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63）——女港商命喪江城（四）

6月16日，距發現枯井女尸已經二十三天。

這種涉外案子，即使從已經發現的案情判斷基本可以認定系刑事命案，但是因為涉及港商來內地參加廣交會，分量很重，各級領導的關注、催問、督促自是難免，可想而知，專案組正經受著什么樣的壓力。

當天，專案組舉行會議，討論下來認為:

不能守著“贓物布控”這棵樹，等待案犯自己撞過來。

一千刑警議來議去，覺得應該盯著當初“老羊頭”提供的“深夜引擎聲”這一模糊線索，調查那輛用于拋尸的小車。

現場勘查和“老羊頭”的親眼目睹，可以斷定案犯動用小車拋尸這個情節肯定存在。

刑警們開拓思路，武漢本地車輛都查過了，那么會不會是外地車輛呢？

武漢老照片 圖片來自網絡

那天晚上，由于巧合甚至故意制造的原因，把車輛停在武漢市，從而給案犯提供了運尸拋尸的機會？

專案組立刻決定調查5月14日晚上停在本市過夜的外地小車。

這事聽上去可能有些難度，不過在當時還是可以有條有理地做下來的。

那時，雖然還沒有公路收費站、街口監控攝像頭，可是車輛少，小車更少，最關鍵的是凡是夠得上坐小車來武漢，都是有點兒級別的人物，下榻住賓館，再不濟也得是內部招待所。

凡是住宿的賓館、招待所都有登記，即使地委書記部隊師長級別的高級干部自己不掏證件登記，也有人會替他們作一個內部記錄。

刑警琢磨，最高也就這個級別了，再往上就不會坐著小車來武漢出差了，只要去各個賓館、招待所悄悄查閱一下即可。

次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進行調查。

為了抓緊時間，組長張淵特地向市局辦公室請求臨時調派了三輛三輪警用摩托車，這樣連同原先臨時調撥的那輛中吉普，專案組就有了可以坐下全體成員的交通工具。

不過，辛苦折騰了一整天，到傍晚大家會合時，沒有一撥查到線索。

5月14日那晚，武漢全市只有兩輛外來小車，分別來自湖南岳陽和本省鄂州，一個是行署領導，座駕是一輛“福特”；一個是地委副書記，座駕是一輛蘇聯1950年生產的老式中吉普。

他們因公出差，就住一夜，分別下榻于漢口和武昌的兩家賓館。

那時經費緊張，官員也沒有私密事兒，為節省開支，這兩位領導按照戰爭年代“官兵一致”的習慣，把司機安排和自己同住一個房間。

小車就在窗下停著，別說誰想發動，就是拉一下車門，只怕也會驚醒警惕性特高的司機同志。

這天的工作勞而無功。當晚，專案組再次開會討論，前面曾經提及的外事警官凌龍法這天也到場參加，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沒有干過一天刑事偵查的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寥寥數句發言，竟給之后的偵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凌龍法并非專案組的正式成員，當時領導通知他過來，任務是“協助處置相關外事工作”。

因此，他在完成了前往北京跟英國駐華代辦處取得溝通以及后來接觸從香港趕來的死者季留鳳的同居人達巍的工作之后，基本上就沒有事做了。

但是，專案工作尚未結束，他還得繼續待下去，案子偵破后，再向英國駐華代辦處和死者家屬通報情況。

凌龍法1950年大學畢業后參加公安工作，至今已有十三年，也算是一個老公安，知道規矩，不該做的不做，不該問的不問。

之前，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沒有通知他就不參加，今晚張組長通知他，他就來了。來了也沒打算發言，就帶了雙耳朵來聽聽。

沒想到，張淵等人見他坐在一旁埋頭抽煙一直沒吭聲，就說:

“請老凌談談意見吧！”

沒奈何，凌龍法只得開口發言，他說:

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調查一下修車廠？那里如果有些待修或者修好的小車，也是可以臨時使用一下的。

