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方縣這本賬,我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年收上來4億多的稅,光發工資就要26億,這中間的缺口誰來填?答案是上面的轉移支付。
可問題在于,錢不夠花的時候,企業的欠款可以拖,老師的績效可以緩,臨聘的工資一壓再壓,唯獨編制內那部分動都不能動。這種撕裂感,才是大家真正想聊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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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大方縣的家底擺一擺。這是貴州畢節下面的一個縣,2023年的數據是《半月談》最先報出來的,后來新浪財經等媒體也做了核對。
全縣常住人口60多萬,靠財政發錢的人超過4.4萬。算一下比例,差不多每14個大方人里面,就有一個吃財政飯的。
這個數字,放在中西部縣城里都算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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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結構。在編的1.56萬人,一年吃掉20億,人均12.8萬。
臨聘的2.9萬人,全年工資加起來才4.6億,攤到每個人頭上一年1.61萬,一個月一千三百多。人多的那頭錢少,人少的那頭錢多。
臨聘的人數是在編的近兩倍,工資總額卻不到人家的四分之一。差距擺在這里,誰看了都得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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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看到數字就罵縣里養閑人,我們覺得這話不公道。護林員在山里跑,協警在路口站,保潔凌晨掃街,村干部挨家挨戶走訪,這些活兒總要有人干。
教育、醫療、消防、治安、養老這些基本盤,也不可能因為縣里窮就關門大吉。真正干最累最雜活兒的,恰恰是那批一個月拿一千三的臨聘人員。
上面往下撥轉移支付,出發點沒錯。中西部很多縣,光靠本地那點稅,連老師工資都發不齊,更別說醫院、派出所了。
國家搞財政均衡,就是要把差距填一填,讓偏遠地方的人也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這個制度救了很多縣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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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在制度本身,在于錢下來之后,用途慢慢就跑偏了。原本用來兜底民生的錢,越來越多變成了養人的錢。
大方縣自己收的稅,只夠發在編人員兩個月工資,剩下十個月全靠上面輸血。整個財政已經懸空了,本地經濟根本撐不起這個盤子。
這種模式一旦轉起來,就很難自己剎車。今年推進的縣鄉機構改革,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想動這塊。
財政一緊張,壓力往哪兒傳,這里面的規矩很清楚。企業的工程款可以拖上一年半載,基建項目可以緩一緩,教師績效被扣過,社保經費也被挪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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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聘人員的工資能壓就壓,社保能省就省。但在編人員的基本工資、社保、公積金、職業年金,一分不少。
津貼、績效、福利,也很少因為財政吃緊往下調。同一個縣,壓力單向傳導。編內和編外,在縣城里就是兩套人。
臨聘的干著最臟最累的活兒,工資最低,保障最差,一旦要精簡人手,頭一批就輪到他們。在編的有制度托底,收入穩,福利全,市場怎么變、財政怎么緊,基本盤不動。
編外扛成本,編內享紅利,這話說得雖然刺耳,但基層的人都明白是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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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市場上的普通人比一比就更明顯了。
行業不行了,企業可以降薪、裁員,扛不住就破產,員工只能自己認。2025年這輪結構調整里,制造業、房地產、互聯網都經歷過一波收縮,多少家庭勒緊了褲腰帶。
地方經濟不景氣、稅源萎縮的時候,社會各方都在分攤代價,唯獨編制內的待遇像裝了減震器,穩得很。老百姓爭的其實就是一件事:好的時候你們先漲,差的時候我們先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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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寬裕時,體制內先享受漲薪福利;財政收縮時,代價交給市場和編外群體。這種權責不對等,才是輿論最容易被點著的地方。
這跟仇視公職人員沒關系,是對分配規則本身有意見。從制度上講,地方政府確實不能隨便下調在編人員的基本工資,也不能拖欠法定薪資。
這條底線立起來,是防止地方權力亂伸手,保住基層隊伍的穩定。這一點我們理解,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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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底線是底線,不代表整個待遇結構就一動不能動,這兩件事得分開說。在編人員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資,還有一大塊是地方津貼、專項補貼、績效獎金、各類福利。
