資以10%的持股入場,廣州金控集團對珠江人壽的合計持股比例升至18.5%,成為第三大股東。
這起交易的出讓方是合生創展創始人朱孟依家族控制的房地產企業。因此市場將該次股權轉讓定性為珠江人壽"去地產化"的關鍵信號。但若把時間線拉長來看,事情不止于此。
2025年12月,珠江人壽有一場罕見的大動作:一次性面向行業公開招聘總經理、財務負責人、董事會秘書、首席投資官、首席合規官等五名核心高管。彼時公司稱正處于"戰略轉型的關鍵階段"。
僅僅過了半年多,地產系股東就減持、國資接盤。兩件事前后腳發生,背后邏輯高度關聯:先用市場化方式搭班子,再通過股權層面的調整引入國資"定盤星",這本質上或是為化解公司多年積累的風險尋找系統性解決方案。
股權轉讓背后:
廣州金控接盤的金融算盤
廣永國資成立于2000年12月,是廣州市政府批準設立的國有獨資企業,注冊資本17.7億元,資產規模約180億元(2025年)。其業務以資產管理為核心,涵蓋物業管理、房地產租賃、園區管理和投資活動,目前擁有全資、控股及參股企業14-16家。2007年11月,廣永國資由廣州市國資委整體劃入廣州金控,成為其全資子公司。
廣州金控是廣州市為整合市屬金融資產而設立的核心國有金融控股平臺,成立于2006年12月,注冊資本101.8億元。截至2026年3月末,集團總資產已達1.07萬億元,凈資產750.32億元,成為繼越秀集團之后廣州第二家總資產破萬億的全牌照金控集團,也是國內牌照最齊全的地方金控之一。
從牌照布局來看,其銀行板塊有廣州銀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總資產9464.57億元,是集團的壓艙石;證券板塊有萬聯證券,2024年營業利潤已超過廣州銀行,成為集團第一盈利來源。
此外,廣州金控還布局了期貨、信托、基金、融資租賃、融資擔保、資產管理等多個領域。基金板塊中,廣州金控基金在管基金43只,認繳規模412億元;同時集團還通過廣永國資間接持有易方達基金7.5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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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細看這份牌照版圖,保險恰恰是廣州金控的一塊短板。集團雖然早已通過直接持股方式持有珠江人壽8.5%的股份,但僅是參股角色,既無控股權,也無實際經營話語權。在越秀集團2025年通過收購香港人壽補齊保險牌照之后,廣州兩大萬億級金控平臺的牌照競賽中,廣州金控在保險領域的布局明顯落后。
此次通過廣永國資拿下珠江人壽10%的股權,使廣州金控合計持股達到18.5%,一舉躍升為第三大股東。雖然距離控股還有距離,但在珠江人壽償付能力承壓、地產系股東自顧不暇的當下,國資股東的話語權正在實質性上升。
目前,珠江人壽董事會共9名董事,其中非執行董事韋典含、朱琬瑜和獨立董事劉火旺共3名由廣州金控提名。隨著廣州金控持股比例提升,距離控制類股東20%的門檻僅一步之遙,國資在其董事會中的影響力還將持續增強。
事實上,廣州金控對這次接盤并非臨時起意。集團內部"投融擔貸"一體化的協同模式已經跑通:萬聯證券提供投行服務、廣州銀行提供信貸支持、擔保公司提供增信、租賃公司提供產業服務、基金板塊提供股權投資。
如果珠江人壽能夠真正納入這套生態體系,保險資金與銀行信貸、證券投行之間的互動,將形成"存貸+保險+投資"的閉環。
對廣州金控而言,這10%的股權大概率只是第一步,后續能否在保險牌照上進一步擴展,取決于珠江人壽風險化解的進展。
股權經營困局:
從"彎道超車"到"深陷泥潭"
珠江人壽2012年9月開業,總部設在廣州,是唯一一家總部位于廣州的全國性壽險公司。它的出生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那幾年正是保險業資產驅動負債模式最為激進的時期,中小險企通過銷售高收益萬能險快速聚攏資金,再投向房地產、信托等非標資產賺取利差。
珠江人壽的股東班底為這套模式提供了天然便利。目前公司有七家股東,注冊資本67億元。其中,廣東珠江投資控股集團、廣東珠光集團、衡陽合創房地產、廣東新南方集團等多家股東均為朱孟依家族控制的房地產企業。加上廣東韓建投資,其地產系股東合計持股約89.71%。
國資端目前為兩家——廣州金控(8.5%)和廣東粵財信托(1.79%)合計約10.3%;本次廣永國資受讓10%后,廣州金控系合并持股將升至18.5%,疊加粵財信托,兩家國資股東合計持股上升至20.29%。
股東資源在早期確實幫了不少忙。依托珠江系的房地產項目資源,珠江人壽的投資端從一開始就偏重不動產。2013年,公司開業首個完整年度,保險業務收入僅0.24億元;到2016年,保費收入一舉突破150億大關,達151億元,該期間內萬能險常年占比超99%。
利潤來得也快。壽險行業通常有"七平八盈"的說法,即成立后第七年才能打平、第八年才能盈利,珠江人壽在成立后的第三個完整年度就實現了盈利,2016年凈利潤達到5.38億元的峰值。
