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疫情初期，克里斯托弗·諾蘭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將電影院比作圖書館與公園——“最實惠、最民主的社區(qū)聚集地”，并斷言“電影院永遠(yuǎn)不會失去價值”。
彼時，他的間諜驚悚片《信條》即將上映，而全美影院因封鎖接連關(guān)閉。諾蘭把影院視為公共生活的必需品：人們在此相聚，吃爆米花，做幾小時的夢。他尤其強調(diào)《信條》是用IMAX 70毫米等大畫幅膠片拍攝的，本身就是為“大銀幕體驗”而生。在他眼中，直接流媒體上線不僅侵蝕公共空間，更抹殺技術(shù)型電影的存在形式。
2020年秋天，《信條》終在美國開畫，成為疫情時代首批試探票房的大片。盡管在當(dāng)時的艱難處境下票房尚可，影院的長期前景依舊暗淡。流媒體背后的媒體集團(tuán)樂于控制分發(fā)、提升利潤，影院消亡似乎正中下懷。
對電影院的焦慮并非始于疫情。漫威票房稱霸的21世紀(jì)10年代末，觀眾只為熟悉的超級英雄面孔涌入影廳，其他類型門可羅雀。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等導(dǎo)演曾公開抨擊漫威的統(tǒng)治，科波拉更直指其“可鄙”。浪漫喜劇、家庭劇情片等中間層電影在影院市場式微，最終轉(zhuǎn)戰(zhàn)流媒體。
《信條》和隨后大獲成功的《壯志凌云：獨行俠》，共同為影院發(fā)行影片留下了一份值得書寫的藍(lán)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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