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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黨中央發出被稱為“5?16”的通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標志。到今年2026年,已經過了一個甲子。有人說:“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如今我想說:“忘記過去歷史會重演”。文革已經被黨的決議定性為“十年浩劫”。有人說: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我認為:只有向后看,才能向前進得更好。歷史是不能回避的,總結歷史教訓,才能防止死灰復燃。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對歷史有共同的認識,隨意曲解歷史將帶來莫大災難。至今還有人不懂那段歷史,唱文革歌,跳忠字舞,看到當前的一些問題,就呼喚二次文革。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不知道歷史的真相,又看不到有關的歷史記載,會以為:文革有可憧憬的純潔精神追求,是政治經濟的全面平等。我們要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真實的文革,揭露其愚昧、無人性、反歷史、摧殘社會、狂熱的階級斗爭的實情。目的還是只有一個:不讓歷史重演!
號召造反全民瘋狂
1966年夏天,毛主席以親手寫的一張大字報,還有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正式發動了文革。文革是干什么的,要達到什么目的?我們這些10多歲的中學生根本不知道,上面號召造反,造帝修反、當權派的反,在學校就是造校長、老師的反。一時間學校里貼滿了大字報,揭發校長、老師的反動言論。其實我們并不知道反動言論的標準是什么,反正可以上綱上線,以言治罪,把他們的什么話都可以拿來懷疑、批判。接著就是把校長、老師抓來批斗,要他們交代自己的反動言行。
那時全民進入了懷疑一切的不正常精神狀態,不管被批斗的人的原話、行動是什么意思,就可以往反動上面上綱上線。美術老師的一幅風景畫就可以有人看出來,在山水之間有隱藏的特務密碼;甚至說在一幅畫毛主席的畫中,毛主席穿的衣服那衣紋里有“蔣XX萬歲”的字樣。本來畫人物的衣紋那線條就是曲里拐彎的,可以說是想什么就像什么,就可以懷疑成什么的。有人看出了那些字,其他人來看也是越看越覺得是真的。那美術老師就百口莫辯,被斗、被打。那時候報上登過一幅天安門的畫,有人在畫的天安門城樓旁邊,看出來說是畫了一只大皮鞋,那意思就是要踹開天安門,肯定是反革命,就把畫畫的作者抓來狠批狠斗。
那時的上海大街上,真有“大革命”時期的氣氛:誰都可以組織游行隊伍上街,每天游行隊伍川流不息,標語、口號滿天飛,大街上貼滿大字報,空中翻飛著紅衛兵在高樓上撒下的傳單。那時北京、各地來的傳單、小道消息滿天飛,很多是報紙上看不到的內部消息。我們學生成立的戰斗隊,拿來了學校油印機、白紙,就刻蠟紙、鋼板,各地的消息不管真假就印成傳單,上街散發。
上街看大字報是當時了解運動精神、形勢發展的一個渠道,許多關于文革的精神都是從大字報上看來的。街上還到處是大標語。印象最深的是“打倒內奸、叛徒、特務、工賊劉少奇”的標語,把最后的“奇”字,橫過來寫,還把最后那一個鉤往下、往左拖得很長,就成了一個“狗”字。所謂的“大革命”運動沒有什么嚴肅性,就是這樣的無聊、低級!
一切的傳統觀念都被打破了,什么孔子、老子、儒道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都被否定了,歷史人物如海瑞、李秀成、瞿秋白都成了壞人。我受了這種懷疑一切思想的影響,一個10多歲的小孩子根本沒有正確的歷史觀,自己居然也寫了“岳飛是民族英雄嗎?”這樣的文章,還投稿到報社去,說岳飛曾經鎮壓農民起義,在朱仙鎮抗金前線本來可以一舉直搗黃龍的,不顧大義,被皇帝的十三道金牌催回了京城。不但他自己被害了,抗金戰爭還失敗了。他不能稱得上是一個民族英雄。
全民瘋狂還表現在沒有科學知識上。那時迷信的東西謬種流傳,現在看來這些東西真是荒唐!那時全上海都流傳“紅茶菌可以治百病”,家家都用大罐子養紅茶菌。那菌種是一種像漿糊一樣的透明菌塊,養在紅茶中可以越長越大,據說吃了可以治很多病。后來證明根本沒有這個效果。還有“打雞血針”,把公雞的血打進身體里去,據說可以強身。人們紛紛買公雞來抽血,打進身體里補血。過了很多年,大家才知道雞血打進身體里很危險,可能傳染禽流感等疾病。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全民的無文化的瘋狂運動!