但資產驅動負債模式是一把雙刃劍。2016年以后,監管層明確要求"保險姓保",對萬能險規模和中短存續期產品進行嚴格限制。珠江人壽的保費結構開始劇烈波動——2016年保費收入沖到151億元的頂點,此后轉入下行通道:2018年原保險保費收入降至42.16億元,2019年進一步縮至33.35億元,直至2020年才隨轉型見效回升至72.73億元,2021年末進一步回升至130.9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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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市場擔憂的是投資端的風險暴露。截至2021年末,珠江人壽投資資產總額851.55億元,其中不動產類投資占比高達26%,接近監管30%紅線,位于行業高位,廣義地產風險敞口約280.67億元;信托計劃占19.8%,交易對手多為地產非標,共有3筆信托計劃發生逾期。
償付能力隨之惡化。2019年末,其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尚在75.89%,到2021年末已降至52.75%,逼近50%的監管紅線;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從122.37%降至105.50%,低于120%的重點核查紅線。2021年三季度,其風險綜合評級被下調至C類,意味著償付能力已不達標。也是在這一年,公司凈利潤虧損達到歷史高點,全年虧損4.0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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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處罰也在這一時期集中出現。2021年3月,原銀保監會因珠江人壽存在項目子公司融資借款超過監管比例、保險資金違規用于繳納項目競拍保證金、關聯方長期占用保險資金等三項問題,對公司處以合計90萬元罰款。這些處罰暴露的不只是操作層面的疏忽,而是公司治理層面缺乏防火墻——保險資金的使用邊界被股東意志模糊了。
2022年起,珠江人壽獲準暫緩披露償付能力報告。至今,外界已有四年無法從公開渠道看到這家公司的償付能力核心數據。
2024年2月,公司宣布對一筆18億元的資本補充債券"19珠江人壽01"不行使贖回權,未贖回部分利率跳升至7.25%。在債券市場上,不行使贖回權通常被解讀為發行人資本實力與償付能力承壓的信號。這是因為,如果有能力贖回,是沒有那家公司會愿意承擔如此之高利率成本的,而有能力贖回的險企通常多會選擇贖舊發新來降本。
股東層面的問題也在加深。據珠江人壽2025年年報,廣東珠江投資控股集團、廣東珠光集團、廣東新南方集團三家股東所持股權中,被質押股份分別達7.37億股、13.4 億股、6.9億股,合計27.67億股,占總股本的41.3%,其中珠光、新南方所持珠江人壽股權已100%質押,珠江投控質押比例約36.5%。
同時,地產系大股東自身陷入流動性困境——珠光、新南方已成失信被執行人,合生創展2025年上半年虧損17.32億港元,已然無力向保險公司反向輸血。而按監管規定,質押超50%的大股東表決權已受限,疊加司法層面"股權凍結/高比例質押狀態下增資擴股變更受阻"的約束,珠江人壽靠地產股東內源增資這條路,基本被堵住了。
此情況下,珠江人壽的償付能力改善,只能靠外援——本次廣州金控通過廣永國資受讓10%股權,正是這條路徑的落地。
總裁"閃辭"與高管"海選":
管理層的劇烈重構
公司經營持續承壓的過程中,珠江人壽高管層經歷了近十年來最密集的人事變動。
珠江人壽成立以來的首任總經理是胡國萍,任職超過十年,于2023年4月到齡退休。接棒的是傅安平——國內首批持證精算師、南開大學首屆精算研究生,曾深度參與《保險法》的起草修訂,長期在監管系統工作,歷任原保監會人身險監管部副主任、北京保監局副局長,后調任人保壽險總裁。在保險圈內,傅安平是兼具監管視野和一線管理經驗的"老將"。
傅安平2022年4月就加入珠江人壽,但總經理任職資格直到2024年5月才獲監管核準,其間經歷了一年多的"候任期",在業內極為罕見。對于一家償付能力不達標、風險評級為C類的險企,監管層對高管任職資格的審慎程度顯然高于正常機構。
正式獲批后,傅安平在珠江人壽推動了個險渠道建設和數字化轉型等轉型舉措,2024年公司期交保費占比有所提升。但客觀來說,這些舉措屬于"補課",珠江人壽的銀保渠道占比一度高達94%,個險隊伍幾乎空白。
在保險業整體轉型的大背景下,從銀保轉向個險意味著高昂的渠道建設成本和漫長的培育周期,對一個資本金捉襟見肘的公司來說,難度加倍。
然而,2025年8月,僅僅履職一年多,傅安平便悄然卸任。官方說法是"年齡原因退休",傅安平1963年出生,時年62歲。隨后他出現在幸福人壽新一屆董事會名單中,進一步證實了離職消息。