這部分是彈性的,制度上并沒有鎖死。對那些常年入不敷出、靠轉移支付活著、甚至擠占教育醫療資金的縣,彈性部分完全有調整空間。
招聘緩一緩、冗余崗位并一并、超標福利清一清、績效跟財政掛一掛,這些都能做。我們想說清楚的是,調整的方向絕對不是把公職人員的合理待遇往臨聘水平上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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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聘工資一千多、保障幾乎為零,這本身就是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不能拿來當參照物。真正要打破的,是那種“待遇只能上不能下、風險只能編外扛”的老規矩。
收益共享、風險共擔,這才是公道話。縣域財政現在最大的毛病,是花錢的順序太僵。
錢一到賬,先保工資,再保機構運轉,然后還債,剩下的才輪到產業培育、民生改善、基建升級。前面幾項一算完,后面基本沒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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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的支出被生存性的支出擠到墻角,縣里想搞點產業、修點像樣的路,壓根騰不出錢來。大方縣早些年被官方通報過拖欠教師績效、挪用教育專項經費。
這件事很能說明問題——花錢順序一僵化,最先被擠的往往是本該優先保的民生。老師的錢都能拖,別的更別提了。
這種反噬暴露出一個殘酷事實:吃飯財政走到極端,連吃飯的人自己都要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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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的結構還養出了一個死循環。縣里稅源薄,錢靠上面給;給了先養人,沒錢投產業;產業上不去,稅收漲不起來;漲不起來就更靠輸血。這個圈套在很多中西部縣轉了十幾年,越轉越緊。
財政學里管這叫“軟預算約束”——反正上面兜底,擴人不用自己掏錢,浪費也不用自己負責。人才流向也被帶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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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考公考編的熱度大家都看得見,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300萬,2025年、2026年又連續刷新紀錄。在中西部縣城,編制崗位幾乎成了最穩、最有保障、最沒風險的選擇。
優秀年輕人擠破頭往體制里鉆,民營企業、實體產業、技術一線反而招不到人。都去爭存量,沒人做增量,長遠看是慢性傷害。
公開數據顯示,全國縣級財政的平均自給率大約只有38%。也就是說,縣里每花100塊,自己掙的只有38塊,剩下62塊靠上級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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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很多縣,自給率連20%都不到,長年累月靠輸血過日子。這不是哪一個縣的鍋,是歷史遺留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疊加出來的結果,短期內改不了。
轉移支付這個機制不能一刀切砍掉,這話必須說在前頭。真斷了兜底,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教育、醫療、公共安全立馬癱瘓,受苦的還是最底層的百姓。
國家每年花大力氣搞財政均衡化轉移,就是這個道理。制度本身有它的價值,不能因噎廢食。但兜底得有邊界。
上級撥下來的錢,說到底是全國納稅人的錢,用途應該是保障公共服務的下限,而不是永久養著一個虛胖的機構。這兩條線過去很多年是模糊的,現在到了必須畫清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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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新一輪縣鄉機構改革正在推進,各地陸續開始動“合并、精簡、優化”的手術,方向是對的。拿著全國人的錢過日子,就得接受相應的公共監督。
哪些崗位真需要、人員規模是不是虛胖、待遇跟本地經濟水平配不配、壓力分擔公不公平,這些賬不能永遠藏著。透明化是改革的第一步,也是重建信任的起點。
老百姓不是不講道理,是想看到一個說得清楚的賬本。縣域財政真正的使命,是服務民生、支撐產業,不是單純發工資和維持機構。
財政一旦徹底變成吃飯財政,發展這個屬性就沒了,縣城也就沒有未來。大方縣的案例之所以被拿出來反復討論,是因為它把這種困境擺得太赤裸,讓所有人都不得不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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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最后,我們想說的其實很樸素。大方縣不是個例,它只是把很多縣共同面對的問題曬到了太陽底下。
財政有限的條件下,誰先扛壓力、誰被優先保障、誰該接受調整,這些問題得放到桌面上談。躲是躲不過去的,只有把規則理順了,基層才能真正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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