獻金獻產私屋歸公
十年浩劫是一場極左運動,那時一切與私有關的都成了反動的東西:“狠斗私字一閃念”、“斗私批修”、“私是萬惡之源”……而與公有關的就是革命的了:“把一切獻給革命”、“一生獻給毛主席”等口號喊得震天響。我一個10多歲的孩子對這些公與私的關系理解不了,對自己有時候心中冒出來的私念:比如想占有某個東西,有某種欲望……就覺得不可理解,不明白自己為什么會有私心,沒有崇高的公心,會覺得自己十分反動而彷徨不安,內心沖突,甚至……
全社會也一樣墮入了瘋狂的批私斗私活動。那時的紅衛兵以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名義,強行闖入所謂反動階級的家庭抄家。過去舊社會只有被定罪的犯人、官員才會被抄家,而文革中在舊社會有點地位的人都被抄了家。一些過去的資本家、舊官員、老知識分子等人的家里,都被紅衛兵小將抄家了。那些人凡是家里的金銀、財寶、文物、圖書等,都被紅衛兵查抄走了。有些人家害怕被抄家,就把家里的東西偷偷扔了。那年頭,在上海的垃圾箱里,常常有撿垃圾的撿到了金銀財寶。
普通老百姓也以為擁有金銀是罪惡,紛紛到銀行把金銀賣給國家,上海銀行門口出現了排隊賣黃金的長長的隊伍。許多婦女把自己心愛的金首飾忍痛賣給了銀行。記得那時候的金價是一兩90多元。有的人家有私產的,比如有私房的,就去房管局要求收歸國有。
我家里的經濟狀況屬于一般市民,父母都是上班靠工資收入生活的,按經典理論我家是無產階級。我們租了公屋住,每月要付幾元錢房租。我外公舊社會是做工的,抗戰時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就丟下我外婆、我母親,獨自去南方了,再無音信。后來有人到上海,說看見我外公因病死在外地了。我外婆就靠給人洗衣服養大我母親。外婆住在上海江邊碼頭、高昌廟,就是靠近清末李鴻章辦江南制造局兵工廠的地方,有一間破舊的瓦片老屋,只有10來個平方米。我家5個人在上海市區只住了10平方米公屋,本來應該有人住到我外婆家里去的。但那時候我們兄妹年紀小,高昌廟那時還像郊區一樣,房子周圍還有甜蘆粟種著,一到晚上環境昏暗,兄妹就無人肯去住。
文革前,母親就把外婆的舊屋出租了,每月就向租戶收20多元錢房租,還要向政府交幾元地價稅。文革時說“私產有罪,收房租是剝削”。我母親怕了,就去房管局要求交出私房,也辦了手續,把房產證,土地證都交了。我家一個私屋都沒有了,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自己家除父親在成都工作,上海5個人住10個平方米公屋,如此的擁擠不堪。
文革后落實私房政策,因為過去私房是無償獻給國家的,就要給個補償。我家就得到了300多元錢補償款,買了一只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一間祖屋最后成了一臺小黑白電視機,這財產賬怎么算得過來?后來上海建世博會,高昌廟一帶成了世博會場館所在地。我們兄妹說起那祖屋來,總是無限感慨:“要是祖屋沒有交出去,后來征地能拿到多少錢……”
私產交公就再也收不回來了。可是想想我們還是無產階級,就那么一點私房。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財產比我們多得多,他們交出去的私產有多少,也是一樣的一去不返!有的人家被抄走了金條,文革后落實政策,就按每兩黃金90多元算了賬。過了不久黃金價就調到400多元一兩。這些人家又怎么算得清這筆賬?
文革時期,我看到一個統計材料,講全國一共上交了多少金銀財寶、房屋私產。我就想到這里有我家的一份,有我大伯的一份,有其他多少人的一份。這是罪惡還是貢獻?