傅安平離開后,珠江人壽的高管團隊大幅縮水。2021年四季度還有10名高管,到目前其官網顯示僅剩6人:副總裁李翔,兩位總裁助理徐慶、焦小軍,總精算師兼首席風險官谷小春,審計負責人蔡軍,以及2026年3月趙陽出任董事會秘書。但總經理、財務負責人等核心崗位仍然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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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種"半癱瘓"的管理狀態下,珠江人壽于2025年12月發布了那場備受關注的高管海選公告。五個崗位——總經理、財務負責人、董事會秘書、首席投資官、首席合規官——幾乎覆蓋了保險公司經營管理的全部關鍵環節。公司在公告中的措辭是“為應對復雜市場環境,推動戰略轉型。”
這種集中招聘在整個保險行業都極為罕見。通常險企換將,是單個崗位的更替。一次性"換血"五名高管,意味著公司對現有管理架構的推倒重來。
新高管到任后,珠江人壽至少面臨三個維度的考題:一是如何對存量不動產投資進行分類處置,哪些能回收、哪些需減值、哪些需剝離;二是如何推動償付能力修復,是增資擴股還是資產端做減法;三是在股東層面地產系自顧不暇、國資話語權上升的新格局下,管理層如何平衡不同股東的利益訴求。
國資化險:一個行業趨勢的縮影
珠江人壽的股權變動并非孤例。近年來,中小壽險公司因經營困境而由地方國資介入化險的案例正在增多。
2023年末,重慶國資對三峽人壽啟動首輪增資,重慶渝富資本和重慶高科集團分別出資2.75億元,持股比例各增至30.49%,三峽人壽由此從民營主導變為國有控股。此后,重慶迪馬工業將所持股份轉讓給重慶高速公路投資控股,新華聯控股所持股份進入司法拍賣程序,國資股東前四大席位合計持股已達81.88%。三峽人壽成立八年來持續虧損,償付能力承壓,國資的介入既是"救火"也是"掌舵"。
2024年至2025年,四川唯一省級壽險牌照國寶人壽也經歷了一場國資主導的股權重構。眉山市國資委旗下的宏宇資產以1.755億元受讓第七大股東破產企業四川雄飛所持7.576%股權,四川國資系在國寶人壽前十大股東中的合計控股權接近六成(合計達66.29%)。
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很清楚:地產系或民企股東在自身經營壓力下無力繼續支撐保險公司,甚至需要通過減持或拍賣來回收資金;而地方國資則看中了保險牌照的戰略價值,以相對低的成本介入化險,同時完善地方金融生態。
但國資化險并不總是順暢的。以三峽人壽為例,新華聯控股所持的2億股在2025年至2026年間經歷了多次司法拍賣,起拍價一路下調,仍一度流拍。這說明,即使有國資兜底,中小險企的股權在市場上的吸引力仍然有限。投資者對缺乏盈利能力、償付能力不透明、治理結構復雜的險企,態度普遍謹慎。
珠江人壽的案例在這個框架中有其特殊性。它不像三峽人壽那樣由國資直接控股、也不像國寶人壽那樣由國資主導,而是地產系股東仍然合計持股約八成的情況下,國資通過增持來漸進式提升話語權。這是一種更復雜的博弈結構——國資想推進化險,但控制權仍在地產系手中;地產系想脫身減負,但又不想徹底放棄這塊稀有牌照價值。
從行業視角來看,這類國資接盤事件帶來的變化至少有三層。
第一層是公司治理。地產股東減持、國資增持,意味著保險公司的經營邏輯在發生轉變。過去,地產系險企的投資端高度服從于股東的項目需求,關聯交易、資金占用等問題頻出;國資進入后,經營目標的優先級將從"服務股東"回歸到"償付能力管理和保單持有人利益保護"。
第二層是牌照整合。對于廣州金控這樣的地方金控平臺而言,保險牌照是補齊金融生態的最后幾塊拼圖之一。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的聯動,本身就是金控平臺存在的邏輯基礎。珠江人壽如果能走出困局,未來在"存貸+保險+投資"閉環中的經營價值,遠比當前10%的股權更有想象空間。
第三層是行業出清。過去十年,一批中小壽險公司依靠資產驅動負債模式快速做大,但隨著低利率環境持續和房地產行業調整,這種模式已經難以維系。那些未能及時轉型的機構,逐步走向了國資接盤的結局。從三峽人壽到國寶人壽,再到珠江人壽,這個趨勢反映的是行業從粗放擴張走向規范經營過程中的結構性調整。
總的來說,18.5%的持股對于廣州金控是張"入場券",后續能否進一步增持、能否在經營層面有更大的話語權,取決于珠江人壽的風險化解進度和監管態度。對于朱孟依家族而言,10%股權的減持可能是退出的第一步,也可能是與國資共治的重新定位。
未來幾年,這家總部在廣州的全國性壽險公司能否重新交出償付能力報告,將是最直觀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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