一語提醒了大家：

對啊！怎么就沒想到查查修車廠呢？

實際上，沒想到修車廠是有原因的。當時的汽車修理還沒有形成一個行業，汽車很少，使用中如果發生故障，也是交由原生產廠家負責修理。

生產廠家一般在外地不設修理場所，而是派人過來修理，車輛損壞嚴重(如車禍等原因)可以修理，就讓客戶把壞車運送過去。

社會上其他一些雜七雜八，幾乎都是新中國成立前留下來的外國品牌汽車損壞了就上修車廠，那里可以加工損壞的零部件，當然質量跟原廠沒法比，湊合著可以用，用壞了再來換。

修車廠是一個民間的說法，真正以修車為業務的廠子在每個城市鳳毛麟角，客源沒法保證，開了就要賠本。

此刻，凌龍法所說的修車廠其實不過是幾家機修廠，刑警沒有想到可以理解。

第二天，刑警先去市工商局，那里提供的資料顯示，全市批準機動車(汽車、拖拉機、摩托車)修理經營業務的單位一共有十三家，其中只有一家專營，其余都是兼營。

從規模來看，那家專營修理廠最小，是一家小集體所有制的街道工廠，“大躍進”時期由幾個過去修車小作坊的技工為技術骨干起步，初時只有六人，到現在也不過二十三人。

當天下午，刑警分頭前往各廠進行調查。組長張淵要求他們在調查過程中，查看涉案日期的車輛修理記錄以及財務結賬資料，親自跟修理被調查車輛的技工見面談話，一句話：

過細再過細，不能遺漏任何蛛絲馬跡！

其時，武漢地區已經進入夏季，刑警的調查工作進行得非常辛苦，有的還得去外地找客戶當面了解，那就更是吃足了苦頭。

這項工作進行了七天，到6月25日結束時，眾人大為沮喪——竟然一無所獲！

怎么辦？有人說今晚再開會研究。專案組組長張淵立即予以否定，他說：

“忙了一個月了，大伙兒還沒休息過一天，今晚都休息吧，回家好好睡一覺，明天上午晚些來，咱們十點開會。”

次日是6月26日星期三，上午，一千刑警集中在會議室舉行新的案情分析會。張淵的眼光在眾人臉上逐個掃視，搖頭說道：

“看來，大伙兒心頭裝著破案的事，昨晚誰也沒睡好啊！怎么樣，誰想到了好主意？”

副組長解潤豐答：

“我覺得，我們盯著查移尸拋尸的小車這個思路沒有錯，還是應該順著這個方向往下走。”

張淵點頭贊同：

“往下應該怎么走？是再照著原路走一次呢，還是另辟蹊徑？”

這時，沉默寡言的李耀輝開腔了，他說：

“會不會有修車廠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先行營業而我們未曾調查到，也許恰恰就是這樣的修車廠里的小車？”

這么一說，其他刑警中頗有幾位產生了同感，紛紛表示贊同。張淵也說：

“這話有道理！這樣吧，會議繼續進行，請老解和老曹、小秋三位跑一趟工商局，了解一下向他們提出經營修車業務申請而尚未批準的有哪幾家，然后根據申請材料上列明的營業地址，悄悄查看，看有沒有提前營業的。

還有，為了防止打草驚蛇，你們把自己那輛車換上民用牌照吧。”

解潤豐三人這一去，還真有收獲：工商局提供的資料中，一共有三家單位提出了經營機動車修理業務申請，尚未批準，三份材料都已經送到領導的案頭，簽批沒有問題，只不過是時間早晚而異。

武漢老照片 圖片來自網絡

刑警詢問接待的工商局干部:

是否會有在未批準經營前先行營業的情形？

對方說:

不可能，一旦查到，必須嚴肅處理。

那時，工商管得很嚴，社會上沒有“試營業”之說，誰試誰違法，單位(只有單位才能經營此類業務)領導是要承擔責任的。

盡管工商那邊說得斬釘截鐵，但是刑警還是一家家悄然暗訪了一遍。結果，在距武昌火車站一里之處，發現有一家修車廠真的打出了嶄新的汽車修理廠招牌——國營沙洋汽車修理廠。

三位刑警一看就明白了：

他們屬于公安系統中國三大勞改農場中，位居老大的沙洋農場！

1952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根據毛澤東在全國第三次公安會議上所作的“為了不讓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閑飯，必須立即著手組織勞動改造工作”的指示和全國第一次勞改工作會議精神，召開湖北省第二次勞改工作會議。