師道尊嚴蕩然無存
文革時,學校停課鬧革命了,我們不用上課了。那時社會上寫大字報揭發資產階級當權派,上面號召學生造反,就是造校長、老師的反。我們都是10多歲的孩子,哪有什么是非觀念,毛主席號召我們造反,我們就想緊跟形勢造校長、老師的反錯不了。一時間滿學校都是大字報,都是批判校長、老師的。大家捕風捉影,挖空心思回憶老師講過什么錯話,講課時說過什么觀點,就拿來寫大字報狠批一通。
有一個歷史課老師過去在講課時,說過“地主也有好人”,“農民起義后,地主階級實行讓步政策,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等觀點。學生不但寫大字報,還把他抓起來批斗,說他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為地主階級評功擺好”。有的學生還把這老師打得鼻青眼腫的。有兩個男女老師平時愛跳舞,他們倆常常在課余時間到學校對面的一個公園跳舞。學生批評他們是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把他們倆弄到一起開批斗會,把花圈掛在兩人的脖子上,把他們戲弄一番。
有些平時調皮搗蛋的學生,曾經受過老師的懲罰,這時候就有了報復老師的機會。教我班語文課的馮老師,人長得很帥,平時很優雅地騎一輛鳳凰牌自行車上班,相當于現在的皇冠車了。有的調皮的學生在作業本子上寫了老師的名,馮老師就要把這學生找來訓話。現在這些學生就斗馮老師,叫他低頭認罪,把他的脖子使勁往下摁。馮老師的脖子受傷了,就在家里貼了傷筋膏。第二天,有學生批斗馮老師發現他貼了傷筋膏,就說:“你竟敢貼傷筋膏”,把它撕下來,繼續摁他的脖子斗。我在邊上看了直覺得老師太可憐了,也不敢去阻止。有同學鼓動我也動手打老師。我平時膽小,讀書成績比較好,還是中隊委員,老師常常表揚我,打老師我實在不忍心!
學校還有一個老師,父親是上海城隍廟里開點心店的老板,平時人家都叫他“小開老師”。這時候就有學生說他是剝削階級的子孫,來打這“小開老師”。我看到這老師在校園里被學生打得抱頭鼠竄,后來逃出了學校,學生還追到校外馬路上去打。一大群學生追著老師打,老師如喪家之犬地逃跑,一直追打到他家的城隍廟那里。有的路人像看白戲一樣哈哈大笑,有的學生也覺得很出氣。我看到昔日師道尊嚴的老師被打得這個樣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革后,有的學生對自己打老師的行為懺悔了,內心十分不安,就到幾十年前的學校向被打老師道歉。那時有的老師已經作古了,找不到道歉的對象,只留下無限的懊惱之情。有的學生找到了老師道歉,老師無限感慨地說:“那時你們只是娃娃,懂什么?要道歉也輪不到你們!”
現在我們感嘆社會道德下降,文明倒退,不明白這一切的源頭在何處?曾經有多少破壞千年道德、文明的行為“以革命的名義”行之,這社會還能情何以堪?處于高位者、執政者、頭頂光環的圣人、精神導師、意識形態的代表……都是全社會的精神文明的代言人、光輝形象的偶像,在以“大革命”名義進行的多少次運動中,內囊翻出來的都是如此的不堪入目:黨內對昔日親密戰友、忠誠戰士、可信同志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昨日握手言歡,今日鋃鐺入獄,有的甚至死無葬身之地;對過去的盟友、團結對象,翻臉不認人,斗倒斗臭,剝奪財產與生命,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只腳,永世不得翻身;對全社會、全體人民表面上是社會的主體,擁有各種基本權利,但實際上是空頭支票一張,一遇實際問題權利全無,維權處處碰釘子,一開口便有言論標準,一邁步就說走錯了路。如此這般,這社會的道德品質怎能不倒退?
