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親是一生的關系！希臘作家新書記錄，20歲年齡差看哭眾人

如果我現在走進去，對她說“你看，當年發生了那件事……”，這還有意義嗎？那些把我們連在一起的經歷里，什么都有：愛、冒險、分離、重逢、彼此的健康問題，還有我對酒精的依賴。但語言并不能描述一切，它們只是方便而已。

當然，我母親遠不止這些。我們為什么喜歡《海達·高布樂》？因為她不是那些遭遇的總和，因為她不可預測，因為并不存在某個創傷性的閃回，能把一切都解釋清楚。

母親如今就在兩道門之外。如果我轉換視角，轉向過去，等著我的會是一個睜大眼睛的小女孩，迫不及待想對著麥克風說出“我要和泰山一起去叢林”。孩子在孩子之中，母親在母親之中，我也在我自己之中。什么更重要？什么才是現實？

回憶強烈地涌來，眼前的現在卻像幽靈一樣，而小家伙的每一個動作又都屬于未來。還有什么比這更富有詩意、更真實？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一切？我又該如何在這種現實中不至迷失？從我出生起，我就一邊活著，一邊觀察自己所經歷的一切。

在尋找失去的——或者說重新贏回的——時間時，重要的是，我們既是時間的創造者，也是它的造物。當我們穿行于自身的倒影和碎片之間，就會意識到，我們的真實是一個混合地帶：強烈的記憶、流動的當下，以及對那個永遠難以企及的未來所懷有的大膽期待。我同時是曾經的我、現在的我，以及將來的我。

此前在母親劇院上演的一部作品，是尤金·奧尼爾的《長夜漫漫路迢迢》，導演是迪米特里斯·卡蘭扎斯。她在其中飾演有癮的瑪麗·泰隆，而她用來掩飾問題的所有伎倆，都和我在那十年酗酒時期用過的如出一轍。她讓我強烈地想起當時的我自己。瑪麗·泰隆就是我。某種奇異而又隱秘的親緣關系。

1960年：我還是嬰兒時和她在一起。很多很多年來，我早已能夠把“在舞臺上看母親表演”這件事和現實分開。我能認出那是角色，不會混淆，我是客觀的。

我小時候，會幫母親記尼科斯·福斯科洛斯作品《子彈不會返回》里的臺詞。我很早就明白，這就是她的工作：去扮演其他人。第一次在電影里看見她時，我卻困惑了。她那么巨大，聲音像鐘聲一樣洪亮。那種倍增的效果令人難以理解。而我自己也喜歡讓其他人活起來，只不過不是在觀眾面前，而是在腦海里。

很多很多年來，我都能和母親在舞臺上的形象保持距離。我能認出角色，不會把事情混為一談，我是客觀的。但在這部戲里，又有別的問題介入其中。今年，母親飾演的是李爾王。那是一個直視現實深淵，最終發現那里一無所有的人。

這時我想起了父親生命最后的日子。談到母親，也必須談到父親。讓自我開口吧。正如蒙田所說：“關于靈魂的悸動，我愿在這里坦白我所感受到的一切。”我感受到什么？這些印記是什么？16歲那年，在洛桑的一家餐館里，父親對我說過的話，對我意味著什么？“喝一點這個。這是阿爾薩斯葡萄酒嗎？不是很美妙嗎？”

把它們寫下來時，那是我從他口中聽過的最溫柔的話語之一，也是發生在迷人風景中的一個美好時刻。可一旦只是去想，它們反而奇怪地變淡了；只有寫下來，它們才獲得意義。

在回憶中閃光的是什么？是破碎的部分，是殘片。是那杯阿爾薩斯葡萄酒。而人卻淹沒在余味之中。因為儲存溫度不當，它已經發酸了。可那個16歲的孩子，眼前仍有一個廣闊的世界等待去經歷，一種審美等待去認同。那只是一個缺席整體的碎屑，是一種無休止的剝落。

而今天，我把這種感覺視作一種“鮮活而常青的混亂”。一條模糊而苦澀的彩虹。也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日出。正如一位朋友說的，我在結構上是個樂觀主義者。和我的妻子伊娃下棋。

“凡是熬過自己童年的人，都已經掌握了足以支撐余生的生活信息。”弗蘭納里·奧康納曾這樣說。司湯達7歲失去母親時，在某個地方讀到了《堂吉訶德》。當他讀到風車那一段時，笑出了聲。

幾年前，母親在一次采訪中說：“我們經歷過艱難的時期。阿萊克西斯在他的第一本書《第七頭大象》里，記錄了他和酒的問題。那時候我整個人都碎了。天哪，愿這種事不要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應對這件事的方式需要極大的力量。他給那些正在經歷類似事情的人提供了支撐，也給了我這個做母親的人支撐。你知道，我做過的一切、我經歷過的一切，都付出了高昂代價。我不是在訴苦，我非常厭惡那樣。但在個人生活里，我付出了很多。而那段經歷是悲劇性的，是殘酷的。”

我和母親一起走過、也仍在繼續走著一段長達數十年的路。以我們的關系而言，所有可能經歷的情感，我們幾乎都經歷過。這始終是一段強烈、迷人、起伏跌宕，卻又非常真實的關系。隨著我們一同變化、一同成長，它的根扎得越來越深。

盡管有許多逆境，我們仍然能夠成長，并且某種意義上分享彼此的成長，這讓我們的紐帶更加牢固。這曾經是、現在仍然是一段豐厚而充實的關系。我將永遠感謝她，因為是她為我打開了這個瘋狂的游樂場，讓我得以在其中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