決定在沙洋地區劃定區域，建設沙洋農場，將省內原計劃調往西北的罪犯和撤銷省屬專(區)、縣勞改場所后的罪犯集中到沙洋進行勞動改造。

1952年8月13日，這個由李先念親自拍板的特殊農場掛牌成立，按照中國當時以地名作為勞改農場稱謂的慣例，定名為“沙洋農場”。

沙洋農場地跨荊門、潛江、天門、鐘祥、京山、沙洋六縣，總面積兩千一百平方公里，場部設在沙洋縣城，隸屬省公安廳勞改處。

農場成立后，發展很快，除了開墾荒地種植莊稼，還有畜牧、水產養殖，以及自辦機修廠等多種經營。

沙洋農場的服刑人員和刑釋留場就業的工人中，頗有一些修理機械設備的能工巧匠、技術高手，水平堪稱一絕，名揚全省，甚至外省有些單位的汽車，遇到屢修不復的情況，也會遠道直奔這里解決。

早在1959年，農場就考慮到為方便客戶修理，在武漢市內開辦一家作坊式的小型汽修廠，可是，這個計劃因“三年困難時期”的來臨而被迫擱置。

到了1963年春，困難階段已經度過，農場方面重新拾起這個念頭，著手落實。

省公安廳勞改處對此大力支持，很快幫助解決了廠址，著手進行工商登記。

省內離武漢較近地區的客戶，知曉這一情況后，也就不奔沙洋而是直接來到武漢，修車廠只能接受下來，開工修理。

至于工商那里，大家都屬于執法系統，即使發覺也就眼開眼閉，反正執照很快就會批下來。

專案組了解這一情況后，立刻對這家只有十二名修理工的汽修廠進行調查，省廳勞改處出面打了個電話，馬上關門停業。

廠里還沒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專案組一行十數人已經登門，管理人員都是農場干部，雙方一溝通，當下就把十二名修理工集中起來，由刑警一個個點名，叫到其他屋里接受調查。

這些人都是農場從留場就業職工中抽出來的精通汽修技術的能工巧匠，個個能夠獨立操作車、鉗、刨、磨、焊、電工等，有的甚至還兼帶著能干木工、泥工等雜七雜八的活兒，水平不凡。

各人的技術本領相當，但是從前的經歷卻不同，他們全都服過刑，案由各異，有的是“軍統”、“中統”特務，有的是暴力或者侵占財產型犯罪的刑事犯，有的還是投機倒把、詐騙等經濟犯。

勞改場所分幫派、講資歷輩分，誰的資歷老且厚，誰就是老大。這種邪風惡習，甚至延續到了刑釋后留場就業的人員中。

審理查明:

季留鳳的命案，就是修理廠老大、老二、老三聯手所作。

老大名叫雷先官，三十七歲，廣東汕頭人氏，十三歲去香港學修車手藝，二十歲回內地在武漢與人合伙經營汽修，參加了“一貫道”。

新中國成立后被捕，判刑五年，在沙洋農場服滿刑后留場就業至今。在香港時，雷先官拜師習練詠春拳，下過苦功，還多次參與過黑幫實戰，徒手格斗能對付三五條漢子，有這樣的身手，想不當老大也難。

所以，雷先官在服刑時是老大，留場就業當工人也是老大，到了汽修廠做技工還是老大。

老二名叫穆三林，老三名叫王成仙，這二位都是武漢人，比雷先官小幾歲，新中國成立前學手藝，是師兄弟，新中國成立后都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

可惜倆人不懂得珍惜，結交了一幫狐朋狗友，私造手槍，企圖偷越國境投奔海外，案發被捕，雙雙被判七年徒刑。

到了沙洋農場，因有一手不錯的機修技藝，就分派到機修廠勞役。改造期間表現積極，減刑兩年，于1956年提前釋放，留場就業至今。

武漢老照片 圖片來自網絡

這二位沒有學過武術，不過，既然喜歡結交狐朋狗友，流氓團伙那一套自是熟稔，在農場機修廠時投到了雷老大門下，成為老大哥的左右護法。

留場就業人員薪水低，這三位兄弟雖然技術好，但每月也不過拿三十來元錢鈔。

這點兒錢在農場還勉強可以湊合，到了武漢就不行了。于是，三人就動起了創業增收的腦筋——倒票。

倒什么票？什么票都倒。舉凡火車票、糧票、布票、油票、香煙票、糕點票、糖果票……啥票緊俏就倒啥票。

那年頭，雖然有人倒票牟利，但是人數不多，也就不過兩三個月時間，雷老大的名聲已經在武昌火車站的票販子圈里傳開了。只要他們三人隨便哪一位在車站露臉，其余票販子就都得回避，把生意讓給他。