亂批亂斗大伯上吊
我祖上并非有錢人家,我從沒見過爺爺、外公,爺爺、外公解放前就去世了,一家子都是由奶奶撐起來的。我有兩個伯伯,三個姑姑,奶奶帶著幾個姑姑靠扎紙花,替人辦喜事討生活,日子過得甚是艱難。大伯父解放前勤奮好學,英語學得很好,給英國人做事,在英國上海文化處起初做一個辦事員。他人很干練又聰明,會見機辦事,英語說得很地道,很得英國人的賞識,后來漸漸職位升了上去,收入也豐厚了。解放大軍打進上海前,英國人準備撤退,就把整個文化處資產交給了我大伯父打理。
解放后大伯父沒有再從事任何職業,主要靠以前積累的資產度日,他自己說銀行存的錢一世也花不了。大伯父有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思想,不喜歡上海的城市生活,那時想學陶淵明過歸耕的日腳。六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郊區真如向農村買了一塊地,建了一棟瓦房,又挖了一口井,種些瓜果、蔬菜。有時大伯父騎一輛上海人叫“老坦克”的舊自行車,足足蹬兩個多鐘頭從真如到市區,送些自己種的菜給我們家吃。我小時候見到的大伯父戴一付眼鏡,胖胖的,額頭寬寬的,很有學識、文化、地位的樣子。
后來鬧起了文革,大伯父在真如受到了沖擊。本來以他的地位在上海不算什么,但在郊區就不同了,鄉下人沒見過大世面,以為他是一個大人物了,在他的墻上寫上了“打倒洋奴某某”的標語。他的日子不好過了。那時兒女有的在市區,有的在外地,不同他住在一起,身邊只剩大伯父一人。隨著文革形勢的發展,“文斗”愈發成了“武斗”,真如的農民批斗了大伯父,還把他關起來派人看守,他失去了自由。大伯父過去是一個有地位、有尊嚴的人,受不了這種人格上的污辱,一時想不開上吊自殺了。
過了好長時間,我老不見大伯父上門,就問起我母親,才知道大伯父自殺了。又過了二三十年,我在廣州遇見了大伯父的二兒子,也就是我的二堂哥。二堂哥告訴我,當時他在云南工作,聽到父親自殺的噩耗,心里極度悲憤,實在想不通父親為何走上絕路,只幾天工夫滿頭黑發就變白了,頭發還掉了一大片。可見古人所說的“伍子胥過昭關——一夜之間白了頭”是真有其事。后來他漸漸情緒平復下來了,經過生活調養白發才又轉黑了,長出了新發。
文革后大伯父平反了,要落實政策,退回當時抄家搶走的資產。政府問大伯父的子女說:“你們父親存在銀行有多少錢?”大伯父子女說不出來,因為大伯父生前沒有交代過,他不知道自己會這樣死的。政府就退回了大伯父子女幾千元錢。憑良心說大伯父哪里止這點錢?!他子女說不出來,銀行有賬號應該是有數的,可又有誰來替他們查清!
全國大亂全面武斗
十年浩劫開始是來文的,對所謂的走資派、有問題的人寫大字報揭露,就是開批斗會也是動口、不動手的,出現武斗的只是少數地方。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主席手臂上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的名字,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主席說:“要武嘛!”后來,宋彬彬在學校動武打了老師。文革后,宋彬彬對自己的行為懺悔了,向老師道歉。
那時候全國出現了全面武斗。本來上海的文革還是比較文的,就像平時上海人吵架,嘴上兇得很,但動手的很少,大家辯論起來都是斗嘴。先是從北京來的紅衛兵小將給上海帶來了武斗風,不管男男女女的北京紅衛兵都是手揮大銅頭皮帶,對所謂的牛鬼蛇神一頓亂抽。他們嫌上海的紅衛兵太文了,說要敢于武斗。這樣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也學起武斗來了。
一時間在上海起了武斗風,許多單位的造反派、保皇派打起來了。那時每個單位都有兩派,凡是認為單位領導是好的就是保皇派,凡是認為領導是走資派的就是造反派。兩派常常因為觀點不同打起來。
我們中學也分了兩派,一派長期盤踞在學校大樓,另一派就去攻,兩派就武斗起來了。雖然上海的武斗很少有動槍的,但是用棍棒、長矛、石塊的不在少數。學校的造反派把學校大樓攻下來時,就把保皇派打得個個頭破血流。
上海柴油機廠是上海文革武斗的重點單位。我家隔壁的馬祥福是柴油機廠的工人,是參加“聯司”的,那是一個保皇組織,還有一派是造反派。那年柴油機廠兩派武斗很嚴重,打了好幾天,造反派把“聯司”的陣地攻了下來,把“聯司”的人狠狠打了一頓。過了幾天,鄰居家的馬祥福回來時,我看到他的頭都被打破了,包著厚厚的紗布。那次他家門口來看被武斗打傷的“英雄”的人圍了一大片。
全國武斗最厲害的是武漢、廣西、廣東等地。據廣東人介紹,文革武斗時打死的人太多了,就把尸體往西江、東江里扔。有人看到江里尸體的肚子里鉆滿了鱔魚,那些鱔魚就往死人肚子里鉆,吃死人的五臟六肺,看得人都惡心得想吐。在廣東,據說有一些人是不吃鱔魚的,因為他們看到過鱔魚吃死人,以后再也不想吃鱔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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