季留鳳的性命，就送在這上面，其命歸西，無法知曉她當時的心理活動。

5月14日上午，季留鳳退了房離開“躍進旅社”后，憋著一肚子氣提了行李前往武昌火車站。

這夏初冰是她的表妹，自己又沒得罪她，只不過說了說請其幫忙鼓搗幾個漂亮妹子去香港，而且給了錢鈔、戒指，她竟然撕破臉皮指使妹夫假借酒醉調戲，這不是過于卑鄙了嗎？

因此，季留風不辭而別，姐妹倆分道揚鑣！

可她趕到武昌火車站后，卻沒買到前往廣州的車票，連站票也沒有。正犯愁間，老三王成仙出現在她面前。

對方顯然已經尾隨她在售票窗口，聽清楚了是要買去廣州的票，于是湊近問其是否要下午去廣州那趟的票，硬臥下鋪。

季留鳳一聽大喜，連忙點頭。王成仙說:

他是受人之托，得加價十元。

季留鳳盡管不大愿意多付錢鈔，但也沒有辦法，多待一天的話住宿費得翻十幾二十倍，此時，她不可能再回旅社去住，只好憑護照入住涉外賓館，想想也就算了吧，稍一遲疑就點了頭。

王成仙讓她跟著走說:

票在附近的住處，不敢放在身邊，否則給工商或者便衣警察發現就壞事了。

季留鳳常看港報，知道內地治安甚佳，再說看眼前這個王老三也是一臉善相，又是在武漢市內，青天白日料想不會出事，于是跟著了附近的汽修廠。

汽修廠雖然是試營業，卻已經和正式營業一樣排班，十二個工人分兩班，干二十四小時休息一晝夜。

按說應該有六個工人在場，雷老大三個也就下不了手，可是這天的情況有些特殊：

上一天晚上搶修一輛卡車，從他們這一班抽調去了三個人，只剩下雷先官、穆三林、王成仙三個。

之前，他們還真沒想到過殺人劫財，只是想把車票倒騰給來人，賺取十元差價。

哪知，季留風的珠光寶氣讓雷先官眼睛一亮，而她從坤包里掏出的一厚沓錢鈔更是讓他心跳加劇。

當下，雷先官幾乎來不及多作考慮，隨手抄起旁邊的一根木杠子沖季留鳳腦袋上就是一下，然后指著倒地的季留風向穆三林、王成仙喝令：

“勒死她！否則就打死你們！”

穆三林、王成仙一愣之后，馬上意識到老大這不是虛聲恫嚇，而若論動手，別說對方手里有杠子，就是徒手，憑其身手還不是眨眼間就把他倆給解決了？

于是，穆三林就取了一截麻繩，和王成仙一起動手，把已經昏迷的季留鳳勒死，然后把尸體連同行李搬至旁邊的倉庫里，用雜物遮掩住。

整個作案過程，也就不過一兩分鐘，木杠擊頭的聲音，根本沒驚動后院辦公室里待著的那三個干部。

接著，三人商量如何處置尸體，最后決定當晚拋往漢陽那邊龜山腳下的灌木叢里去，那里人稀偏僻，應該沒人發現。

至于運尸，可以動用正在修理的車輛，正好他們手頭有一輛鄂州軍分區的小吉普在修理，明天交貨，晚上加班半夜試車時，正好轉移尸體。

當天下午，雷先官、穆三林以試車為名開了小吉普出去物色拋尸地點，在漢陽月湖龜山腳下發現有一口枯井。

當天午夜過后，雷先官讓王成仙、穆三林把季留鳳的物品除證件、坤包外全部留下，尸體只剩內衣，裝上小吉普，由他和穆三林前往月湖拋尸。

事畢即返，繼續佯裝檢修該車，汽修廠晚上留有一名值班干部，辦公室在后院，根本沒有發現前面的動靜。

這三個案犯具有較強的反偵查意識，作案后把贓物埋于工具箱下的泥地里，根本沒打算馬上銷贓，所以專案組的布控就顯得徒勞。

三案犯交代后，刑警起獲了全部贓物。至此，這起涉外命案的偵查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雷先官、穆三林、王成仙于1963年9月27日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